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ietoronto

1976年刚开年，正是严寒地冻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我每天除了做那一点点寒假作业，就像着了魔一样在本子上画白毛女。

那天傍晚我正埋着脑袋在小矮桌上描喜儿，见我妈从门外进来，我正不知道该收起本子去看炉火好，还是继续坐着画画，就见我妈脸色不对：她没像往常那样进屋就去看炉子，或冲着我唠叨：“都这么大了，还……”之类的话。

她脸上好像哭过一样，用带有黑眼圈的大眼睛在屋里溜了一圈，有气无力地问：“你爸呢？”“还在办公室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爸在哪儿，吃过午饭就没见着他。我妈像有话要急着跟他说，把手提包往床上一扔出了门。

我感觉到出了点什么事，她连正害着咳嗽的妹妹都没过问就急着去找我爸，有点不对劲。就把正在煮着稀饭的炉火封了一半，拉着妹妹连外套都没穿就趿拉着鞋跑出门。

出门一看就觉得奇怪：在寒冬腊月天里，平时大家不是躲在家里围着炉火就是跑到有暖气的办公楼里呆着，谁也不会在冰天雪地里干站着，可此时竟有五六个大人干站在那儿：他们有的带顶风雪帽，有的围了大围脖，干瘦的玉苹爸光着小脑袋缩着脖子什么都没戴，几个大人围了一小圈正小声说话。

玉苹的妈说着竟还哭起来，她用棉袄的袖口擦了擦眼睛，她的三女儿宝苹偎在她怀里仰头看她。

我四周找了找没瞧见我妈，也没我爸的影子，正准备往对面的办公楼里跑。就看见所里的大帅哥林叔叔正拉着他漂亮的新婚妻子也往大楼方向走去，后面其他几个大人也都开始跟着走。难道今晚上又要跳忠字舞？那也得先吃了饭啊！我跟在他们后面纳闷。

一进大楼就看见几十个人已经聚在了一楼的门厅里，我一眼瞧见我妈正和小慧妈妈抱着哭呢！一见玉苹妈哭着进来，我妈竟忘了我们两家的仇，伸过手去拉她，三个女人顿时哭成了一团。

林叔叔那位漂亮的新娘子平常不大露面，只有一次远远地看到她给几个小孩子分糖果，等我跑过去时她已经转身回屋了。我遗憾的要命，不仅是没得到糖，主要是没正脸看到传说中的绝色佳人。

此时她就和林叔叔一起站在我旁边，我想抬头趁这难得的机会把那美人儿看个够，但楼道里越来越大的抽泣声把那丽人也感染得哭了起来，她背过脸去，林叔叔赶紧从呢子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绢来给她擦眼睛，我只看见一只带雨的梨花，有点红。

那天是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办公楼二楼的黑白电视机前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电视机是亮着的还是黑着的，那一排排的折叠椅上永远都坐着所里的大人和孩子。人们膝盖前面前都放着一个大大的纸箱，里面是用雪白的薄纸做好的一朵朵小白花，叠纸花是那些时日里人们最重要的活动。

我停止了画喜儿，每天除了做饭洗碗，就是昏天黑地地叠纸花。在爸爸的办公楼里叠，在家里的床上叠，甚至摒弃前嫌，还跑到玉苹家的床上去叠。每个孩子都叠得入了迷，桌上地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纸屑和白色的小花，门外的白雪还没化尽，研究所里取之不尽的质量上乘的轻而薄的白纸都变成了一朵朵绽放的小花，整个世界都成了白色。

在我眼里那是个挥之不去的美丽的白色的冬天，天上飘着白色的雪，头上戴着小白花，手里不断地生出一朵又一朵的雪白……

学校通知我们立即开学，但没有开学典礼，大家都坐在班上集合听广播。邢老师鬓角上端端正正地插上了一朵制作得极为精巧的小白花，好几个同学的胸前也都用别针别着一朵，而我做了无数竟忘了拿，心里不觉懊恼。

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转播着中央电台的讣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于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每当播到这儿，邢老师忍不住面朝黑板抹眼泪。而我听到那女广播员每念到“八”的时候，总是说“拔”，觉得十分不顺耳。

那时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相当好了，上学期刚当上了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我还在脑子里鄙薄着女主播的时候，她已经在朗读长长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了，同时，邢老师也在一大排名单声中恢复了平静。

