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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

（一）

90 年 8 月 10 日。我到美国的第一天。 杰和文到 洛杉矶机场接我。

其实我与 他们素昧平生。杰的父亲可以算是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批“海龟”了。他回国投资，在我家隔壁暂住。杰爸知道我只身闯美，主动提出让我来洛杉矶他儿子家小住一个月，然后再去北面的学校报到。这样一来可以适应一下美国生活，二来有机会也可以打点工。这对于我这大三辍学去美国读本科，却连学费都没着落的人来说，那是天大的福音了！

杰和我同岁。 文 近三十。他们俩同 文 的表弟瑞共租一套房子。 卧室都在二楼﹐杰把我安顿在他的房里。臥室裡沒什么摆设﹐一张 king size 的大床﹐床上橫七竖八地躺着几套西服和几件刚从洗衣店拿回來的衬衫。床头柜上凌乱地扔着一把硬币。床对面的地上放着一台二十七寸左右的电视﹐旁边是一台 VCR 和一台 GAMEBOY 。靠窗的墙边依着一支我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的小冲锋枪﹐地上还有兩支手枪。杰看我愣愣地盯着那些枪支﹐笑着說﹕“这把 Uzi 是瑞的收藏﹐在这世界上瑞只喜欢两样东西﹕枪和女人。那两把手枪是我的﹐你可以拿去玩玩。对了﹐你先休息一下﹐晚上勇和我为你接风。”我想婉言谢绝﹐但杰已经走了出去。勇的父亲与我母亲是同事。我虽从未见过勇﹐但在国内时就听说勇混得很好﹐来美国没几年﹐已在洛杉 矶开 律师事务所。我一直很怀疑﹕比我才大一岁的勇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內拿到法学学位﹖﹗

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我实在是很累了﹐没多久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杰把我叫了起來﹕“ 我们和 文 先去接他婶婶﹐然后去吃饭。 勇 会在饭店等我们 。”

路上﹐我们谈了很多。或許是年龄相近﹐又同是从上海出來的原因吧﹐很快我与他們就成了朋友。杰告訴我他父亲已经向他提及我希望在洛杉 矶 打点工。“我已經同勇商量过了﹐下礼拜一我陪你去弄个社会安全号码﹐然后就可以把你放到我們

的一个案子里去了。等到钱陪下來分你一两千应该没问題的。”看我大惑不解的样子﹐杰便給我讲他們的“生意”。

勇的母亲曾在洛杉 矶 作了两年访问学者。勇随母來美。他和文，瑞是打工时认识的。勇妈回国后﹐勇決定另觅“捷径”。他用母亲留給他的学费铺道﹐在洛杉 矶 的华人圈子里“编织”自己的网。他结识了专门打车祸官司的律师﹐医生﹐和车行老板。一旦有车祸﹐大家便使出浑身解数，从保险公司挤钱。（ 90 年的保险公司要比现在的 nice 好多。）加一两个不在场的“乘客”到事故中去寻求陪偿也是常有的事。据说 USC 的一位台湾太保要錢用﹐还拿自己的 Porsche “投资“到事故中去。

车在一栋大宅前停了下來。两层楼的砖房平铺在一大片修剪得很平整的草坪上﹐房子的很大部份被前面的几棵大树遮着﹐轮廓看不很清楚﹐房前花坛里的热带花开得正盛。不一会儿﹐ 文 带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出来﹐她就是 文 的婶婶。婶婶穿得很普通﹐也沒有粉饰﹐但从她匀称的身材和脸上略微的皱紋来看﹐就知道她比绝大多数同龄的中国女人注意保养。婶婶坐进了车﹐很疲惫的样子﹐但神情中又有一种自由的兴奋。杰把我介紹給婶婶﹐说我今天刚从上海来。“你上海家住哪裡﹖”婶婶問到。上海人﹐很多都喜欢问这个问題﹐大概想从对方的“老窩”﹐打听出他 ( 她 ) 家在上海的地位﹐是“上只角”﹐还是“下只角”出來的。我从实报出我的家址﹐婶婶很惊喜﹐告诉我她就住在我家附近。那是上海早期的商品房﹐必需用外币买的。婶婶一下子好象同我近了许多。

