悠着点儿

华北战记

第一章    华北派遣

应召入伍

   昭和17年（1942年）2月9日早上7点，茨城县（日本的行政区域划分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西茨城肉户町（日本的行政区域划分单位）南面寺院的树林里聚集了大约100位村民。这些村民是来给我开壮行会的，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去宇都宫东部的第三十六部队报到。

  那个时候，当兵是国民的义务，成为一名军人不仅对于自己，自己的家庭，而且对于同乡的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因此当时无论日本哪里都会有这种壮行会，到车站给新兵送行也成了一种规矩。

  在我的村子里，壮行会是由青年会举办的。会长先致了送别感言，然后我也作了答谢。

“在这前所未有的国家存亡之时，应天皇陛下的召唤，作为肩负祖国安危的一个战士，没有比能赴华北战场作战更大的愿望了。”

在满满的聚集在寺院里的村民面前，我竭尽全力地表达了一片赤子之心。

“留下来的奶奶，弟弟和妹妹们真可怜啊！”

后来我听说，那时候村民们就是那样小声说的。情况确实如此。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两年前在我18岁时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我当兵以后家里就只剩下88岁的奶奶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了。这些博得了村民的同情。尽管如此，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后顾之忧，大义就要灭亲，就象致词时所说的那样，为了日本男子的荣誉我义无反顾地出征了。那时候我年满20岁零8个月。

   征兵检查大约3个月后，也就是昭和16年（1941年）9月中旬，肉户町政府的军事科送来了「现役兵证书」。只是一张很小的纸片，上面写着要去报到的部队名，地点和时间，以及要被派遣的地名。我的被派遣地点写着「华北」，在那下边还写着「19要员」的小字。当看到华北这两个字时，“终于能够去战场了”，我暗暗地高兴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产生疑问，“上了战场很可能就会被打死，怎么会暗地里高兴呢？”不光是我，在军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还是婴儿的时候就经常被说 “长大了就要去当兵不能哭”，当有些记事的时候，就开始玩扮军人打仗的游戏。到了小学，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教育方针下，接受彻底的国家主义教育。进入中学，还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考不上中学的也要被强制编入青年学校（以小学毕业生为对象以军事教育为目的的学校）接受军事训练。所谓军事训练听着好听，其实就是学习怎么拿枪去杀人。就这样，在军国主义全盛时期成长的年轻人在听到能到真正的战场时都会兴奋不已。

  当时，不管在哪里，都有很多从中国退伍回来的军人。年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从这些没有责任感的复员兵那里经常能听到很多自鸣得意的事情。“劈死了中国人” ，“强奸了中国女人”那样的话听得多了，就会觉得战争也很有趣，出于一种好奇心就也想早点儿去战场。

  还有，当时的日本人都很蔑视中国人而把中国人叫做“清国奴”。由于从小就被洗脑，所以也不觉得去战场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根本没有多考虑留在家里的奶奶和弟弟妹妹，反而觉得上战场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是，这也不是完全出于好奇心和好战的情绪，打心底里还是有着“尽忠报国”的信念的。可以说，当时的年轻人都是怀有「为祖国牺牲死而无憾」的理想与激情的。

  “朝着远山的尽头无边的天际，勇敢的战士现在出发。”

  这是出发前的晚上我在家里的榻榻米上读的内容。无名的悲壮感涌上心头，誓死报国之情炽热难当。我陷入了自我陶醉之中。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以来，日本已经与中国交战了五年之久。昭和16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向美英宣战，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我也就是在那之后两个月应召入伍的。

  日本奇袭了美国在珍珠湾的太平洋舰队，马来海战中击沉了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和雷帕鲁斯号两大战舰，同时占领了香港。在马尼拉被攻克，新加坡也即将陷落的军国日本的最盛期，政府，军部和国民都沉浸在战争的胜利之中。20岁年轻的我也被这种讴歌战争的潮流所吞没了。

2月10日到宇都宫东部第三十六部队报到的人当中，从同一个地方（肉户町）出来的包括我有13个。由于都是小学的同级生所以大家都觉得很亲热。这其中有5个人是从附近的友部车站乘车来的，有8个人是从肉户车站上车的。

