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第7期

 

1950年我调到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从副中队长、中队长到副大队长……整整27年，尤其最后10年，我没有离开毛主席一步。我的具体工作是：带好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在毛主席住地值班，随毛主席巡视。我遇到许多困难，不时有某种委曲或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九一三”事件。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九一三”事件前，一向自信的毛主席陷入从未有过的苦闷之中。也许是发现什么征候，或是有什么预感，他很少笑容，也不再逗趣，吃不下，睡不着。

 

      有一天破晓，毛主席出来散步，我像往常一样急忙跟上。毛主席问我，门口哨兵带枪弹了没有？以往毛主席一向不喜欢荷枪实弹，所以我们布哨很少，而且大都便装。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子弹也很多，一二百敌人都不在话下。毛主席满意地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要我迅速布置毛主席南巡的随行警卫。他们强调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加复杂，有些地方还在武斗，铁路沿线的治安也不好，要随时准备战斗，并交代这次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处置原则、注意事项等。

 

      张耀祠说：你们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两位主任把这次外出的随卫任务讲得如此严重，我并不太吃惊，我对1970年的庐山会议还是有所闻的。

 

     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院里散步，对我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我说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的。毛主席说，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这次准备外出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号召干部战士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南下武汉忽然点唱国际歌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南下武汉。

 

　  毛主席一向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外出从不要人送行，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上车，专列就启动了。沿京广线南下，第一个停车点是石家庄，检修加水，15分钟后继续走。第二个停车点是郑州，也只停了15分钟，8月16日下午到达武汉。毛主席换乘汽车，沿着武汉大街，经蛇山、龟山，过长江大桥，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

 

　  当晚，毛主席召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开会。这次外出只有汪东兴跟随，工作人员也比以往少得多，所以毛主席有什么重要事情，都让我们办。第二天，毛主席开了两次会，25日、27日又开了两次会，在此期间他还找刘建勋、王新、刘丰，后来还有华国锋等人谈话。我负责迎送客人，不参加会议。汪东兴召集我们随行分队开会，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内容，要我们领会精神实质，并强调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随时准备打仗。

 

　     8月27日14时，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这次与往常不同，随毛主席南下的还有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人。毛主席坐在会客室正中的沙发上，刘丰等坐在两侧的长沙发上。

 

      服务员倒完水准备退下，毛主席突然叫她唱《国际歌》。服务员一边唱，毛主席一边用手在茶几上敲出节奏，嘴唇也一张一合，在场的人也都和着歌声。

 

      唱完《国际歌》第一段，毛主席还在打着拍子，服务员又唱了第二段，和者更多了，成了大合唱。接下来大家唱一段，毛主席讲一段，讲得最多的是“为真理而斗争”，“要团结”。毛主席说《国际歌》和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和立场，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毛主席还说在庐山会议上他写了一个700字的材料，提出奴隶创造世界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接着，主席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条条要记清，现在有几条记不清了；还说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

 

      到了长沙，刘丰等与我们分手了。毛主席没讲为什么把他们从武汉带到长沙，至今我也没有确实答案。 

 

　   质问丁盛、刘兴元

 

　 8月28日傍晚到了长沙，毛主席住进长沙市蓉园一号楼，这是他故乡的省会，又是他青年时代闹革命的地方，他极爱这里。但这次来，毛主席不像以前一样到处走一走，而是忙着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开会、谈话。

 

     有一天，穿着毛巾布睡袍的毛主席找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谈话，我们不解的是还让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参加。这个小型会议在毛主席住的一号楼开，我把与会者迎进去，便在门口值班。

 

     这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不论是卫士还是秘书，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警卫部队的成员。担任主席卫士的是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方面则由后来任305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等负责。那时，张玉凤刚来不久，主要是做些勤杂事情。虽说有这么个分工，但我们经常是一人身兼几职。

 

　 毛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我上前把门打开，一股凉风吹出来。屋里装了空调，23度左右，而外面已经30多度了。我感觉到他们谈话没有什么困难，丁盛、刘兴元情绪很好，很有信心的样子。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着军装连忙敬礼。

 

     毛主席叮嘱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情管起来。毛主席又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丁盛、刘兴元说请主席放心，华国锋也表示一定把广州的工作抓起来。华国锋和汪东兴送丁盛和刘兴元先走，又返回室内。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华国锋才离去。

 

　 大概是第二天，汪东兴向我们传达：毛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传达时汪东兴没有点名，我们也不好细问，但真有些担心啊，不知道哪里、谁人又出大问题了。

 

　 毛主席在长沙住了4天，不断找人开会、谈话，非常忙碌。根据毛主席谈话的情况和工作安排，我们警卫干部几次研究，总的印象是情况严峻，要随时提高警惕，加强责任心。无论是值班员还是哨兵，都要做好应急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顶得住，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南昌会许世友

 