我们从停车场正准备往餐馆走。一辆黑色 Mercedes 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按了两下喇叭﹐急转弯﹐在我們旁边的空车位上趴了下來。“勇﹐你他妈的想撞死我啊﹗”杰朝从车里下来勇的笑骂道。“他要是撞到我们﹐我们可就发财喽﹗”婶婶轻声說道。勇穿一套灰色西装﹐手里提着“大哥大”。（那时拿这块“砖”就如同现在拿限量版白金手机那么显身份。）勇先客气地同婶婶打招呼﹕“婶婶这礼拜打工吃力乏﹖”婶婶面无表情地敷衍着他。然后他转向我﹐“你就是 德龙 吧﹖﹗一路顺利吗﹖今天我们兄弟給你接风。”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再三说着客套话。“算啦﹐﹐勇你不要吓他好不好﹐你们哪天不是在外面这样吃吃喝喝的﹐你要人家一來就欠你人情啊﹖﹗”婶婶毫不客气地冲着勇道。勇朝她笑了笑﹐就走到前面同杰和 文 讲话去了。“唉﹗我什么时候能混到象他們这个地步﹖﹗”我自叹着。“你不要看他们表面上都像模像样的﹐实际上都是空架子﹐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做的事也不怎么合法。你还是赶快把你书念好﹐到时候一定比他们強。” 婶婶低聲﹐却很真诚地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晚上十二点左右是这群“夜貓子”最兴奋的时候。他们邀我去夜总会看看他们的圈子﹐他们的夜生活。“花中花”的领班他们很熟。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包廂。领班拿了小半瓶 XO 进來﹐瓶颈上掛着个小牌﹐上面写着勇的名字。“这是你们上次开的那瓶。”。勇让他再开一瓶﹐然后又报了一串女孩的英文名。沒多久领班帶了几位小姐﹐拿着一瓶未開过的 XO 走了进來。那些女孩从东南亚來的﹐长得都不怎樣﹐打扮得却很妖艳。浓浓的香水呛得我一时间不能呼吸。小姐们在我们中间坐下﹐自然地戏笑着﹐不时地劝着酒﹐划着拳。

勇 在包廂坐了一会儿﹐便出去和其他桌的客人应酬去了。

突然﹐外面一阵嘈杂﹐ 勇 沖了进來﹕“快走﹐快走﹐外面有兩桌为个女人打起来了﹐有个小子把枪都掏出来了﹐说不定要出事。”我们赶紧朝门口跑。 勇 匆匆签了单﹐也跟了出來。

“妈的﹐刚玩到兴头上竟出了乱子﹐真他妈的扫兴﹗”文在停车场愤忿地说。其他人也有同感。看看表已经一點半过了。夜 总会 两点都得关门﹐再去別家已太晚了。最后决定一起去吃宵夜。

路上﹐ 勇 告诉我﹕“我这样开销﹐一是为了到各种场合多結识朋友﹐再则让別人賺了钱﹐人家以后才會給我賺。”这第二点在我今天认识的华人中也很少有人认识得到的。

一直到凌晨四点多﹐等所有店都关了门﹐我们才回家。

这就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天。

（二）

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们住处隔壁 Amigo( 墨西哥人 ) 的教堂从一大早就在那里唱着﹐叫着。我实在睡不着﹐也不想在床上干躺着。看看旁边的文﹐睡得很沉﹐外面的喧闹对他丝毫沒有影响。我轻轻出了房门﹐走下楼。