由于有八个人要去当兵，所以来送行的人很多，密密麻麻的。肉户是水户线上最小的车站，简直挤得有些水泄不通了。

“万岁，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去当兵的，来送行的都显得很兴奋。

2月10日，宇都宫的大街上挤满了应召入伍的新兵。我们这些从肉户町来的人被安排住在法院街的八幡馆旅馆。几年前，为了私事我到过宇都宫的法院街，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八幡馆的招牌。虽然只住一个晚上，还是觉得有些恋恋不舍。

“到了华北战场没准就会没命，为了最后在这世上留下些美好回忆我们去中原町玩儿吧！”

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后马上就去了中原町。由于从同一个地方来了13个人，人多势众也就没有了顾虑。中原町是宇都宫有名的私娼街，即使在茨城县内也小有名气。

 在我们入伍的前一年，从老家出发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亲人陪同。到了昭和17年这种制度就被废止了。由于都是一个人行动起来就自由多了。

“染上病可就完蛋了，一定要带避孕套。”

 我们互相叮嘱后就进去了。如果的了淋病两三天就会发病。如果那样就会被狠狠地揍一顿被送回老家，然后会受到同乡的人嘲笑，那可真是奇耻大辱。冒着那样大的险我们还是去了妓院，过后一想真是有些后怕。年轻人就是轻率啊，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有些可笑。

昭和17年（1942年）2月10日，与一千几百名的新兵一起，我怀着饱满的热情，走进东部第三十六部队的军营大门，成为了步兵第六十六后备队的一员。天冷得甚至感觉不到一丝阳光的温暖。军营里都是新兵，大家把蒿草铺在地上再盖上厚棉布然后就睡在上面。没有一个老兵，在向华北出发之前，班长江里川军曹，班副上等兵黑崎和池田照看我们。随着太平战争的爆发，陆军在日本本土，朝鲜，满洲（中国东北）动员了几百万的军队。后备队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不过在送往前线之前，这些后备队会被先编入到日本本土的部队接受训练。

在昭和16年接受了征兵检查，作为现役军人入伍的士兵们已经在同年12月1日，15日被编入内地部队，到了昭和17年在1月10日，20日被编入内地部队然后送往前线。其中，1月10日被编队的士兵正在接受新兵教育。在军营里我偶然遇到了一个正在接受新兵训练的小学同学。训练结束后，他将被派往北朝鲜附近满洲国内的珲春。

进入军营后，战斗帽和冬用军服（包括上衣和裤子），冬用外套，厚衬衣，军用内裤，绑腿，三八式步枪，刺刀，子弹夹，杂物包，水壶和维护武器的工具包被发了下来。这些都是单兵装备。三八式步枪是明治38年（1905年）被凿出来的，长1。27米，重3。95公斤，填弹室刻有皇家「菊纹」。发枪的时候，江里川对我们训话说：

“这支枪是天皇陛下亲自赐予我们的，一定要精心爱护。”

枪是步兵的生命，即使失掉一只胳膊一条腿，也不能把枪丢掉。

我所在的中队被告知是第一中队。从老家来的十三个人中有十个人被编入第一中队。其他三人被遍到什么中队当时很不清楚，直到退伍复员也没有再见面。第一中队的新兵总数六十九名，其中只有一个是来自群马县，而其他都是茨城县人。其中来自西茨城郡的人最多。

 入营两三天后，谁从哪来，谁是干候，谁是下士志愿等等我们就一清二楚了。还不到征兵年龄的18，9岁的现役志愿兵有四人。所谓干候是干部候补的略称。这些人有中学毕业（旧制的中学・商业・工业・农业等学校的总称，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以上的学历，在学期间接受过现役军官的军事训练，所以有资格参加干侯考试。入伍后经过考试被分成甲种和乙种，甲种干候入队两年可以晋升为少尉，乙种干候可以和甲种干候同时晋升为伍长，但到第二年只能成为曹长。同入伍两年后只能被提拔为一等兵或者上等兵的一般士兵相比，这些干侯被看作军队的精英。陆军的军衔是这样的。士兵分为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和兵长。下士官分为伍长，军曹和曹长。准尉属于准士官。将校中，尉官分为少尉，中尉和大尉。佐官分为少佐，中佐和大佐。将官分为少将，中将和大将。

第一中队六十九人中有八名干侯志愿，其中一人大学毕业，一人师范学校毕业，其他六人中学毕业。其余的五十三人为高小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干侯志愿以外还有六名下士志愿。这其中有卫生下士和经技下士（以前又叫缝纫下士，在大队本部以上的机关中负责被服业务）各一名。还有一人志愿成为宪兵。