　 8月31日，毛主席专列离开长沙，调头向东，到了江西南昌。毛主席住在距市区十余里的山坡别墅，这里十分安静。记得他1962年巡视南方时曾在这里住过。

 

     在南昌，还是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毛主席点出“林彪当然要负一点责任”，“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教育过来，有的可能教育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不可能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他穿着白汗衫军装裤，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双用麻绳、布条编织的凉鞋，鞋面还盛开着一朵“红花”，形成他独一无二的装扮。

 

      毛主席和许世友谈了许久，最后把许世友送出门，问他现在还打猎不打了。许世友说打，毛主席哈哈大笑，与他握手。果然第二天，我看见许世友扛着猎枪，到机场附近的草滩打兔子去了。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距离南昌只有一小时车程。李讷大学毕业后，化名肖力，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她经常出面处理问题，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之后成了《解放军报》副总编，不久又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毛主席很生气，一定要李讷下去劳动锻炼。毛主席到南昌时李讷已经劳动一段时间了，我们以为主席很宠爱这个小女儿，又很关心她锻炼得怎么样，一定会叫她来谈一谈。但主席直到离开南昌，也没有见李讷一面。

　　  9月初在杭州的不安

 

　  9月3日专列到达杭州。专列刚停稳，毛主席就找浙江省负责人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谈话。与他们谈了九届二中全会，又一起唱《国际歌》，还讲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谈话后毛主席才住进夕阳山下、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毛主席每次来杭州，都爱住在这里，在这里召开过很多重要会议。我还是老习惯，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环境。

 

     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院子很大，古柏参天。翻过一座不大的山，就是雷峰塔。地形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服务人员却多了生面孔，无论男女都训练有素。我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意挑选的。外围警卫也有变化，浙江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出面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只有他说话算数，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大权。

 

　 我注意到，毛主席不知道发现了什么，这次在杭州越住情绪越不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寝食不安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一天傍晚，我正在礼堂前的大榕树下给部队讲形势和注意事项。干部战士身着便装，坐在小马扎上，四五十人整整齐齐。毛主席由小商、小吴陪着散步，来到队前，大家热烈鼓掌。

 

     我上前报告：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毛主席摆摆手，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我从来没有指挥过，正为难，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说，毛主席说了，你是队长，不指挥还行？！

 

     我硬着头皮指挥大家唱了两遍《国际歌》。毛主席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我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他挥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这次南巡，毛主席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不少是林彪一伙的。也就是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我很想知道指的是谁，好心中有数，以利防范。然而长期警卫养成的习惯，深知此时不宜提出任何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不过，显而易见这次来杭州，确与往日有很大不同。

 

     以前毛主席来杭州，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如今不知为什么，毛主席对掌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非常厌恶。有一次陈励耘来，毛主席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支支吾吾，狼狈不堪。

 

　  尤其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的可疑情况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陈励耘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百里外的嘉兴。当时我猜测，我们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目标过大，有人认出毛主席的专列了。但到底为什么连夜远调专列，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

 

 

　　 忽往上海见王洪文

 

　  9月10日这天与往日一样，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特别安排。上午我们与住地警卫营打篮球，非常激烈。这么热的天，上场的球员个个像水洗过一样，球赛结束后连忙洗澡洗衣服。

 

     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调专列，没说往哪里走，只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湿衣服还在“下雨”，战士请示怎么办，我说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带走。

 

      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付可能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走，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只留下30多人随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小车在前面开路，毛主席由汪东兴陪着坐小车在中间，警卫部队乘一辆面包车殿后。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15时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开往上海方向。

 

　  事后我从汪东兴回忆中得知，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秘告毛主席，陈励耘布置要他注意主席的活动情况。另一位与主席交往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捎信，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主席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18时许，专列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20多年来毛主席每次到上海，都下去住几天，因此我们也按惯例作了下车的准备。但是主席这次却没有下车，而是把上海市的党政军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等找来，在专列上开会或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下车走了，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

 

     当晚21、22时，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包括秘书、卫士。他拿着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有选择地传达毛主席刚才的谈话内容：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

 

     汪东兴讲到这里，欲言又止，很快翻到下一页。直到1972年3月，我读到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才明白，原来汪东兴翻过去的那段是“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专列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来了，我把他引到毛主席车厢门口，汪东兴接他进去，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中午才结束。毛主席没留他吃饭，说你自己吃些吧。我把许世友送下车，听许世友说：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做好了安排，有了准备。

 

　 我们的专列从上海开出，向南京行驶。18时许到南京下关车站，我看见许世友在车站迎候。我和主席说，许司令员在下面，他说要上来看一看你。毛主席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我下车告诉许世友，但他仍没有走。15分钟加水后，专列启动，只见许司令员还在那里挥手告别。

 

　　9月12日点林彪的名

 

　  专列驶过长江大桥，向北疾驶。以前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车，可这次一路不停，12日凌晨到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打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已经提前通知。车一停我们下去迎接，却只迎到一位副司令员。他说杨司令员到泰州检查工作去了，要五六个小时才能赶回来。

