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Guerrilla (2019-12-17 07:21:39) 评论 (0)

父亲走了。一个深爱我们、呵护我们、悉心陪伴我们成长的人走了。都说父爱如山,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家庭里的宝塔山。我们这些子女原指望他能享期颐之寿,但他终于还是离我们而去,永远的安息了。他生肖属鼠,享年95岁,也算高寿谢幕。等到千里迢迢的儿子赶赴到身前再告别人生舞台,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

父亲的一生是波澜不惊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党性与良知、成熟与率性在他身上共存共荣,甚至良知与率性总是不合时宜冒出头来,犹如归属花果山的大圣初心不止,颇具有传奇色彩。

父亲在家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作为家中的老儿子,他自小就生性调皮顽劣。为此,家中老人为了他不知操碎了多少心。祖父家属于下中农,不算赤贫。全家省吃俭用,可维持温饱。为了让父亲能够有出息,他适龄时就让他上学。先读私塾后又入正规学校,辗转数年读读停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小学没毕业便辍学了。

他对种庄稼干农活毫无兴趣。也许得到祖父的默许。小小年纪就干起了当地人最拿手的活计——挑盐。父亲出身在硕大盐场的海边,为盐场挑盐几乎是当地人的铁律(首选)。一天几个小钱(铜板)的工资,便能养活全家,加班还有打赏。与这些老实巴交的盐农不同的是,父亲不仅当脚力,还伙同一些人干起了偷盐贩运的勾当。自打明清开始,食盐便是政府管控物资。设有专管衙门,并有专职的盐警。自大清开始,偷盐者被抓住轻者重罚,重者坐牢。父亲一伙人偏不信邪,跟盐警斗智斗勇。有一次几人同时被抓,众人惊魂未定,吓得不轻。怎奈盐警偷懒,押运时松懈。到后半段拖拉在尾,前后形成长蛇阵,父亲等人自行走在前面。父亲见状,正是大好时机,他先把手中的独轮车脱手滑进坡下草丛里,快到押运目的地时,乘人不备,迅速跳进另一片野草之中。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听到盐警拉枪栓的声音,心都快跳出嗓子眼……那次.一行人啷噹入监,就他一人当天返回家,并带回一车两大包盐。其他人后期需要缴罚款的缴罚款,留置的吃几天牢饭。父亲为此一下子出名了,都说他胆大心细,为他起了外号叫“X小锥子”。这以后他的挑盐队伍就不断发展壮大,享名在外。

父亲等一干人从此抱团自谋出路。这帮人虽然不像梁山泊的英雄聚义,却也活得相当滋润。在日本人和国军、共产党新四军三不管的地界内摇旗呐喊,赤条条地打出一片天下。他们有钱就挥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共担一个字:赌。赌人生,赌银两。愿赌服输,他们认命。有人赌博输了当裤子,算算全年白干。指望来年又是一条好汉。

有一次,父亲等盐贩子落入八路军黄克成部队(此时是新四军三师)手里。他们要么背上“破坏经济”罪名、要么参加八路及留下来为部队筹款,洗心革面。于是参加革命或成为坏分子只有这两条路面临选择。父亲没有太多犹豫,就参加了共产党。并被派去做八路军占领区的村长。其实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早在他9年前11岁时就注定了。他就读的那个小学有两个女共产党员,是姐妹俩,暂住校园。父亲与她们相知,颇熟,成为她们的小跟班。俩人白色恐怖撤退时将个人物品和书籍托他保管。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她们找父亲 “赎回私人物品”,父亲当然“完璧归赵”。要不是不到十三岁,年龄太小,被祖父母拼命拦着,他当时就随她们进山了。

参加革命后,由于纪律的束缚,父亲再也没有赌博过。他有高小文化,算盘打得噼啪响,头脑也灵活,因此深受上级的肯定与喜欢。抗战胜利后,黄克诚部奉令去东北,父亲被作为 “种子”留在当地打游击。1946年底上级派他去军政大学华东二分校深造。春节期间请假回家探望父母,不料形势突变,返校后人去楼空,整个苏北军政机关撤至山东。父亲为此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档案上形成空白。他原准备赶赴山东去追赶队伍,但在滨海县长韩培信(改革开放后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说服下继续留下工作,并重新入党,成为韩县长下属,担任专管粮食的助理员。