那套 town house 很新﹐里面倒是空荡荡的。底层的厅里只有一個半人高的拳击袋和几样健身器材。旁边是厨房﹐中间放着一张圆桌和六把椅子。厨房的柜子里都是空空的﹐仅有的几件餐具和几包方便面凌乱地散在厨台上。厨房有扇拉门通到外面的天井。婶婶一个人闷闷地坐在天井里抽着烟。看我出去﹐婶婶忧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我今天晚上又要回去打工了。”然后是沉默。杰曾告诉我婶婶是来探亲的﹐现在在一位台湾牙医家当保姆﹐看两个小孩﹐周六晚上回來﹐在厅里睡一晚﹐星期天晚上回去﹐平时住在东家。“我门家以前在上海也是有头有脸的家庭﹐我那套房子还是我爸爸給我买的。我先生在上海好歹也是个官。（可见 90 年腐败没有现在那么严重，要不婶婶不必来受这份洋罪。她先生贪的就够她吃几辈子了。）没想到我在这里給人家作娘姨。” 婶婶苦笑了一下﹐“我也是为了我儿子﹐看文和杰他们那个混法﹐我儿子出来也不可能有出息﹕他书念得没你那么好﹐也没勇的脑子和胆量﹐侬晓得走歪道也是要有本事的呀﹗黑白两道他都不能走。我打算咬咬牙﹐为他积点钱﹐就让他在上海好好过吧。我东家说要給我办绿卡﹐我也不要了﹐再熬两个月我就回去了。”說到这里﹐婶婶的眼里掠过一道希望的光。“对了﹐你要是肚子饿就自己煮点方便面吃。不用等杰他们的﹐他们不睡到下午三﹑四点是不会醒的﹐每天都是这样。” 婶婶好心地提醒我﹐“你在洛杉 矶 期间有什么打算﹖”我告诉她我想赚點钱﹐杰答应我把我放在他们的 case 里﹐我大概能分到千把块﹐而且杰会托人帮我找找工。婶婶笑得前仰后合﹕“你真是很天真﹗杰的确很热心﹐是好人。但他们说的话你不要都信以为真﹐他们保证的事十有八九是不会兑现的。就算把你放在他们的 Case 里﹐你也不一定拿得到钱﹔就算到時候他们分你钱﹐那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等到杰想起帮你找工﹐你大概已经到别州报到去了。”看到我很失望的样子﹐婶婶又劝我﹕“你不如叫他们帮你带份《世界日报》﹐自己打电话找找工﹐或者坐巴士去 Alhambra( 中国店多的区 ) ﹐一家店一家店地问问。”

（三）

星期一早上第一件事是給我要去的学校的招生办打电話。在国內时虽然收到关于这个学校的所有材料﹐但毕竟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从国內打国际长途去学校问﹐代价又实在是太昂贵了。招生办的米勒先生充满热情地告訴我﹐如果我住校的话﹐就得吃在学校的餐厅﹐那样的话一报到就得付三千多块﹐如果不住校的話﹐一部分“奖学金”就沒有了﹐那樣也要交一千多（要不是这些奖学金，小黄毛（美领馆的签证官）怎么可能让我出来读本科。）我听了﹐一下子就闷了﹕我一共带了七百块﹐这可是父母竭尽所能湊到的极限了﹐而且去学校的路費也包括在內了。掛了电话﹐我把情況告诉杰。“那你就不要去读那破书了﹐跟我们一起混就好了。我看你也蛮聪明的﹐说不定没两年就能混得很像样了。”杰反而高兴了。“这不就‘黑’掉了﹖﹗”我很惊讶杰会出这个主意。“怕什么﹖大不了找个有身份的女的結婚就好啦﹗一举两得﹐看你长得也不差﹐以后等有了钱﹐人家说不定倒追你呢﹗哈﹐哈﹐哈﹗”我没心情和杰開玩笑﹐還得自己想办法。

( 四 )

有天晚上杰帶了丙回來。丙約十八岁﹐高高瘦瘦﹐头发染成棕褐色﹐后面剪得很短﹐前面卻留得很长﹐时不时地要把遮到眼睛的头发甩到脑后。他的举止﹑笑声很象电影 Goodfellas 里 Ray Liotta 演的 Henry Hill ﹐一个纽约 Bronx 的流氓﹐唯一区別是他很“谦卑”﹐見到谁都叫“大哥”。丙是广东人﹐小时候隨父母移民美国﹐十三岁就在外面打工。他父亲打工积了些钱﹐开了家外卖店﹐希望阿丙帮他打点。可惜丙从小喜欢打架闹事﹐中学时被社会上的“大哥们”拉拢﹐在外面惹事生非﹐被学校开除了﹐父亲也把他赶出了家门﹐平时就在这些“大哥门”的客厅里借住。这些都是后來丙陆续告诉我的。我见到丙的时候﹐他正眉飞色舞地在給杰和文讲他和其他“兄弟”按“老大”的吩咐﹐砸一家餐館的故事。我对暴力沒什么兴趣﹐见瑞的房门开着﹐便去找他。

