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芳草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修订稿一）

十里芳草 (2014-08-08 14:36:02) 评论 (10)

作者：徐方

【应《老照片》杂志社约稿，对《母亲》一文作了大幅修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修改意见，使作者能够大大拓展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母亲张纯音出

身于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上世纪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译成十几国外文，是研究中国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我的外祖父张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由清华学堂保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并亲任中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心理学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是李大钊、胡适的亲灸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等三位女性，母亲摄于1960年代并称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

1943年，母亲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初相识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4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当时经济所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木制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准伯伯回到所里第一天上班，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 1960年代母亲在经济所办公室
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

原来事情始于1956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安排顾准去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任副主任，并根据顾准自己的要求兼做经济所的研究工作。而顾准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一些理论禁区，并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该文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界还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正是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使顾准逝世二十年后，获得了“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而在当时

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恶异端。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试论》一文中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成了顾准的罪状之一；另一项罪名是“反苏”。他在综考会时，参加了中苏联合考察队，赴黑龙江探讨两国合作利用水力资源。那时正值“一边倒”时期，别人见到苏联专家一般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顾准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针锋相对，争执得很厉害，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表示不满。他的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兼任文教系统领导的康生，在看到顾准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这一表态，把顾准划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组织决定。①
   顾准1960年代证件照
    1957年母亲刚到经济所不久，顾准就被划成了右派。经济所要对他的右派言论进行“消毒”，上方给母亲布置了一项任务:写文章批判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母亲很年轻，刚三十出头，属于进步青年一类。很快，由她主笔写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标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后，当母亲和顾准伯伯一起回忆起母亲写的那篇批判文章，顾伯伯哈哈大笑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②

给母亲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顾准那铮铮铁骨。“文革”初期，顾准受到更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据母亲讲：顾准做事非常讲原则，从不畏惧强权。“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给本所的人先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实事求是，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写不负责任的话。从1967年3月起，找顾准外调的人逐渐增多，1968年冬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就要应对三、四拨前来外调的人。当时如果不顺着他们的口径来讲，就要吃苦头。一次，有几个红卫兵来到经济所，要求顾准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可他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准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后来顾准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③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顾准那刚直不阿的品质与渊博的学识令母亲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顾准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1972年他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顾准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都险些没钱吃饭了，几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到：“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④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稖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⑤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经历干校

学部下干校，母亲带上了我。那年我只有15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母亲为了让我了解顾准伯伯，同她一道照顾这位老朋友，跟我讲述了许多关于伯伯的事: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母亲说她第一次知道顾准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期的上海。那时顾准任上海税务局长，三天两头签发关于税收的公告，满大街贴的都是署名“顾准”的告示，他被人们戏称为“布告局长”。没想到这位“布告局长”不久之后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落难后两度来到经济所，再后来竟成为她的好朋友。

对于母亲描述顾准这个右派是“第一流的德和才”，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以前就曾跟我说过，右派分子往往是一些耿直且德才兼备的好人。你姨姥姥和舅公就是右派，他们不都是人品好、学问高的好人吗？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我更不感到意外。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在亲友、同事当中是有名的。

记得刚下干校那会儿，一天夜晚下着小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老经济学家骆耕漠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骆老是个知识分子老干部，某些方面很像顾准伯伯:早年参加革命，没上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他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58年因潘、杨事件受牵连，被削去职务，贬到经济所。文革期间更被打成“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冠以“叛徒、特务”嫌疑，一直挨整，没人敢跟他沾边儿。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东岳是粘土地，天一下雨，道路就变得异常泥泞。正所谓：下雨一泡脓，天晴一片铜。骆伯伯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自己可以把鞋子拔出来。可骆伯伯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已经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中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诉他雨夜行走千万别往亮处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九十年代初，骆老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到这样一件事：干校期间，他因挨整被彻底孤立，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只有张纯音悄悄对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特务，你可千万要挺住啊！”⑥几年后，高建国见到笔者，谈到那次采访。他说骆老讲那件事时老泪纵横、激动不已，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那句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刚下干校时，政治气氛左得出奇。顾准伯伯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母亲却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

顾伯伯的胞弟陈敏之在他故去后撰文这样记述：“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他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⑦

