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errilla

    今天是父亲100周岁冥辰。父亲于5年前重阳时节走了。山川谢幕永远地安息了。他生肖属鼠，享年95岁，其一生是波澜不惊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

    父亲祖籍江苏滨海县（现属江苏响水县），在家排行老三，前面有两个姐姐。作为家中的老儿子，他自小就生性调皮顽劣。为此，家中老人为了他不知操碎了多少心。

    祖父家属于下中农，不算赤贫。全家省吃俭用，可维持温饱。为了让父亲能够有出息，他适龄时就让他上学。先读私塾后又入正规学校，辗转数年读读停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小学没毕业便辍学了。

    他对种庄稼干农活毫无兴趣。也许得到祖父的溺爱或默许（庄稼人没出息）。小小年纪就干起了当地人最拿手的活计——挑盐。父亲出身在硕大盐场的海边，为盐场挑盐几乎是当地有能耐的人之铁律（首选）。一天几个小钱（铜板）的工资，便能养活全家，加班还有打赏。与这些老实巴交的盐农不同的是，父亲不仅当脚力，还伙同一些人干起了偷盐贩运的勾当。自打秦始皇始明清更甚，食盐便是政府管控物资。设有专管衙门，并有专职的盐警。所以自有官盐开始，偷盐者被抓住轻者重罚，重者坐牢。父亲一伙人偏不信邪，跟盐警斗智斗勇。有一次几人同时被抓，众人惊魂未定，吓得不轻。怎奈盐警偷懒，押运时松懈。到后半段拖拉在尾，前后形成长蛇阵，父亲等人自行走在前面。父亲见状，正是大好时机，他先把手中的独轮车脱手滑进坡下草丛里，快到押运目的地时，乘人不备，纵身一跳迅速躲进另一片野草之中。父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紧盯前方。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听到盐警拉枪栓的声音，心都快跳出嗓子眼……那次，一行人啷噹入监，就他一人当天返回家，并带回一车两大包盐。其他人后期需要缴罚款的缴罚款，留置的吃几天牢饭。父亲为此一下子出名了，都说他胆大心细，拿得起放得下。并为此起了外号叫他“顾小锥子”。这以后他的挑盐队伍就不断发展壮大，享名在外。

    父亲等一干人从此抱团自谋出路。这帮人虽然不像梁山泊的英雄聚义，却也活得相当滋润。在日本人和国军、共产党新四军三不管的地界内摇旗呐喊，赤条条地铁脚雄风响遍天下。他们有钱就挥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共担一个字：赌。赌人生，赌银两。愿赌服输，他们认命。有人赌得输了当裤子，算算全年白干。指望来年又是一条好汉。

    有一次，父亲等盐贩子落入八路军黄克诚部队（此时是新四军三师）手里。他们要么背上“破坏经济”罪名、要么参加八路及留下来为部队筹款，洗心革面。父亲没有太多犹豫，就参加了共产党。并被派去做武工队长在八路军占领区的中心村兼任村长，这里成为三师八旅的重要兵站。

    其实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早在他9年前11岁时就注定了。他就读的那个小学有两个女共产党员，是姐妹俩，暂住校园。父亲与她们相知，颇熟，成为她们的小跟班。俩人白色恐怖撤退时将个人物品和书籍托他保管。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她们找父亲 “赎回私人物品”，父亲当然“完璧归赵”。要不是不到十三岁，年龄太小，被祖父母拼命拦着，他当时就随她们进山了。

    参加革命后，由于纪律的束缚，父亲再也没有赌博过。他有高小文化，算盘打得噼啪响，头脑也灵活，因此深受上级的肯定与喜欢。抗战胜利后，黄克诚部奉令去东北，父亲被作为 “种子”留在当地打游击。1946年底上级派他去军政大学华东二分校深造。春节期间请假回家探望父母，不料形势突变，返校后人去楼空，整个苏北军政机关撤至山东。父亲为此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档案上形成空白。他原准备赶赴山东去追赶队伍，但在滨海县长韩培信（改革开放后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劝说下继续留下工作，并重新入党，成为韩县长下属，担任专管粮食的助理。

    淮海战役后，父亲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先落脚合肥，再到巢县新民区，先后任区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

    全国解放后，新区工作走向正轨，随着人民政府各项政令、政策、法规的执行，1950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成了重中之重。土改中过激做法是屡见不鲜的。不久后他就捅了篓子。由于土改中上上下下漠视乡村基层结构以及违反政策的无情举动，引起了当地乡绅和部分农民的不满，干群关系迅速激化。个别人鼓动农民围攻区政府，一些乡村流氓无产者群情激愤，探听到区委书记、区长外出，便大胆向区政府进攻。父亲作为留守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一看大事不好，在向对方警告、劝诫无效情况下，操起手下的步枪连发五枪，打中四人，人群这才散去。