2月11日是纪元节，也是为了庆祝新兵入伍，午饭的时候吃到了红豆饭和有头有尾的鱼。本土部队的主食是米和面。餐具是金属的，一顿饭的量是普通碗的三碗左右，但是对于食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总是不够。

  开饭的时候大家就像饿狗一样地争先恐后。从昭和16年4月1日开始在六大城市中实施了粮食配给制。粮食供给越来越糟，有时还会发高粱米。在军队中没有细嚼慢咽的功夫，当第一次看到高粱米饭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红豆饭呢。高粱米是有颜色的，味道也和红豆饭很象。

   入营第三天的2月12日，将于2月18日向华北出发的消息不知从哪传到了我们耳里。因为早晚要去华北，班长江里川军曹，班副上等兵黑崎和池田对我们也就不怎么严厉了。我们毕竟是“客人”。宇都宫也只是假设的入营，因为“当地教育”无法实施，我们只被教了敬礼和步枪的分解组合以及维护的方法。

   班长江里川军曹是三十岁左右的一名下士，经历过日中战争（抗日战争）初期在华北的战斗，是来自于栃木县那须郡黑羽町的吴服店的小老板。他豪放的性格与他的职业很不相符。另外也是一个开明而且关心部下的班长。“来开晚会啊”，到了晚上他经常把我们这些新兵招到一起又唱又跳。

  “到了华北一定要打起精神啊！千万别被子弹打到啊！”有时他会这样鼓励我们。

                            向华北出发

2月18日出发的时候，很多人来给我们送行。到处都可以看到母亲给儿子送来好吃的东西。

“有妈妈真好！”

 没有母亲的我觉得很孤单的。我拿出一直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母亲的照片看了看。照片背面写着此照片摄于大正2年8月16日。这是母亲22岁时的照片，上边还写着“孤单的秋日中的我。”

母亲出生于明治24年（1891年），在昭和15年（1940年）8月17日满49岁时离开人世。母亲勤奋好学，当时她加入了以著书『中学讲义录』而闻名的河野正义主持的大日本国民中学会并学习了『女学讲义录』。最后母亲终于考入东京的水原产婆学校，取得了产婆（助产妇）的资格。在我小的时候，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反对日俄战争的诗人与谢野晶子的名字。我还记得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母亲说杀害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和伊藤野等三个人的甘粕正彦大尉是个坏蛋。可以说母亲是当时相当进步的女性。母亲的文笔也很好，经常写一些俳句，短歌和诗歌。不过，母亲有时候也会很暴躁。

从这以后四年间，我一直把母亲的照片放在上衣的口袋里。这张照片让我好几次躲过了死亡。

从赴任地来了两个接收新兵的下士官。于是下士官就成了各个中队的指挥官。而一个大队有四个中队。第一中队的下士官是押野孙助曹长和寺岛辰三军曹。当地部队的第三中队长近藤中尉大队长则成了我们的大队长。因为有几个大队，新兵加起来有一千多人。

下午三点，一千多名新兵以四列纵队，在东部第三十六部队官兵盛大的欢送下，大踏步地向宇都宫车站出发。在行进途中，我们遇到了庆祝新加坡陷落的几千名的市内男女中学的学生。他们一起停下来走到道路两旁高呼“万岁！万岁！”。呼声有如雷鸣一般。

 年轻人情绪高昂得无法形容，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们肩负着祖国日本的命运，为了不辜负国民的期待一定要勇敢地作战。”我在心里这样发誓。

 天色渐暗的下午六点，一声汽笛之后，满载一千几百名的新兵的军用列车从宇都宫车站出发了。为了防谍，全车厢都被封闭，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在列车中，我们议论的基本上都是会到华北的哪里那样的话题。华北毕竟地缘辽阔。

 当时，华北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北部五省与河南省的北部。其中察哈尔和水源现在属于内蒙古。华北以南的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长江沿岸地区被称为华中。华中以南地区为华南。

 19日早上7点左右列车在名古屋车站停车，国防妇女会的人给我们送来了热茶。列车发车的时候，面前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就像向神佛祷告一样双手合十，深深地低下头给我们送行。“士兵们都要平安得回来啊！” 恐怕她是这样为我们衷心祈祷的吧。也许她是与与谢野晶子一样拥有“你不值得去死”的心境吧。就在那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军国之母”这首歌。比较起来，两首歌的含义是正相反的。