（五）

瑞干瘦干瘦的﹐五官长得倒是很端正﹐齐肩的头发常梳个“一把抓”。瑞在一家夜 总会 当领班﹐本来就喜欢喝酒﹐再加上“职业需要”﹐常常晚上都是吐得让人抬着回來﹐可他自吹“从沒喝醉过”。因为經常酒后驾车﹐瑞被吊销半年驾照。也不知道他哪里來的媚力﹐经常有不同的女人跟他回家。那些女人看上去都不象是夜 总会 的小姐﹐从穿着打扮和举手投足看反而挺象白領。据說力有一身好武功﹐在 “江湖”上小有名气。

“瑞﹐今天这么清闲啊﹖既沒出去﹐也沒女人來陪你﹖”瑞一个人坐在床延﹐嘴里叼着烟﹐一边擦着枪。見我进去﹐瑞客气地叫我隨便坐﹐“昨天又喝多了﹐吐得我黃水都要出來了﹐今天一天头疼得厉害﹐所以就歇了。女人嘛﹐玩多了也有膩的时候﹐对吧﹖﹗”说着﹐他笑了起來。

“嘿﹐对了﹐你找到工沒有﹖”

“沒有。《世界日報》翻了好几天﹐衣厂﹑保姆我是沒份的﹔ motel 招夜班经理又在黑人区﹐杰说我去做可能命都会搭上﹔餐馆找企抬﹐我也沒经验﹔剩下能做的就只有洗碗或 busboy ﹐打电话过去﹐人家叫我留下姓名和电话﹐说以后会打給我﹐可后來沒有回音。”我苦脑地叹口气。

“洗碗和 busboy 多数是老墨做的﹐除非餐館急需用人﹐才让老中做。你也不用担心﹐我十八岁來的時候也是一样搞不定的。那时候只能帶四十块出來﹐我阿叔給我付了第一学期語言学校的学費﹐住了两礼拜﹐就叫我去找工。我那时住在 Alhambra ﹐下课后就去一家家店问要不要请人。先洗碗﹐后來做 busboy ﹐再后來升到企抬。阿叔见我有了工作﹐就叫我自己付学費。辛辛苦苦挣來的钱都交給学校﹐真他妈的划不来﹐读了两学期﹐我就再也不去了。丙是我的‘小弟’﹐平時﹒﹒﹒”瑞聊得正兴起﹐外面厅里突然传來一声﹕“啪﹗”我嚇了一跳﹐捂着被震得“嗡嗡”响的耳朵﹐不知所措。力敏捷地蹿了起來﹐抓起床上另一把枪冲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外面厅里传來瑞的骂声﹕“你他妈的昏了头啦﹗枪是这样随便玩的吗﹖”我清醒过来﹐跑出去﹐才知道是丙玩枪走了火﹐把房顶打了个洞。我出去的时候﹐杰﹑文和瑞正教训着丙﹐丙护着头﹐嘻笑着﹕“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小弟以后不敢了﹗”

（六）

我运气不错，第二天出去，便找到份 busboy 的工。

一天放工回家，文一个人在厅里抽烟。

“今天没出去阿﹖”

“心情不好﹐赌球又输了。很明显在作球﹐他妈的见鬼﹗”

文比我大十来岁﹐略微有点发福﹐双臂却很粗壯﹐有力。他探亲来美国﹐沒按时回去﹐便“黑”了好多年。文不喜欢餐馆终日不见阳光的工作﹐情愿象多数墨西哥人一样在露天干些粗重的活﹕割草﹑修剪花园﹑造房子。后來在道上的表兄帮助下﹐走了趟江湖﹐挖了第一捅金。后来和一位台湾建筑师合伙﹐承包建房工程。那时文天不亮就起來﹐开车去墨西哥人的集聚地﹐找十几个老墨去他的工地﹐到太阳落山再送他们回去。据说我们住的这套 town house 就是文当初的“作品”。可惜好景不长﹐最后一个大工程完工后﹐那个合伙人卷款失踪﹐害得文陪掉好多。因为文自己没有许可证﹐只能“停业”。平时他就闲在家﹐周末賭賭球。在美国﹐只有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赌球是合法的﹐但各地都有地下 broker 承接赌注。每周比賽前﹐拉斯維加斯赌场根据两队实力﹐决定让分多少﹐赌徒们在让分的基础上选择贏家﹐下注﹐若贏了﹐ broker 抽百分之十。當然﹐除了输贏外﹐还可以赌积分等其他项目。各种球﹕橄榄球﹑篮球﹑棒球﹑冰球．．．﹐不同层次﹕大学联賽或职业杯賽﹐有比賽就有赌。