    父亲为此被撤了职，送到行署党校学习与审查。半年后，事态平息。他也不适合继续在当地工作，只能调离。当时正逢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铜陵、马鞍山大规模扩建，需要大量干部。省委机关也急需人手。父亲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低，就没去省委机关，分配来到铜陵。那时铜陵很小，很袖珍，只有一个矿务局。父亲因此进入了矿务局纪律监察委员会，在矿务局的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领导领导下任专职秘书（长）。

    巢县那次事件轰动全省，也是父亲的滑铁卢。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父亲却结识了在黄麓师范读书的母亲。1952年父亲来铜陵时，母亲未毕业，他只身一人单打独斗，1953年团圆时已经是三口之家。了却了后顾之忧，父亲干劲充沛，很快由纪委转任矿务局教育科长，在他手里完成了将原“国立第十六中学”搬迁到铜陵的事宜，也就是今天的铜陵市第一中学。

     1957年铜陵建市后，父亲任市卫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为全市医院、卫生所的建立，乃至整个医疗保健设施的布局操心竭力、任劳任怨。

    由于他兢兢业业使得他曾在39岁时被选拔为团市委书记的候选人，因为年龄偏大，未获任命。刚好不久，那场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淸经济）如火如荼，他被抽调并被派往铜山矿。此时铜陵市已经改为铜陵特区。本来四清结束后，铜陵特区区（党）委的安排是要他适时接手矿山书记，将原书记调离。不料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国内整个局势大变。造反派胡作非为，父亲等被打入走资派，关进牛棚和送井下劳动。父亲不服，乘看管不严，连夜乘自行车回到市里，准备找特委汇报情况。没想到特委已经瘫痪。

   父亲的出走，成为铜陵当地造反派小报《东方红报》元旦号外的头条新闻。那年月虽说不是洛阳纸贵，但也一时间“刷屏”于街头巷尾，父亲的名字顿时“闻名”整个山城。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的冲击不小。他有历史上“脱党”以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现行反革命是两条罪状：

   一是反对江青。父亲一次私下与原书记闲聊，说起好像江青当过演员的议论，书记遂向造反派告密。军代表出于良知，顶住压力，认为反对江青不成立，他说主席也当过图书馆职员，职业不说明什么。

    二是将毛主席的像压在床底。那段时期父亲井下劳动改造，根本没有回矿山宿舍休息一天。由于房间长时间没人，大风将主席像刮落地下，有人偷偷或者清洁工将它放在床上，本来就是重新归置之事，有人大放厥词，硬是收集证据，造成事实上是父亲有意将主席像压在身下的铁证。

    上述两条罪状，主持工作的军代表都不以为然，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核实，全部推翻。倘若不然，其中一条就会使他永无翻身之日。

    再有就是脱党这件事颇费周折。外调人员三番五次，最后一直找到韩培信（也在牛棚里）写证明才得以解脱。

    父亲的一只耳朵的耳膜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破了，听力受损严重。以后一直在工业部门做领导，因为他的听力有问题，所以说话声特别大。

    文革后期，人心思变。父亲所在的工业局下属运机厂派系复杂，内斗严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也是军代表出身的市委书记为此严厉指令工业局对该厂进行整顿。父亲领衔带领工作组进厂，跟职工同吃同住，大干一百天，实现产值、利润翻番。市委书记在会议上对父亲进行了褒奖。

    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硬说父亲是军代表的红人，要搞内部清算。父亲不服，据理力争。他几十年一直默守“群众大局，良心天平”的原则，即凡是对普通百姓（员工）有利的事就坚持。当时是恢复生产，把生产和经济搞上去，顺带增加群众福利，一举几得，大家受益，怎么能说变脸就变脸呢？

     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认为军代表在台上就是一朵花，下台就是豆腐渣。这本来是一个凭良心为人做事的态度，在当时却被斥为“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路线立场有问题。父亲不为所动，坚持不检讨，认为自己没错。为此又被打入“另册”。

     在父亲的行事风格中，他不喜搞溜须拍马，不屑走上级门路。更不会为了讨领导欢喜而弄虚作假，哪怕说应景的过头话。见风使舵的人他最看不上。记得他一次去省委“五七干校”（文革中）学习，同行中有人大讲“劳动能治百病”所谓无产阶级劳动观，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是懒惰，甚至是形而上学。在回程的汽车上与其大声争论，甚至放言，领导干部可以参加劳动，也可以放下身段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过，领导干部最重要的责任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做点体力劳动休养生息，这说穿了也是一种资源浪费。与其让他们活动筋骨，不如让他们在群众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父亲就是这样宁可不要官位也不失去做人底线。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太搞特殊化，很少为子女谋私利。