你不值得去死

  啊 弟弟啊 你哭了。你不值得去死。

  旅顺城是否攻克都没什么。

  成长与堺町商人家的你啊，不值得去死。

  ・・・

军国之母

  不要想着活着回来

  一定要为了名誉不惜牺牲

  忍着眼泪为你鼓气

  在早上的车站送别我的儿子

“军国之母”是昭和13年（1938年）日中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开始传唱开来的一首歌。尽管是在军国主义全盛期，说出这样残酷的话来为儿子送行的母亲恐怕没有吧。

2月20日清晨，在风雪交加之下我们到达了下关车站。当时关门隧道还没有开通，我们是乘坐蒸汽轮船在门司港上岸的。

当日的黄昏时分我们又从门司港出发了。尽管天气寒冷又下着小雪，还是有很多女学生挥舞着小日章旗来为我们送行。当船渐渐远离海岸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些新兵中会有多少人会活着返回家乡呢。

后来知道，同一中队的69名新兵中，平安回到日本的有51名。从死亡率来看，比起南方战线的菲律宾，缅甸和新几内亚相比，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同一个町出来的10个人中有4个没有回来。

关于是否能活着回来，我们都没有深刻地思考过。年纪轻又没有妻子儿女，一身轻的我们没有任何悲壮感，就象去参加运动会一样觉得很轻松。

那个时候的报纸和广播连日大肆报道日本陆海军在南方战线的胜利。华北战场因此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勇敢的共产党八路军在等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怀着对于中国人的蔑视到了那里。

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战胜了当时的大国-中国以后就自我膨胀了起来。蔑视中国的风潮从此在全体日本人中蔓延。日本人根本就不觉得中国士兵很可怕。人们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军队会与日清战争，北清战争，济南事变，满洲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的地方军阀一样不堪一击。

但是，日本人大错特错了。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随着北京郊外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中国简直不值一提。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把华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当初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世界列强的蚕食。对于中国人再也不能忍让的坚强意志，当时的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

即使是战争最高指导者的陆军大臣也没有认识到，更何况一般民众呢。日中战争爆发时的陆军大臣是杉山元大将。

杉山元大将对天皇说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事件。可见他怎么看待中国的。

率领第一中队的下士官押野孙助曹长和寺岛辰三军曹都来自于山形县，都是在昭和11年被征召的现役下士官。对于只有一个星的刚入伍的新兵来说，军曹和曹长都是很可怕很威风的人。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职业军人特有的威严，也没有大声地呵斥或者殴打过谁。

现在我来说说征召年是怎么回事儿。征召年就是指接受征兵检查的年头。我是在昭和16年接受征兵检查的，准确地说是昭和16年征召现役兵。即使不说年龄只要知道征召年就可以推算出年龄大小来。押野曹长和寺岛军曹是昭和11年被征召的，所以他们的年龄是25岁。

蒸汽轮船虽然是六千吨级的大船，由于海浪很急，不习惯乘船的新兵们因为晕船都没怎么吃饭。在别的中队中，甚至已经有因为把吃的东西吐到地上而被军官来回抽耳光的人了。

早上，从睡梦中醒来的一个战友登上甲板时看到了港口。我们的赴任地因为是华北，“是青岛吧”我嘟囔了一下。“不是，可能是塘沽吧”我的战友这么说。当时，日本军队如果想经海路登陆华北的话，基本上都会利用青岛或者天津的外港塘沽。但是仔细想一想，10个小时不到的航程是不会到达塘沽或者青岛的。那个港口是朝鲜的釜山港。

我们于21日早上在釜山登陆而后进驻釜山日本小学校。我们还受到了当地国防妇女会的欢迎。晚上临近12点的时候，我们开始乘列车北上。渡过鸭绿江时已经是23日的凌晨了。经过铁桥时被列车咯噔咯噔的噪音吵醒，我把车门抬起来一点儿，看到了黎明中的鸭绿江。

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了所属部队的详细情况。此部队是司令部位于青岛，在芝罘设有大队本部的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2月10日在宇都宫入队的新兵都隶属于这个混成第五旅。昭和16年（1941年）9月中旬接到「现役兵证书」时，上面写有「19要员」，当时没看懂现在终于明白是指隶属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