 

     我上车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副司令员就不见了，不久到北京开会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上车了，毛主席交代立即发车。继续向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停了15分钟加水，然后继续快走。这时毛主席传话，在丰台车站停车。丰台车站距离北京站不足20分钟，主席从来没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13时10分，车停稳了，车门打开，正好看见丰台站的站牌。我把等候在站台值班室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引上专列，然后退出。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汪东兴陪同。

 

     后来陆续看到这几位领导人写的文章，才知道毛主席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点了林彪的名，然后谈了防止武装政变的必要部署。毛主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要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防范可能的更大规模的极端行动。

 

　  我送走他们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才上车吃午饭。我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谁知到17时还没有动身的消息，又在专列上吃了晚饭。饭后还不说出发，直到19时多了，夜幕将降临，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驶入北京站，像往常一样，没有人迎接，只有警卫局的大车小车，接人运东西。我们很快换车上路，顺利回到中南海。

 

　  外出一个多月了，每天提心吊胆，特别是10日以后，好几天没睡觉，如今平安回到北京，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顿时注入全身。跟随毛主席外出的汪东兴、张耀祠也都回家了，我把哨兵和值班人员安排好，交代了注意事项，走时已经是22时多了，部队已经熄灯。我几天没睡，到家一碰枕头就睡着了。

　　林彪出逃的当日

 

　  刚睡不久，游泳池中队值班室派人叫我马上回去。刚睡下就被叫起来，我很不高兴，但知道肯定有大事，立即骑自行车进中南海西门，到了游泳池值班室。汪东兴、张耀祠已经到了，他们面孔绷得很紧。他们每天晚上陪毛主席，白天还要管理部队，生活不规律，睡觉很困难，安眠药的量很大，不睡到一定时候被叫起来，那是很不好受的。看到他们，想到我刚才那阵子不高兴，觉得很有些不好意思。

 

　  汪东兴对我说，林彪逃跑了，是乘飞机跑的。我大吃一惊，副统帅、国防部长、除毛主席之外的最高领导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密。我急躁地问：他怎么逃？逃到哪里去了？恨不得立即把他追回来。

 

     汪东兴说：他乘飞机逃跑了，别人也不好拦呀，也拦不住呀。逃到哪里去了还得等一等才能知道。我真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可是见到汪东兴紧张的样子，也不好再问下去。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在我到达值班室前，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电话报告，林彪女儿林豆豆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措施，阻止林彪上飞机，并保护她的安全。

 

     张耀祠马上报告汪东兴，不到10分钟，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同时张耀祠指挥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北戴河的张宏不断把新情况报过来，汪东兴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空军、总参等渠道来的情况综合起来，告诉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请他报告毛主席。

 

　 林彪乘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沿途雷达开机跟踪。当时我想，从林彪逃跑方向判断，肯定逃往苏联。那几年，苏联在我国边界不断增兵，尤其两年前爆发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非常紧张。现在林彪逃去，使我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若搞个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即通知中队起床待命，并把常用的几辆大小汽车也调来，从最坏处着想，一声令下，即可启动。

 

　  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9月13日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北京的街头，安静极了。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

 

　  上午，李讷托人给毛主席带来结婚报告，要求主席批准。李讷32岁，大家对她的婚事都很关心，也有人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没有成功。她与机关的小李都是待嫁的同龄人，有时开玩笑说咱们什么时候上街捡一个去。

 

    毛主席坐在118厅的长沙发上，从信封里抽出16开的红格信纸，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毛主席问带信人，男方是什么样的人，哪个单位的，俩人关系怎么样。带信人是我们一中队的干部，毛主席很熟，他简要介绍了男方的年龄、籍贯等情况，说男方是一位服务员，没上过大学，但爱学习，爱劳动，两个人感情基础不错，都愿意结婚。

 

     毛主席当即在报告上用铅笔批：同意，毛泽东，9月13日。让来人把报告带走。随后毛主席又陷入极度的焦虑和苦恼中。

 

　  9月14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回消息，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周恩来面有喜色，来到118厅，说终于有了结果。周恩来出来对我们说，毛主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垮了

 

　  但是“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

 

    一连几个月，他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我真的担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

 

　 1972年1月初，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平时都是主席的老秘书徐业夫通知，但那天他休息，张玉凤代理。我立即通知汪东兴和张耀祠，并报告了周恩来办公室，同时调来主席外出的大小车辆，并要求随行警卫带好长短枪和足够的弹药。

 

     小张扶毛主席出来，我看毛主席穿得很少，李指导员拿一件棉大衣，毛主席摆摆手。这么冷的天，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加上之后几天毛主席还连着外出，到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或开会，或谈话。80岁的毛主席再也撑不住了，1月13日突然休克。时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

 

      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增加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加几位医护人员，昼夜值班和护理。这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人文历史）：毛泽东在林彪出走的那些日子里

 

http://taihangsummit.com/390824f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