     我自己有幸享受过两次特权。

    一次是1961年大饥荒我两岁时，由于饥饿，差点昏死过去。父亲为此特批了葡萄糖，让处在抢救中的我存活下来。

    另一次是我在上山下乡期间，动用父亲的关系，为大队知青集中一起成立农科队买砖瓦水泥提供方便。其实，这一次是为集体办好事，根本不是谋私利。父亲处理事情秉公办理，善心以对。也正在于他私心不多，所以很少有人不满意，甚至心怀感激。就说我二岁多时的昏死，是保姆平时将我的口粮分给了同在我家她自己的孩子。事情发生后，家中并没有辞退她，因为此时她若带子回无为家里，必饿死无疑。不仅如此，仍将（允许）她的小女儿接来保命。父亲就是这样处理家事，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个忙碌的公仆。他走路很快、嗓门很大，对脾气相投的人则海阔天空，以诚相待，无所不谈。他本性善良，从不昧着良心说话。因为内心坦荡，心里相对干净。况且他总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甚至嘴巴骂人、真心护人，是个内心敞亮的人。因此处于关键时刻会有人帮助。就说文革中“攻击江青”罪名，若不是军代表仗义执言，造反派罗列的罪名足以判他十年、八年，也没话可说。还有，在巢县土改时那件事，五枪撂倒四个，也是同期南下的苏北其他干部介于情况特殊给予庇护，才化险为夷。

     几十年的熏陶和复杂经历养成了父亲视组织如生命的盲从以及极强的纪律性品格。这种性格在平时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自1957年始到1981年间他一直受到不公正使用——正职副配，他从未去找组织申诉或怨言；再有，纪律使然在关键时刻保密/禁言：那年我参加高考（1977年）。众所周知，77级入学之前差不多是“盲盒”——无人知晓入学成绩，发榜极具偶然性，有点范进中举戏剧性。发榜前夕，二姐有位教育局帮忙的熟人某天一大早前来贺喜，但是，仅仅是她一人，而我却了无音讯，据他所言极可能落榜。全家很是震惊，但我也没感到太意外。因为最后一场理化考试我是发着高烧硬撑着完成的。是夜我与母亲长吁短叹，几乎一夜未眠。商量明年再考。第二天，我农友（教育局长公子）前来通报，他考入医学院，我如愿入中科大。中午吃饭时，全家人喜出望外。父亲却慢悠悠地说，他二天前（教育局长是其老友）已知晓，碍于纪律不便告诉家人。我、母亲与父亲仨怄气了一个星期。

    父亲最后一个岗位是煤气公司，市委书记直接点将派他去“压压火”。父亲是1956年省委组织部批准的正县（处）级干部。此时按党内级别，他已属地市级干部。人们说，“煤气公司庙小王八多”，班子不团结，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市委要父亲去扶植煤气公司正气，压一压邪气。不能让煤气公司那股邪（煤气）气走进千家万户。

    父亲二话没说，老骥伏枥，干劲不减当年，带领煤气公司广大职工锐意改革，在人事上吐故纳新，在工作上不断创新，大胆探索，不怕犯错。并倚重年轻专业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煤气公司面目焕然一新。多年后，提起老书记，干部职工们没有人不从内心表示敬重或肯定的。

   父亲走了，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和事业。他的一生：个人品行持刚正不阿之正气；待人处事有海阔天空之雅量；从大海边来，随长江水去。生，强如梅花绽放之惊鸿傲雪；逝，俨如秋霜落叶之静美恬静。

    父亲离休后，他最在意三件事。

    一是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聆听老百姓的心声。他认为这是党的生命线所在。为此，他每天去菜场买菜，了解行情，与基层大众接地气。

    二是保持与老朋友的沟通，父亲自1952年雁落铜官山，可以说是一个老铜陵，他见证了铜陵的发展和崛起。在铜陵的大半生涯中，由于他的爽快与豪气，他有一大批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不乏有肝胆相照的铁杆。他喜欢聊天、下棋，与牌友们相聚，上麻将桌鏖战。几十年如一日，不玩钱只叙旧。然而年岁不饶人，战着战着，他身边的朋友愈来愈少，到最后确是凑不齐一桌了。

    三是开始眼睛向内，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有道是年纪愈大愈 “护犊子”。他对子女的管教反而愈来愈严格，他不求子女升官发财，时刻提醒或督促我们走正路，老老实实做人。

    父亲平时“路盲”，分不清东西南北，认不清道路，我们曾为此担心甚至嘲笑他。父亲也不以我们为忤。他总是无问西东，走自己的路。如今，他到了天堂，有众多老朋友帮衬，并有上天引领，想必不会迷路，也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