2月24日凌晨，列车通过了位于旧满洲国与中国国境，万里长城起点的山海关车站。从山海关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华北战场了。我看了看「军队手册」，从经过山海关开始，我们的所属就从宇都宫的步兵第六十六连队转到了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最近，这条铁路经常被八路军袭扰，大家多加小心。”押野曹长说完以后，给我们在学中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学和青年学校的毕业生各发了30发子弹。

透过车窗我看到了万里长城，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中华民族有什么伟大。

到达列车运送的终点站山东省青岛时是2月27日。我们进驻青岛兵站（军队旅馆）后终于卸下了行装。从宇都宫出发已经是第十天了。

青岛是面临胶州湾被山和海所环绕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人口听说有50万。战争爆发前由于有很多日资企业，大约有四万日本人住在那里。自从明治31年（1898年）以来，包括青岛的胶州湾一直是德国的殖民地，所以青岛市内有很多西洋建筑，高楼耸立，道路宽阔，极具现代城市风貌。

大正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德国开战。日本对德国发出了将胶州湾交付日本并将德国舰队撤走的要求。由于遭到德国拒绝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在77日后占领了胶州湾，将德国的权益全部收为己有。但是因为中国的顽强抗争并没有实现殖民地化。可是日本获得了德国铺设的山东铁道（胶济线）沿线的煤矿和矿山，完全掌控了青岛的经济命脉，使青岛成为了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的基地。日中战争爆发后的昭和13年（1938年），日本再次占领青岛。从此，青岛成为了侵略中国的重要的前沿基地。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

部队拥有固有部队名与通称部队名两个名字。我们隶属的部队固有名是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通称部队名为桐第四二七部队。通称部队名是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为了防谍及隐藏固有部队名而于昭和16年（1941年）开始制定的。从现在开始，本书有时会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称为桐部队或者桐兵团。另为，本书会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和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分别简称为独混五旅及十九大队。

独混五旅是以独立步兵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五个大队为主力，再加上炮兵队，工兵队和通信队构成的。独混五旅兵力为五千，虽然以定员一万二千人以上的师团标准来看兵力有些不足，但还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兵团。即使是比较有信用的论述战争的书籍，关于军队的编制也总是只记载师团而把独混旅团忽略了。这是完全不对的。

直到知道自己的所属部队为独混五旅为止我也完全不晓得独混旅团的存在。我也只是认为只有师团存在。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第一师团在东京，第二师团在仙台，第三师团在名古屋。我甚至知道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但是对于独混旅团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旅团长内田银之助少将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历经关东军参谋，第二十师团参谋长后于昭和16年6月就任独混五旅团长。华北方面军麾下隶属第十二军的独混五旅以外的三个旅团长分别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的独混六旅团长盘井虎次郎少将，二十一期的独混七旅团长林芳太郎少将，二十二期的骑兵四旅团长佐久间为人少将。由此可见，内田少将是极为优秀的。

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独混五旅的历史。日中战争爆发后不久，陆军中央简单地认为以三个师团的左右的兵力就可以使中国军队屈服。但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战争处于长久战的僵持状态。

日中战争爆发后六个月后的昭和13年1月，华北的日军兵力为九个师团及相当于混成旅团的中国驻屯兵团。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即使有这样的兵力，想要继续作战也会兵源不足。为了加强兵力，作为后方警备专门部队独混旅团被组成了。昭和13年3月，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四个旅团加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所谓战斗序列，在日本陆军『作战要务令』中是这样描述的。“战斗序列是指战时或者事变发生时约束天皇命令下的作战军编组统帅的关系的事物。”

独混四旅后还被改编成第六十二师团，在冲绳全军覆灭。其他的三个旅团到投降时驻扎在华北的山东，山西及蒙疆（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始终在与八路军作战。

独混五旅在天津组建后立即南下，在济南周边及胶济线西部地区，先是与蒋介石手下的于学忠部队，后来与势力逐渐壮大的八路军作战。昭和15年秋天起为了维持坊子（大约在胶济线的中央）以东的胶济线东部及山东半岛的治安，独混五旅移动至青岛周边地区。