淮海战役后,父亲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先落脚合肥,再到巢县新民区,先后任区委组织部部长,领导该区组织人事工作。全国解放后,新区工作走向正轨,随着人民政府各项政令、政策、法规的执行,1950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成了重中之重。土改中过激做法是屡见不鲜的。不久后他就捅了篓子。由于土改中上上下下漠视乡村基层结构以及违反政策的无情举动,引起了当地乡绅和部分农民的不满,干群关系迅速激化。个别人鼓动农民围攻区政府,一些乡村流氓无产者群情激愤,探听到区委书记、区长外出,便大胆向区政府进攻。父亲作为留守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一看大事不好,在向对方警告、劝诫无效情况下,操起手下的步枪连发五枪,打中四人,人群这才散去。

父亲为此被撤了职,送到行署党校学习与审查。半年后,事态平息。他也不适合继续在当地工作,只能调离。当时正逢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铜陵、马鞍山大规模扩建,需要大量干部。省委机关也急需人手。父亲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低,就没去省委机关,分配来到铜陵。那时铜陵很小,很袖珍,只有一个矿务局。父亲因此进入了矿务局纪律监察委员会,在矿务局的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领导领导下任专职秘书(长)。

巢县那次事件轰动全省,也是父亲的滑铁卢。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父亲却结识了在黄麓师范读书的母亲。1952年父亲来铜陵时,母亲未毕业,他只身一人单打独斗,1953年团圆时已经是三口之家。了却了后顾之忧,父亲干劲充沛,很快由纪委转任矿务局教育科长,在他手里完成了将原“国立第十六中学”搬迁到铜陵的事宜,也就是今天的铜陵市第一中学。

1957年铜陵建市后,父亲任市卫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为全市医院、卫生所的建立,乃至整个医疗保健设施的布局操心竭力、任劳任怨。由于他兢兢业业使得他曾在39岁时被选拔为团市委书记的候选人,因为年龄偏大,未获任命。刚好不久,那场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淸经济)如火如荼,他被抽调并被派往铜山矿。此时铜陵市已经改为铜陵特区。本来四清结束后,铜陵特区区(党)委的安排是要他适时接手矿山书记,将原书记调离。不料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国内整个局势大变。造反派胡作非为,父亲等被打入走资派,关进牛棚和送井下劳动。父亲不服,乘看管不严,连夜乘自行车回到市里,准备找特委汇报情况。没想到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动乱,特委已经瘫痪。父亲的出走,成为铜陵当地造反派小报《东方红报》元旦号外的头条新闻。那年月虽说不是洛阳纸贵,但也一时间“刷屏”于街头巷尾,父亲的名字顿时“闻名”整个山城。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的冲击不小。他有历史上“脱党”以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现行反革命是两条,一、反对江青;二、恶毒将毛主席的像压在床底。幸亏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不以为然,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核实,全部推翻。倘若不然,其中一条就会使他永无翻身之日。著名的主席像事件是乌龙事件,后有人有意陷害。那段时期父亲井下劳动改造,根本没有回矿山宿舍休息一天。由于房间长时间没人,大风将主席像刮落地下,有人偷偷或者清洁工将它放在床上,本来就是重新归置之事,有人大放厥词,硬是收集证据,造成事实上是父亲有意将主席像压在身下的铁证;所谓反对江青,是父亲一次私下与原书记闲聊,说起好像江青当过演员的议论,书记遂向造反派告密。军代表出于良知,顶住压力,认为反对江青不成立,他说主席也当过图书馆职员,职业不说明什么。再有就是脱党这件事颇费周折,外调人员三番五次最后一直找到韩培信(也在牛棚里)写证明才得以解脱。

父亲的一只耳朵的耳膜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破了,听力受损严重。以后一直在工业部门做领导,因为他的听力有问题,所以说话声特别大。

文革后期,人心思变。父亲所在的工业局下属运机厂派系复杂,内斗严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也是军代表出身的市委书记为此严厉指令工业局对该厂进行整顿。父亲领衔带领工作组进厂,跟职工同吃同住,大干一百天,实现产值、利润翻番。市委书记在会议上对父亲进行了褒奖。

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硬说父亲是军代表的红人,要搞内部清算。父亲不服,据理力争。他几十年一直默守“群众大局,良心天平”的原则,即凡是对普通百姓(员工)有利的事就坚持。当时是恢复生产,把生产和福利搞上去,大家受益,怎么能说变脸就变脸呢?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认为军代表在台上就是一朵花,下台就是豆腐渣。这本来是一个凭良心为人做事的态度,在当时却被斥为“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路线立场有问题。父亲不为所动,坚持不检讨,认为自己没错。为此又被打入“另册”。

改革开放后,父亲摒弃前嫌(再加二个孩子同年考上大学的喜悦),父亲脚履轻盈,甩开膀子跟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市委这时适时下文,恢复了他正县级的职位。他是1956年省委组织部批准的正县(处)级干部,二十多年间一直低配,从未有怨言。

