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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早在两年前的1642年（明崇祯15年，清崇德7年）就对吴三桂进行招降。当时清军攻克松山，锦州，皇太极致书吴三桂告以其舅父祖大寿等人“因系将军之戚”而获保全，劝他“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又命令吴三桂之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等人写信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给祖大寿回信表示“犹豫未决”，皇太极再次致书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吴三桂感觉形势尚不明了，自己亦有回旋余地，所以态度暧昧，并没有着急降清。

到1644年3月明朝覆亡之时，吴三桂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他之所以做出这一抉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如唐通，白广恩等不少人在过去辽东战事中还曾与吴三桂共事过，大顺政权已成众望所归之势，颇有一统天下气象。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汉族政权，吴三桂更易于接受。其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以来都在同关外清军对峙作战，同大顺军并无恩怨。第四，就个人利害关系出发，吴三桂虽然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已被大顺政权控制的北京，归降大顺政权与否必将直接影响到亲人们的命运。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唐通，白广恩等人都已经成为大顺朝新贵，唐通兵力远逊于吴三桂，三月间投降大顺就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对吴三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吴三桂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

3月22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张贴告示，说“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可是到了26日，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急转对大顺持敌对态度。之所以产生这种急剧变化，史籍所述原因有三。其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其二是听信从北京逃离出来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是世间纷纷扬扬所传的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总之吴三桂因故对李自成招降诚意大为怀疑，猜测招降是一种骗局和圈套，于是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扑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山海关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兵力只有吴三桂所部的五分之一，加上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被吴三桂轻易占领。唐通领残部撤出山海关，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吴三桂的叛变，使得山海关顿时笼罩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吴三桂明白凭借他那点军事实力难以抗衡大顺政权，更难以在顺，清夹缝中生存，他实际上已经决意投靠清廷，占领山海关是为了增加投靠资本。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后，经过紧张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让吴襄写信规劝吴三桂，一面做武力平叛准备。4月13日，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进发山海关。随军押带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李自成仍抱希望于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但吴三桂投靠清廷已成定局，没有回头路可走。

与李自成疏于警戒防范清廷相反，清廷密切关注关内形势变化。随着明王朝的急剧衰微，清廷虎视眈眈，绝不放过扩张自身利益的良机。1644年3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皇太极于1643年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指出明朝大势已去，难逃覆灭命运，或建立千秋之伟业，或后悔痛失良机就在此一举。范文程说明朝的劲敌不外乎清廷和流寇（李自成），现明朝将亡，正如秦失其鹿，楚，汉争之一样，表面上是清廷与明朝争天下，实际上清廷真正的对手是流寇（李自成）。范文程的上书为清廷多尔衮用兵提供了总体战略方针。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动员兵力之多之强前所未有，清廷的战略目标已经由从前掠夺财物子女一变而为进取中原。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