干校初期伙食特别差。母亲考虑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而我们下来之前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带了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于是母亲想到给顾伯伯送去一些。当时做这样的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抓住，扣上一顶与监管对象勾勾搭搭的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轻则大小会点名批判，重则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于是母亲想让我去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我那时已经懂事，对顾伯伯的种种遭遇深感同情，很愿意做这件事。记得我每次送的时候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刚下干校不久，顾伯伯来向母亲借布票。当时买布除了要花钱，还得用布票。可伯伯自己平时积攒的布票有限，还差一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⑧原来顾伯伯很想悼念亡妻汪碧。可在那个极左、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既不可能穿孝服，也不可能戴黑纱，于是想到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这种方式来寄托哀思。

母亲曾跟我提到这样一件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要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他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车上。一路上他们在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未完待续）

①⑥《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p.422，626
②③《我所认识的顾老》，作者：张纯音
④⑧《顾准日记》，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p.160，p.170
⑤⑦《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作者：陈敏之

—本文发表在《老照片》第95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杜昱伟的 2018-04-03 15:07:50

文革的人间地狱把无数家庭搅的七零八散，再也没有复原的可能。

Y389 2014-08-29 19:43:16

回复 '亦中' 的评论 : 我非常尊敬顾准，他在很长且极端残暴的时代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为中国经济理论作出开拓性的贡献。但是，我对他在任上海税务局长时的工作不敢认同，有说他当时也很左。当时，对私方人员的罚款往往是看你有多少钱就罚多少，把你几年全部收入加起来就是罚款额。当然，金无足赤，顾前辈不管当年在税局是否＂极左＂，他以后的伟大人格和经济学的贡献已证明了他完全走出了毛的极左路线。

Y389 2014-08-29 16:34:19

顾准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那时有不少干部整天忙于工作，很少和家庭在一起，他们的子女往往到父亲退休、离休后才和父亲有多的来往。不知顾准的孩子在年幼时与他是否也接触不多?当时老毛整天搞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58年家庭都几乎很少在一起，恨下得所有人都只认老毛一人是家长，有歌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时除了少数脑子里深受中国孝道影响的青年人对老毛这套阳奉阴违，背地里为父母出力分担。也有不少人为了自己政治前途就不管父母的艰难处境了，当时叫＂不当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至于少数极端的就揭发父母，大义灭亲了。而当时的父母却是十分的无奈，顾准这么伟大的先知，他能说出社会、市场、经济的大规律，却无法教育自己子女应当忠于中国人的为人孝道，真是太悲惨了。

亦中 2014-08-09 07:12:43

顾准任上海直接税局局长时，我母亲是他的助手。据说，顾局长的风评很好，让人们对新政权充满了信心。

“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十里芳草 2014-08-09 05:49:33

回复 '挥一挥手' 的评论 : 谢谢支持！

挥一挥手 2014-08-09 05:45:07

个人的历史汇集起来成为时代。记住历史，传递历史真实是对后代负责。
顶好文。

幸福剧团 2014-08-09 02:18:27

谢谢分享好文。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有这样的母亲和正直的人，是幸事！

coach1960 2014-08-08 16:35:20

回复 '十里芳草' 的评论 :

你的意思是大道理。父母不一定要和子女讨论政治问题及意识形态，但是我爸坐牢，我要去送牢饭！！这个道理简单吧？可以理解吧？

十里芳草 2014-08-08 16:31:30

回复 'coach1960' 的评论 : 感谢理解！

在顾准的晚辈当中，他大概只影响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外甥宋德楠。这个年轻人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有时会跟顾探讨一些理论问题。他和另外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这些年轻人实在不知天道地厚。马列主义虽被奉为经典，哪里是可以随便研究的，更何况私自结社更是犯了大忌。结果该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团体”。发现这个组织，给了康生一个有力的口实，他正企图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几个人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顾准被人突然从家里带走，隔离审查了一百多天。虽说经过最严格的审查，证明他与这个组织毫无关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使他脱不了干系。结果他被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京郊劳动。

这一事件后果极其严重，最终导致顾伯伯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在当时那种凶险的政治大环境下，像顾这样的“右派分子”，几乎不可能跟孩子或晚辈讲真心话，否则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coach1960 2014-08-08 16:20:55

想来芳草的文章使更多的人了解了顾准和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顾准也仅仅是那个时期受到迫害的众多人之一。但每个家庭在那个疯狂的年月的反应是很不同的，顾准家人的表现也是整个悲剧的一部分。

在这篇文中，你提到你家的家风保持了做人的本分（原谅我没用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之类的词汇）。以你之见，如果再给顾准一次机会，他在教育子女方面是否会有所不同，因而他的子女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他生前得到你母亲和你的友情及帮助，一定是百感交集的。

实际生活中，见过几乎和顾准家相同版本，但更多的是家人同赴地狱，劫后余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