几天后，周总理的灵堂布置好了，追悼会也在一个阴冷天里开始了。

那是我懂事以来经历过的最隆重的事：那天全校师生穿着白衬衣和黑长裤，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朵小白花，胸前还戴着朵大白花，右胳膊上箍着黑纱，好多人的黑纱上还缝着个小白绒球。从校门口到大操场，全校按班级排成一行，慢慢地迂回着绕场一周。广播喇叭里大音量地放着哀乐，那乐曲不知出于那位音乐家之手，作得哀婉至极，几秒中之内就能将人带入无限的悲境中。

大家低着头慢慢地走着，周围除了哀乐声只有脚下沙沙的脚步声，整个校园庄严肃穆有序。当我们班刚从大操场绕到教学楼门前的时候，正与从操场另一边转过来的三年级碰上，我一抬眼看到玉苹走在她们班的队伍里，她也看到了我，我们俩眼神一对，在肃穆的环境里她不再张牙舞爪，看了我一眼就赶紧又低下头。

我原以为她可能会跟我挤挤眼睛之类的，看到她吓成那样，心里有点瞧不起。正在这时，她们班主任突然快速走到玉苹身边，一把将她拉出队伍，玉苹吓了一跳，脸都红了。我也吓了一跳：难道就因为刚才偷偷抬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老师抓起了她的右胳膊，从黑纱上使劲揪下一个小红球。

玉苹妈按照老家的风俗，给过世的祖父辈戴孝时要加上一个小红球。而此时我们追悼的不是私人的长辈，而是整个国家的长辈，据不成文的规定，黑纱上要加也只能加上白绒球。这个，玉苹的妈没打听清楚。

我扭着脖子看玉苹，脚下乱了步：一下踩到前面赵睿的黑布鞋的后跟上，赵睿一步没走稳差点摔倒，她一回头，两条小辫子正甩在我脸上。我还没来得及偷看是不是被老师发现，她已经用那一双厚重的肉眼狠狠瞪了我一眼。邢老师走在队伍前面，没有看见中间有人坏了秩序，而章文静就隔了一个人走在我后面，我听见她小声而严厉地说了句：“前面的注意点啊！”

走进楼道时迎面络绎不绝地有从已经灵堂里出来的班级队伍往外面走，那些队伍中的师生无一例外都在哭，尤其是女老师们，个个都呜咽着用小手绢不住地接眼泪。

在楼道里走了一会我们就到了学校大礼堂，一进去我惊呆了：不知什么时候这里布置得这么隆重！正中悬挂着巨大的总理画像，镜框旁披着黑色挽联，满眼的黑纱，白花，和各种颜色的花圈摆满了整个灵堂。哀乐声中，老师，同学鱼贯走进去绕场一周，然后对着遗像深深鞠躬。鞠躬时，周总理他老人家慈祥地用英俊的浓眉大眼看着大家，全班师生早已泣不成声！

看到别人都在哭我突然觉悟，我也应该哭！正酝酿着，我们班就离开灵堂往外走了。邢老师自不必说，章文静也哭成了个小泪人，本来就小的眼睛红肿着，好像两颗小红豆，中间用刀刻开了一条缝一样。

张琳琳也哭，当时我还没学会“梨花带雨”这个词，也没读过《红楼梦》，《红楼梦》当时还是禁书，不然我应该想起尤二姐。本来她有点像薛宝钗，但薛宝钗没这样哭过啊。我没往喜儿身上想，我觉得喜儿和张琳琳是有阶级差异的。

可我没哭成。

我记得只有在奶奶去世时才哭了一回，还是躲到灵堂后门外的通道里偷着哭的，主要是怕我妈看见。那时我奶奶已经被推放在楼道里，正等着火化工人来作业。我恋恋不舍地看着她被扑了粉的，马上就要面对烈火而毫无感知的脸，哭得无声却伤心极了，我想起了小时奶奶给我吃的那些好东西。

后来许多年里我都一直纳闷：为什么当年所有的学生都哭了？我怎么记得头一年小黑小白的奶奶去世时，姐妹俩也没见得哭这么伤心过。真弄不明白！不过没来得及和全校师生一起哭，这事一直让我觉得有点遗憾。我想其实还是那句话：别人开窍早，而我那时还没开窍。

直到高中有一门心理学的选修课，才有了另一种解释，那属于“群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