文特別热中于橄榄球﹐几乎每场毕赌﹐每次下注都上百﹐有时候“感觉好”更是孤注一掷。输了他老觉得是赌场在捣鬼。看样子今天的损失又不小。

“杰今天去哪里玩﹖”我觉得还是不谈赌球为好。

“勇的马子过生日﹐他们吃饭去了。听说勇定了个三百多块的﹐带鲜玫瑰的蛋糕。他就喜欢甩派头﹗”

“你有沒有女朋友？”话出了口﹐我倒有些后悔。

“我已经过了发骚的年齡了﹐要找就得找个能太太平平過日子的老婆﹐可现在的女人先要看你的身价。前一阵﹐我妹夫的表妹在外州毕了业来 洛杉矶 找工﹐在我这里住了一段。我蛮喜欢她的﹐可她却说我是癩蛤蚂想吃天鵝肉。他妈的一个读教育的﹐自己都找不到工作﹐跟读书时认识的一个有妇之夫搞不清楚﹐我看中她算她福气﹗你別看我现在搞不定的样子﹐要钱还不容易﹖﹗我們家族在我名下的资产就有十几万﹐只是暂时我不能动用﹐实在不行﹐再找我老哥‘下一次海’﹐就什么都有了。当然﹐婚还不能隨便結了﹐万一身份有问題﹐得马上找个公民結婚。 ”

“那女的后來怎样﹖”

“她在一家中国人公司找了个秘书的工就搬走了﹐一个月也就一千出头点﹐还不够我赌场球的。对了﹐我还沒吃饭呢﹐勇他们可能还沒散席﹐我们不如去湊湊热闹。”

文打了个电话給勇﹐我们便出了门。

（七）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客厅里打牌﹐杰的房东 Sam 走了上來。

“杰﹐你的房租已经过期十天啦﹐连本帶利三百三﹐拿来吧。” Sam 开门见山。

“ Sam ﹐我最近消息不太好﹐手头紧﹐我马上让我老爸电汇过来﹐两天后給你。 ”

“我已经給了你十天了﹐不能等啦！ 今天不付﹐你就搬出去﹗看在文的份上我已经給你们很多 Discount 了。” Sam 挥着手憤忿地说。

不知什么時候﹐文和瑞已经进了自己的房间。杰转过头看着我﹐平时那股大哥大的气概已荡然无存﹐近乎乞求地用上海话问我﹐“阿哥﹐能不能帮我调个头寸﹖我等下马上打电話給我老头子﹐钱一汇到我就还你。”杰父子对我有恩﹐我毫不迟疑地点点头。阿文脸上马上有了活力﹐“ Sam ﹐好﹐好﹐好﹐马上給你钱。三百块能把我杰难倒吗﹖笑话！”他跟我进了房间﹐拿了钱﹐把 Sam 打发走了。

几天后﹐杰父亲汇了五千块給他﹐杰爸免不了先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杰一顿﹐杰也再三保证洗心革面﹐从头作人﹐绝不再乱花钱了。收到钱后﹐杰马上去买了条一百多块的皮帶﹐晚上去花中花付清了以前的欠单﹐顺便在那里快活了一晚。

后记

一个月后，我离开 洛杉矶，以后就很少与他们联络了。在我决定暂时辍学时，曾打算回洛杉矶，但想到 婶婶的一席话，和一个月的见闻， 我 决定不去淌这个混水。

二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没有他们的音讯。不管他们后来走的路如何，结局如何，毕竟是他们在这个异国土地上给我第一个安生之所。他们和我一样，二十岁左右就在美国求生存，用自己的方式漂着。有些人 Take easy way out, 也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