2月10日在宇都宫入营，18日乘同一列火车出发到达青岛的一千六百八十名新兵都是桐独混五旅的补充兵员。一千六百八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独步大队由四个中队组成，一个中队的新兵有七十名由于有五个大队所以总数为一千四百名，再加上炮兵队的两个中队一百四十名，工兵队，通信队各一个中队七十名，总共为一千六百八十名。这一千六百八十名新兵分别来自茨城，栃木，群马的北关东三县，十九大队的新兵二百八十名中有一半是茨城县人。

从宇都宫一起来的新兵到了青岛以后分别被编到各大队。从同一个町被征召的十三人中，有十人被分到第一中队，其他三人有一人在十七大队有两人进了二十大队。各大队被分散部署，十六大队在坊子，十七大队在青岛（后到即墨），十八大队在高密，十九大队在芝罘，二十大队在诸城。

在青岛停留三天后，3月1日清晨我们十九大队的二百八十名新兵向大队本部所在地芝罘（别名烟台）出发。

我们分乘汽车第二十五连队（本部在济南，为方面军直属部队）的十几辆卡车在忽隐忽现的小雪中出发了。有三十几名下士官与士兵作为警乘兵与我们同乘，每辆卡车两，三人。这些下士官与士兵隶属于十九大队，当时正在参与山东省中部地区的「鲁中作战」，作为新兵教育的助教，助手他们被调离讨伐队，这次与我们同行一起归队。

到这我来详细说明一下经常出现的「讨伐」是怎么回事儿。依据『广辞林』（日本的大字典），讨伐是指「使用军队攻击恶党」。平时都是在驻扎地警备，有时也会组成讨伐队去打击敌人。讨伐也是各种各样，中队组织的是中队讨伐，大队组织的是大队讨伐，旅团组织的是旅团讨伐，军组织的是军讨伐，方面军组织的是方面军讨伐。旅团讨伐和军讨伐也分别被叫做旅团作战和军作战。

从宇都宫到青岛我们只由两名下士官带领，一路上甚至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当看到那些站在车台后边把防寒帽压得很低用锐利的目光来警戒的老兵，很自然地紧张起来了。从宇都宫到青岛的列车上的那种悠闲的情致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虽说是阳春三月天气却象严冬一样寒冷。入伍前，我想华北肯定没有满洲那么冷，但实际上比想得冷多了。卡车没有被蒙布罩上，寒风冻得我双手发抖，即使想小便也解不开裤子上的纽扣。到了即墨附近雪停了，大风却刮起了黄尘，于是我们都戴上了防尘眼镜。萧瑟的荒野真是无边无际啊！

半路上，我们在大木牌上写着「莱阳警备队」的部队吃了午饭。哨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门口站岗。我们真的上了前线了。这个警备队是桐独混五旅第十七大队第三中队，很多人也都来自茨城县。

从青岛到莱阳一路上都是广袤的荒野，出了莱阳就开始山连着山了，耕地很少。山上长满低矮的松树。远处七八百米高的山脉披上了薄薄的银装。与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稀薄，青烟路（青岛和烟台间的道路）沿线村和村之间的距离有六，七公里。村落差不多都是用土夯起来的穷苦人家的聚居地，大约一百户人家会形成一个村落。路两侧没有电线杆路上也没有自行车，跟日本完全不一样。一路上一个人也看不到，真的感觉很凄凉。

载着二百八十名新兵的卡车运输队，横穿一百八十公里的山东半岛，终于在晚上八点到达了芝罘的十九大队本部。大队长是池田增雄大佐。与内田旅团长一样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连队编制的步兵大队的大队长是少佐，而独立步兵大队的大队长则是中佐或者大佐（战争快结束时因为将校不足大尉军衔的大队长也出现了）。

当时大队长正率领两个中队参加鲁中作战。我是在一年后才见到大队长本人的。而且只一次。第一中队距本部五十公里，我们除了讨伐也没有离开过中队，所以完全没有见到大队长的机会。就这样虽然是直属的上级军官但并不熟悉。

池田大佐在昭和18年（1943年）3月被调到鹿儿岛步兵任第一百四十五连队长离开芝罘后，于昭和20年（1945年）3月战死于硫磺岛。

芝罘同东部四十公里处的威海卫一样都是在日清战争时由于被日本占领过而被人熟知。很偶然，在入伍以前的一天，为了在我走后家里也不缺青菜，想在自家的菜园种些白菜。买种子的时候，我发现袋子上写着「芝罘白菜」。后来到芝罘附近参加讨伐作战时，看到过地里有跟小孩儿一样高的白菜。

