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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楼里住了两三个月，到处都是新鲜的，尤其是春天来了时，河水不像往年那样涨满了水，反倒越来越浅。小孩子们高兴地在河岸上跑来跑去，还有人跳到河中的一块高地上向岸上的人炫耀。我在河堤上找到了刚刚长成的野菜，和嵌在软泥里的田螺，这些天津人不吃的东西在我妈眼里倒也是这个季节不错的野味。

我奉命把每个田螺屁股上的尖用小号的尖嘴钳夹断，然后将它们养在水里。过了两三天，当所有的田螺都把肚子里的泥吐净了，我妈就用葱姜酒把田螺在锅里过油热炒，最后再加些酱油和一点甜面酱，一盘炒田螺就做成了。

我们每个人领到一根穿了线的缝衣针，把田螺肉扎出来吃，针上穿了线是为了不容易丢。可我爸从来不用针，总是直接用嘴去吸，他说：“同样的结果何必要多费一道工序呢？”

我也跟了学，因为田螺的尾部是空的，有空气的流动把螺肉吸到嘴里并不费力，我和我爸那此起彼落的吸吮声响了一顿饭的功夫。我妈虽然坚持用针一个一个为自己和妹妹挑肉吃，但对我们两个人风生雷动的苦干劲头也没表示反对。她忍受我爸吃饭的嘴响已经超过十年，不想再为这个破坏了兴致。

在五月份，除了吃到美味的田螺肉，我们又叠起了小纸花，因为朱德元帅逝世了。

这次学校没有再开追悼会，只是老师同学又开始在衣服上别纸花上学了。放学后我们特意回到我爸他们所里，在办公楼二楼的楼道里和再一次聚在那里的大人孩子一起，又叠上了成堆新的小纸花。

除了几个高年级学生低头边做边悼念，我和比我年纪小的几个孩子嘻笑着比谁的手快，倒好像不是在做寄托哀思的小白花，而是做办喜事的小红花似的。我压根没有哀思，也不想酝酿哀思，就像我妈经常说的：还没开窍。我只是喜欢做这手工活，叠多少都叠不厌。

在做完两大纸箱的白花之后，大家又终于回到各自的家，而我心里却对留在办公楼道里剩下的那厚厚两打白纸恋恋不舍，心里着实希望着能再有机会来一次这样的聚会！

我在童年时的确是个不祥的人！就像我妈常说的：扫把星！“扫把星！每次给你做衣服都会断了针！”“扫把星！本来炉子封得好好的，你一碰就熄了火！”“扫把星！当年生你害下的腿疼，到现在都好不了！”

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我害人害物确实由来已久。不想这念头只在脑子里动了几下，四个月之后的秋天里，我们真的再一次地聚在了办公楼二楼，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制作白纸花的活动。

做完了小白花就到了初夏，这时我们楼前的运河里水却更浅了，到盛夏竟干了河道！令人兴奋的是在河中心残存的泥水里有好多的鱼在跳跃着，有的挣扎地翻到了岸上！

“翻坑了！翻坑了！”那些住在楼里的大人孩子们反复叫嚷着，于是整个河堤出现了大批兴奋的人群，大伙提着水桶和脸盆抢着跑到河里捞鱼。

我和妹妹也去凑这个热闹，看到别人都用自家做的网子捞鱼，我们两个脱了鞋站在水里试图用手抓几条乱蹦乱跳的活鱼。可一条都还不曾抓到，河里那许多濒死的鱼儿也让人们在一两天之内捞个精光。

我爸挨了我妈无数次的数落：“你看这两天有谁在家里闲着？你没事做个网子去捞几条鱼回来也好。别说隔壁的柳大爷家和楼下老刘家了，你看连小玉苹家都捞了一脸盆回来。唉！跟你这死要面子的人过，真是上辈子欠的债！”其实我爸并没闲着，正埋头往一个旅行包里放毛巾和牙刷：“好了，好了，不就是几条活鱼？等我出差回来给你买几条！”

那时候我爸经常出差去北京国家科委，当时他正负责搞一项什么机密科研，三天两头往那跑，每次都是好几天才回来。一回来我妈就和他吵架：“成天出差，每次报销后差旅费都不够，要拿家里过日子的钱来填上！你倒好，看到家里没菜吃了就往外跑，住招待所吃食堂，根本不管家里人的死活！”

可我爸机械脑子，永远都不会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他的实验成果就算让我妈把他耳朵骂出了茧子还照样我行我素，所以我妈这次看到他又在收拾行李，检查火车票，气就不打一处来：“说得好听！买几条鱼回来？你不等钱用得精光肯回来？你走了，我这里就得吃咸菜萝卜干，好等你回来给你贴补上呢！”

我爸不耐烦地冲她一挥手，不想跟她争辩，急急忙忙地看了看手表：“好了好了，不要再罗嗦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尽管这时离火车开动还有三个小时，他就急吼吼地开了门扬长而去，把我妈气的把手上的擀面棍“砰”地一声扔在门上。

但这一次去北京出乎我妈意料：我爸只在北京待了一天就匆匆忙忙提前赶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我爸回家后就一直和我妈在房间里关着说话。他神秘兮兮地一会和我妈小声嘀咕，一会又从几个不同方向的窗户前往外望，一会又催我妈：“你还是赶紧收拾一点东西吧。”到了深夜，我妈终于不耐烦地冲他嚷嚷开了：“怎么可能呢！你最好不要到处乱讲，到处都有阶级斗争，小心有人说你散布谣言！”她给和她睡一张床的妹妹盖上毛巾被，打着哈欠：“好了，你不睡觉我可要睡了，明天早上还要上班！”

