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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老师一定会比较喜欢好学生，如何定义＂好学生＂呢？自然是那些成绩优异又听话让老师不用多操心的学生。在我还当学生的八０年代，学校依照成绩把学生分成前段班(又称升学班或自强班)和后段班(又称放牛班)，前段班的学生以考进好的大学为目的，学校集中所有资源就是要拼出亮丽的升学成绩单；后段班的学生虽美其名要帮助他们学一技之长，但实质上成为教育系统主动放弃的一群人，变成真的在放牛吃草。后来，政府意识到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儿女进入后段班，倡导＂有教无类＂，于是强制要求学校打破能力分班，教育进入了常态分班的新纪元，但也创造了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的问题导致教学的困难，反而让许多老师怀念起过去能力分班的日子。

　　二年前，知名的李家同教授写了＂放牛班的老卷＂一文，描述一位少数愿意主动教放牛班的王老师，他花了很多时间了解放牛班的学生每一个人不同的学习状况，进而帮助他们在毕业之前学到可以应付社会基本需要的知识，也因此让一位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成绩普通的孩子得到王老师的栽培与鼓励，一路顺利进入师大最后志愿回到母校担任校长。这个故事让我极为感动，在我第一年的教学生涯中，很幸运地遇到一个让我毕生难忘的个案，也帮助我体认到一个老师的职责并不单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变得比以前更好。

　　时间是春季班开始一个半月后的某一天，我收到了我班上一个小组联名发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们小组中的一个成员(以下简称B同学)多次不出席小组会议，甚至到缴交期限的前一个晚上还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部份，所以他们决议要把他逐出小组。根据我的课程大纲，如果全体组员一致认为某一名成员没有贡献，他便不能享有和其他组员相同的团体成绩，用意在防杜有免费搭便车(free rider)心态的学生。当我收到了这封信，我调阅了一下这名学生的成绩，第一次考试全班成绩平均是八十分，他只考了三十七分，属于后段的学生，如果团体成绩再打折，他势必要面临重修的命运，由于这门课是商学院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已经大四的B同学也必须要延毕。我立即写信通知这名学生他过去的团体成绩必须打折，未来也必须向他的小组表示愿意积极参与的意愿。很快地，我收到他的回信，他显得相当的愤怒，认为我未经求证就扣他的分数对他很不公平，认为我在没有了解他的处境之前没有资格审判他。由于这是我第一年在美国担任老师，尚未完全了解文化上的差异和学生事务处理的原则，心理其实很担心我是否惹了一个大麻烦，于是立即谘询了其他资深的教授，他们认为我的处理没有问题，更进一步要我建议他直接退选这门必修课。

　　在某一天的下课后，我邀请B同学到我的办公室讨论他的情况。一开始B同学原本是很防卫的态度，对同组的同学有很多抱怨，找很多理由说明对我和学生的不满，但是当我告诉他我想要帮助他，愿意聆听他的困难，他的眼睛红了，当我表明愿意给他一些机会弥补时，他的态度马上转为正面，愿意努力把剩下的二次考试考好，也会努力把作业做好。他明白自己过去的行为不对，也提到他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在困扰着他，现在正处于人生中很艰难的时刻。我告诉他上帝爱他,我也会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走出低潮，同意让他的团体报告变成个人报告，但他自己要努力提高考试成绩，至少要达到门槛才能拿D（对于大学生代表通过）毕业。二周后，B同学在第二次考试中拿了五十分，虽然比上次好了一些但进度幅度仍然不及过关的门槛，B同学显得相当沮丧，因为他在其他的课也表现不佳，已经被迫退选剩下三门课濒临退学的边缘。虽然同情他的处境，但是我很坚绝地告诉他我不会放宽标准，他必须要达到我们当初协议的标准才能过关。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我看得出他很努力地参与课程讨论，也多次利用我的办公室时间讨论上课内容。最后，在期末考中全班的平均是八十二分，B同学考了八十七分，在全班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他所撰写的个人报告的水平甚至比其他组的团体报告要高出许多，最后，B同学整体的成绩不但超越了拿D的门槛，更让他以C的成绩完成了这门课。

　　事后，他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给我，他说：当我第一次进入你的办公室时，我其实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我已经为未来的退选和退学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当你对我说愿意给我机会并且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线亮光，我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全力以赴，后来这些努力和惊人的进步幅度才有发生的机会。当别的老师都要我退选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要放弃一切了，但是竟然还有一个老师不但肯给我机会并且为我祷告，这对我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我希望不会让他失望。我回信给他说：不管过去和未来发生什么事情，记得上帝爱你，不要让 失望。

　　我相信，老师存在的目的不是在证明学生不行，而是帮助学生变得更好！不管是帮助学生从F变成D，还是从B变成A，这都是一个老师对学生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