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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山脚下的那一座孤坟

(2004-12-11 18:46:19) 下一个

本来以为已经忘却了的一段记忆---一个不太熟悉的兵团战友的面容 ,最近常常涌现在脑海中。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人到了这把年纪,过了而立接近知天命之年,容易怀旧,远的常比近的记得清楚;二是最近常在知青网中游荡 ,网友们的回忆文章,帮助激活了那些沉睡很久的记忆。

说实话,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69届的北京知青,70年来到我所在的连队:内蒙兵团二师十二团二连.。他个子不高,人显得很单薄,也很单纯。 我所在连队的前身是一个劳改采石场,男同胞的任务是在陡峭的半山腰论大锤打炮眼,放炮炸石头,体力消耗非常大。当时我连流行的一个顺口就是:大锤一举,两个半馒头全跑光--这是我们每顿饭的粮食定量。

可能考虑到他身薄力单,难以举起那沉重的大锤,连里决定让他担任司号员,每天负责吹号 ,通知全连起床,吃饭,熄灯的时间。 开始时,他吹号技术不十分熟练,吹的号音常常跑调。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能从他那跑调的号音中辨认出,哪个号音是叫我们吃饭, 哪个是让我们睡觉。他十分勤奋,为了使号音早日归队,他每天比全连早起半小时,上到对面的山顶上练习吹号。我们常常在半睡半醒的迷迷 瞪瞪状态中听到他那渐渐归队的号音。

做为司号员,他归连部管理,为了节约人手,连里除了让他担任司号员外,在专职文书到任之前,还让他兼了一段时间的文书,为此,他有时要到全连的各个部门通知开会,传达首长指意,这样,他几乎和全连所有的人都打过交道,全连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加上他生性活泼,天真单纯,乐于助人,和人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我和他的关系只是认识而已,谈不上熟悉。这一是归功于当时的兵团风气,男女授授不亲,为了避免交往过多而带来别人不必要的猜疑,二是因性情使然,本人属于不善于社交的冷面人物(对此我自己常常是得罪了人还不知道),许多男同胞为了避免碰钉子,除了工作交往外,也不愿和我过多打交道,所以,我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只是听别人说,他似乎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在那个年代,按照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但当时内蒙兵团是半部队建制,那些参不了军但又想过军队瘾的人,常常将去兵团作为次优选择,我所在的连队就有许多已经分配在工厂的人,带着美好的幻想,放弃留城的机会来到兵团的。不过,这种殊荣,他没有份。他是别无选择,70届的分配是全锅端,没有留城的选择,集体或是到农村或者兵团,。

平心而论,他的工作业绩平平淡淡,没有什麽辉煌的成绩,也没有大的闪失。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晃过了两年多。后来,兵团内部工农建制调整,采石场属于工业,而十二团是农业团,因此,师里决定将采石场交给作为工业团的十三团,我们连转为农业建制,连址也由乌拉特前旗的刁人沟迁到新安镇的沙 头 。我想, 这许也是命中注定,他难逃此劫,因为,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也许今天他还会活着。

我们连迁到沙头后,他仍然是司号员,但已不兼任文书了。文书是由一位从九连合并过来的名为侯明选,外号“红皮靴”的浙江籍知青担任。他之所以有这个外号,起因是,我连指导员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每当他大呼小叫地找侯明选时,远远地听起来就象是在叫红皮靴。 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相当,脾气相投,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更是由于工作关系,两人简直好到行影不离的程度。但往往是好事成双,坏事也不单行。事情坏也坏在这上。干起事来,两个人的胆子往往比一个人要大 。

尽管这麽多年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中午。那天,天气很热,全连都在午休,周围静悄悄的,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忽听有人喊道,炸死人了。听声音,那人是边跑边喊得,越来越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心猛然往下一沉,整个人就像从水面沉到水底,心里堵得厉害。这几年中,连队出过事故,伤过人,但从未死过人。 出去打听才得知,他和红皮靴两人,趁着午休,偷得连里的炸药到河里炸鱼。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偷着炸鱼了,不过,这次,他们出事了。我连曾经是采石连队,连里自己做炸药,男生负责打眼放炮,基本都会摆弄雷管炸药。从技术上说,安全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据说,事故的原因是他太贪心。当他手捧点燃炸药寻找更多的鱼时,炸药在胸前爆炸了。红皮靴事后讲,他曾催促他赶快扔炸药,但他一心只在鱼身上,无暇他顾,迟迟不愿放手,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当天下午上工,连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神情惨然。那天晚上,炊事班催促了好几次,各班才把饭打回来,但没有任何人动筷子,心里堵得吃不下饭,最后,饭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队的情绪低落,少了笑声,少了话语,无论是和他熟还是不熟的人,都像失去了亲兄弟一样,处于极度悲痛的心情之中。

连里很快通知了他远在北京的父母前来料理后事,商量下葬的事。因为天气炎热,尸体不易保存。在他父母到达的第二天后下葬,一周后举行了追悼会。 连里用很好的木料为他打制了一副棺木,我们所有的人绕棺一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会场上唏嘘之声不断,每个人心头都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他那年迈的父母丧子的惨痛不忍目睹。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最后看到他的容颜,因为他的胸部已经被炸空了,脸也被炸烂,只有一件军衣盖着他 的头部和上身 ,在他的裤子上,还染着的斑斑血迹。

在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之后,连里决定将他葬在他曾经工作过和生活过的采石场所在地--乌拉山脚下,他以20岁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土地上。 由于他是违反记律炸鱼而死的,他得不到任何待遇,也没有在兵团史上留下任何纪录。他就像一个影子,轻飘飘的来轻飘飘地去,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

世事不能常常如果。不过,我还是常常想,如果我们连仍然在采石场 ,那里没有河,也就没有鱼,他无鱼可炸,也就不会死。如果他不来兵团而留在北京,留在他父母身边,在父母的监督和约束之下,不会冒着生命之险去炸那几条不值得几个钱的鱼,可能他也不会死。如果他不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就不会上山下乡,也会像今天的青年那样,对生活有多种选择,生命之中充满希望。算起来,他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有45岁了,正值壮年,应有许多事可做,有许多的人生经历去尝试。他那年迈的父母,现在也不知过得怎样了,没有了独子的日子,一定也是艰辛难熬的。

每当我想到他,我都会感谢生活,感谢那段人生经历。它让我懂得了人生的可贵,生命的无常,也更珍惜现在的一衣一饭,即使是清贫的日子,也是心怀感激。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中, 我曾经路过那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乌拉山脚下的那座孤坟,映在苍茫的天空下,那样无奈,那样孤独。 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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