很难想象,组织上一错就是几十年而父亲坦然面对。在父亲的行事风格中,他不喜搞溜须拍马,不屑于走上级门路。更不会为了讨领导欢喜而弄虚作假,哪怕说应景的过头话他也不干。文革中只要他主动说几句违心的话,他早就提拔上去。不仅如此,他最看不上那些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有一次他去省委“五七干校”(文革中下放干部劳动的地方)学习,同行中有人大讲“劳动能治百病”的所谓无产阶级劳动观,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是形而上学,在汽车上与其人大声争论,甚至放言,领导干部可以参加劳动,也可以放下身段与群众打成一片(大家原本就是农民出生)。不过,毫无目的地放下本职工作前来劳动锻炼,他调侃道“闲得像猪一样吃好睡好”,这是否也是一种资源浪费?为此,他大声疾呼:“与其让他们活动筋骨,不如做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父亲就是这样宁可不要官位也不失去做人底线。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太搞特殊化,很少为子女谋私利。我自己有幸享受过两次特权。一次是1961年大饥荒我两岁时,由于饥饿,差点昏死过去。父亲为此特批了葡萄糖,让处在抢救中的我存活下来。还有一次是我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期间,我动用父亲的关系,为大队知青集中一起成立农科队买砖瓦水泥提供方便。其实,这一次是为集体办好事,根本不是谋私利。父亲处理事情秉公办理,善心以对。也正在于他私心不多,所以很少有人不满意,甚至心怀感激。就说我二岁多时的昏死,是保姆平时将我的口粮分给了同在我家她自己的孩子。事情发生后,家中并没有辞退她,因为此时她若带子回无为家里,必饿死无疑。不仅如此,仍将(允许)她的小女儿接来保命。父亲就是这样处理家事,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个忙碌的公仆。他走路很快、嗓门很大,对脾气相投的人则海阔天空,以诚相待,无所不谈。他本性善良,从不昧着良心说话。因为内心坦荡,心里相对干净。况且他总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甚至嘴巴骂人、真心护人,是个内心敞亮的人。因此处于关键时刻会有人帮助。就说文革中“攻击江青”罪名,若不是军代表仗义执言,造反派罗列的罪名足以判他十年、八年总没话可说。还有,在巢县土改时那件事,五枪撂倒四个,也是同期南下的苏北其他干部介于情况特殊给予庇护,才化险为夷。

父亲最后一个岗位是煤气公司,市委书记直接点将派他去“压压火”。此时按党内级别,他已属地市级干部。人们说,“煤气公司庙小王八多”,班子不团结,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市委要父亲去扶植煤气公司正气,压一压邪气。不能让煤气公司那股邪(煤气)气走进千家万户。

父亲二话没说,老骥伏枥,干劲不减当年,带领煤气公司广大职工锐意改革,在人事上吐故纳新,在工作上不断创新,大胆探索,不怕犯错。并倚重年轻专业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煤气公司面目焕然一新。多年后,提起老书记,干部职工们没有人不从内心表示敬重或肯定的。

父亲走了,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和事业。他的一生:个人品行持刚正不阿之正气;待人处事有海阔天空之雅量;从大海边来,随长江水去。生,强如梅花绽放之惊鸿傲雪;逝,俨如秋霜落叶之静美恬静。

父亲离休后,他最在意三件事。一是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聆听老百姓的心声。他认为这是党的生命线所在。为此,他每天去菜场买菜,了解行情,与基层大众接地气。二是保持与老朋友的沟通,父亲自1952年雁落铜官山,可以说是一个老铜陵,他见证了铜陵的发展和崛起。在一大半的生涯中,由于他的爽快与豪气,他有一大批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不乏有肝胆相照的铁杆。他喜欢聊天、下棋,与牌友们相聚,上麻将桌鏖战。几十年如一日,不玩钱只叙旧。然而年岁不饶人,战着战着,他身边的朋友愈来愈少,到最后确是凑不齐一桌了。这时候,他开始眼睛向内,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有道是年纪愈大愈 “护犊子”。他对子女的管教反而愈来愈严格,他不求子女升官发财,时刻提醒或督促我们走正路,老老实实做人。

如今,我们长大了,父亲却离我们而去。父亲平时“路盲”,分不清东西南北,认不清道路,我们曾为此担心甚至嘲笑他。父亲也不以我们为忤。他总是无问西东,走自己的路。如今,他到了天堂,有众多老朋友帮衬,并有上帝引领,想必不会迷路,也一切安好,阿门!

评论 (0)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