芝罘是山东半岛北部第一大港，鸦片战争八年后义和团运动发生时，迫于趁虚而入的英国的压力而开港。直到昭和16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在此开设领事馆，很多英国人也居住在这里。因此在市内有很多西洋建筑，高山下就是街市与海港，风景如画有「小青岛」之称。

在芝罘也设有日本领事馆，朝鲜银行，三井物产等也进出此地，在住日本人也很多。由于日清战争时海军占领过芝罘，日本海军中国派遣军第三舰队在此驻扎。

十九大队本部设在芝罘，第一中队在西南六十公里的招远，第二中队在东部四十公里的威海卫（后转到文登），第三中队在西侧六十公里的黄城集，第四中队在西南六十公里的栖霞。

从宇都宫一起来的十九大队的二百八十名新兵也在3月3日从芝罘被分配到各个中队。如果是日本本土部队的话，在一个军营里大队和连队的人都是一同起居，不是一个中队的也会慢慢熟悉起来。在高度分散部署的部队，事情却完全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年的士兵四年间住驻扎在芝罘附近，因为中队不同也碰不到一起。

3月3日上午十点，载着第一中队六十九名新兵的四辆卡车从十九大队本部向驻扎地招远出发。出发时，副官柏崎与三二中尉给我们训话。

“到招远的路上，八路军会不断地来骚扰，形势险恶，你们要严密警戒・・・”

四辆卡车上除了平方欣哉少尉，还有金子信夫军曹，白井上等兵等十几个警乘兵同乘。平方少尉等人参加了鲁中作战，因为被命令出任教育新兵的教官，助教和助手而被调离讨伐队。就像刚才通过山海关时一样，中学和青年学校毕业的新兵被发了实弹，并同警乘兵一起把实弹填装到了步枪里。

“轻机枪面向前方，装弹！”

在有力的平方少尉的号令下，卡恰卡恰响起一片装子弹的声音。想到要突破敌人的骚扰，哼着歌来到青岛的列车上的气氛霎那间烟消云散，突然感觉紧张起来了。

很幸运我们没有遇到八路军的袭击，于从宇都宫出发后第十四天的3月3日黄昏到达了第一中队驻扎地-山东省招远县招远。

由于中队主力在参加鲁中作战，只有十几个老兵来欢迎我们新兵。每一个老兵都被阳光晒得黝黑而显得很精悍。有的老兵甚至还穿着毡袜。

从这些老兵的眼神好像可以看出他们在对我们说:“新兵们，你们终于来了，我们正等着呢。”

严酷的新兵生活就要开始了。不管那种生活怎么残酷，我都要熬过去。我盯着老兵的脸这样下了决心。

招远是招远县的中心地带，相当于日本的县政府所在地。不管在哪里中国的县城都是被城墙围着的。那些四方形的城墙高十几米，每边长几百米。东西南北都有很高的城门，哨兵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那里站岗。城内老百姓的住家很密集有几百户。作为公共机关，除了县政府（与日本军队协作的中国一方的行政部门），还有直属于县政府的县警备队（中国一方的军队和警察）和中小学校等。

在日本，如果说到县政府所在地一定会想到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可是招远却是个连小城都比不上的穷乡僻壤。除了有一间饭店外，连一个商店也没有。虽然没有商店，但这里每个月会开几个集市（赶集），各种商人会从周边各地赶来。当然没有电灯。没有汽车就是连自行车也看不到。

招远就是荒凉的旷野中的一个村落。方圆几公里处没有山都是耕地。但耕地也都不平坦，向东向西四交八错。看不到森林或者树林。虽然看起来满目苍凉，我却觉得是很美的风景。

军营是从中国接收来的小学校，与日本本土相比大不相同。几座原来是教室的由砖砌成的几百平方米的建筑物分散在五千平方米的空地中。六个内务班（军人宿舍），中队办公室，将校室，下士官室，卫兵处，炊事班，马厩，武器库，军中工具库，医务室，被服室，车库等分别位于独立的建筑物中（中队办公室与将校室在同一栋建筑，医务室与汽车内务班，武器库在一起）。

