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尒 名博

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

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因此，1948年12月以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回国。

　　1949年6月，梅汝璈设法由东京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

乔装打扮后又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

周恩来在会上介绍：

“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回到祖国怀抱的梅汝璈心头激起了层层热浪。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

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此后，梅汝璈还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与法律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文革中 其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 被抄家歹徒搜出作为罪证，梅据理说明 使该法袍得以保存，

1973年10月17日，梅汝璈逝世，享年69岁。

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其遗嘱，将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其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

无偿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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