我一个人睡在在靠北的那间小屋里，侧耳听听他们两个再没有要吵架的意思，也就放心地抱了件旧棉袄当毛巾被睡着了。

正睡得憨沉，突然间被我爸冲进来一手将我提起就往大门外跑。我半梦半醒地被他拖着从五层沿楼梯一直拖下了大楼，手里还死死地抱着那件灰色大棉袄。

地震了！地震了！人们用惊慌说着这三个字。

    我爸把我拖到楼门外时我才完全清醒，看到黑夜中不少人已经站在了外面的河岸上，男的多数只穿了条短裤，女人个个都披头散发，有一个高个子身上披了条大棉被，还有更多的人正从楼里往外冲。

我爸紧张地四处张望，嘴里不断地嚷嚷着：“你妈呢？你妈呢？我叫她先下来的，人呢？人呢？”他急得在原地转着步子，甩着脑袋瞪着眼睛找我妈。看清了我妈和妹妹不在楼外，我爸把我往人多的地方一推，急急忙忙迎着逃出来的人群往回跑。

我很害怕，本能告诉我顺着人群逃命的方向是安全的，而逆方向往楼里冲是危险的。看着我爸迅速消失的背影，一瞬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战场上的硝烟，突然明白了董存瑞的光荣和伟大！

过了好一会才见他一手拖了浑身哆嗦的我妈，一手抱着妹妹从楼栋里跑出来。为这事，我妈又骂了他半辈子：“大难临头，只管拉着你大女儿逃命，根本不管我们母女的死活，真是太没良心了！”

在我妈不断的控诉中，我听明白了：我爸一宿没睡，地震时他先把我妈叫起来，让她把妹妹抱出去，然后自己到另一个房间来拉我。而我妈一害怕就忘了逃命，抱着妹妹站在床边发抖，原以为我爸拉我出来后会再回到她房里去拉她们，没想那没良心的老公自顾拉了他偏爱的大女儿逃命去了！“幸亏楼没塌，不然我们母女活活被你害死！”我妈说到这儿总是眼含着委屈和仇恨的眼泪。

虽然我心里知道我爸受了冤枉，但他从来都没有为这事和她争辩过。他是个注重结果的人，既然大家都安全地活着，至于孰是孰非并不重要。可能科学家都这样。

其实，如果我妈那天晚上相信了他从北京带回的“谣言”的话，也就不会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当然我那可怜的爸也不会背几十年“变相谋杀”的罪名了：

地震头一天我爸在北京就听到有内部传言说，预报显示可能近期会有大地震，但上面严令禁止传播。当时毛泽东病危，政治危机一触即发，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稳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放在首位，决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谣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但我爸是个科学家，相信科学预测甚于政治疏导。于是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悄悄把消息告诉我妈。我妈当然不信，凭什么就信口胡说要大地震？如果真有地震，党和政府早就发警报了，还能让老百姓蒙在鼓里等死？她连个小包袱都不愿意准备，“杞人忧天！”我妈的文学水平比我爸强，嘴里说了这个成语，心里面还在埋怨着捞鱼的事呢。

说得我爸觉得也有可能是多虑，预报出来的具体数据属于机密文件，他不可能知道。而私底下的传播，等到了他耳朵里会产生很多差异。“或许只是微小的几率。”他看着疲倦的妈妈揽着我妹妹睡着了，听着桌上的小闹钟“滴答滴答”不慌不乱地走着。

他从阳台的大窗看出去，家家户户都息了灯，马路上没有行人，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偶尔经过的卡车疾驰中带来一阵马达声后，整个城市在盛夏的深夜里沉沉地睡去了。“也看不出要出大事的样子啊！”他毕竟不是地震专家。

踌躇再三，他还是不能入睡。“无风不起浪。”从机密机构里泄露出来的机密，毕竟不同于街谈巷议！就算是谣言也没法不重视。

从后来我无意间在他笔记本里读到的一篇“地震记录”中得知：我爸7月28日临晨四点在地震前的几个小时里一直没有睡。他在将信将疑中从家里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不同方向的窗户向外看。临晨3点多，他正站在厨房里，朝北方向的夜空忽然出现了红色和蓝色的光！但地却没有震动起来，他在犹豫间继续紧张地观察着，终于当又一道美丽的彩色天光之后他感到了来自脚下的纵向震感，于是冲进我妈的房间把她叫醒，再把另一个房间里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大女儿拖到楼下。

“地震了！”唐山成了废墟和坟场，天津也倒了不少老房子，死了不少人。可我们是幸运的：新造的红砖和预制板造出的六层楼房，除了两座姊妹楼连结处的镂花墙被震塌外，整个楼房完好无损。

人们除了受到的惊吓，就是传说中在逃命时出现的一丝不挂的女人。我曾在记忆中拼命回忆当时站在河边是否看到过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可惜想不起来，只想起一个披着大棉被的高个子男人，我猜他肯定也没穿衣服。

还有就是我爸所里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同事，那晚我曾看见她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身上盖着床被子，后来她新生的女儿就取名叫：“胡震”。在我家，就是让我倒霉的老爸背了一辈子的那个大黑锅了。

但不管怎么说，对整个运河楼的居民来讲，地震在当时只是一场虚惊，除了泄露春光的那些个倒霉蛋外，人们受到的只是惊吓，没听说有人伤亡。

可人们的生活并没因为七月二十八日临晨的幸运而在第二天回到从前的轨道。由于对余震的恐惧，之后的两年里，“水景豪宅”，尤其是三楼以上的“高层”居民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漂泊，人们逃散在城市四周，成了华北平原上的“吉普赛人”。

    而这场“逃难”生涯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个最有趣，最难忘的历程。那些在大人看来的苦难日子都变成美好的记忆，全数灌注在我的大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