就这样我们六十九名新兵在这里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一中队的战士。

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大将，第十二军司令官是土桥一次中将，独混五旅团长为内田银之助少将，十九大队长为池田增雄大佐。第一中队长须戗哲太大尉在3月1日被调回本土（水户），野口常雄少尉出任代理中队长。

遣唐使的战场

由十九大队占领面临渤海与黄海的山东半岛北部东部的招远，黄，蓬莱（登州），栖霞，莱阳，海阳，福山，牟平，文登和荣城十个县城都是遣唐使时代与日本有着紧密关系的地区。日本向中国派遣唐使是大约七世纪时也就是一千三百年前的事情了。从那个时候起山东半岛就与日本有过密切的交往。

从滩波（大阪）乘船出发的遣唐使绕过九州的博多横断朝鲜海峡然后沿着朝鲜西海岸北上，经过唐恩浦与芝罘从蓬莱（登州）登陆。另外一个从蓬莱登陆的路线是，沿朝鲜西海岸北上到达辽东半岛沿岸然后经大连（现在的旅大）从蓬莱上陆。但是后来，不经过朝鲜，蓬莱，横断东海，从上海南部的明州登陆的路线被频繁利用了。

从蓬莱登陆的遣唐使和留学生们经过黄县，黄山馆和掖县等地，向着唐的首都长安（现在的西安）和山西的五台山出发。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十九大队各中队的驻扎地，后来在讨伐时还几次走过了那些道路。想到一千三百年前同样是日本人走过同样的道路，就会把战争忘得一干二净而对古昔往事遐想起来。

与从蓬莱上陆往长安和五台山去的路线相反，半岛东部的牟平和文登是距离长安遥远的边陲之地，但是在遣唐使的时代已经有一位日本僧人踏上了那片土地。我也是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件事的。在『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出版社）昭和47年1月号中，中国文学学者竹内实发表了名为「园仁—日中交流的一个原型」的论文。园仁就是后来比睿山延历寺的第三代主持慈觉大师。838年，由于某种原因作为留学僧入唐的园仁被当时的中国官宪追杀，从长安到现在的江苏省海州，经过独混五旅十七大队的驻扎地胶县，莱阳，从蓬莱再到牟平，文登，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牟平与文登现在是十九大队第二中队的驻扎地，我也因为讨伐作战去过那里几次。

想到一千几百年前就有一个日本人把足迹留在了那片土地心里真是无限感慨。

另外，到了遣唐使时代后的十四世纪，倭寇泛滥，高举八幡菩萨旗的海盗大举在芝罘和蓬莱附近登陆。就这样，在遣唐使时代的七世纪与倭寇入侵的十四世纪，山东半岛北部和东部就是与日本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特殊地带。进入十九世纪，关系就越发紧密了。

明治28年（1895年）2月日清战争时，日本陆海军从威海卫，芝罘和荣城上陆，攻占了牟平，福山和蓬莱等地。

二十年后的大正三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使胶州湾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向德国发起了进攻。那时“第十八师团（久留美米）的骑兵第二十二连队丛渤海湾的龙口登陆经招远向青岛进攻，另一队从蓬莱登陆。”（佐久间编『日本骑兵史』原书房刊）

因为七世纪以来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听说在半岛北部临近渤海的招远，黄和蓬莱县有很多日本人的私生子（译者注:电影『凤凰』里的男主人公可能就是这样的私生子）。我的一个住在龙口的中国朋友也这样告诉过我。

日中战争爆发后不久，昭和13年（1938年），日本又进犯了山东半岛。当时发起进攻的是由板垣征四郎中将（后晋升大将，作为A级战犯被处死）率领的广岛第五师团。从昭和15年（1940年）秋天起独混五旅的桐兵团开始担当山东半岛的治安。在半岛北部，东部以芝罘为本部十九大队的四个中队驻扎下来。

就这样从遣唐使时代到日中战争，日本人前后五次踏上山东半岛。看来关于日本人的私生子的说法也不是凭空捏造。

当时任十九大队第四中队队长投降时升任芝罘独立警备步兵第六十五大队长的柴山茂大尉(三重县一志郡白山町三个野人)在他的从军回忆录『回想』中也写到过日本人私生子的事情。另外在『回想』中也写到，很多人见过在蓬莱附近的女性居民中，有象日本人一样用手帕把头发包起来的。这件事和有关日本人私生子的传说一样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