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庭梓 （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副驾驶）

 

 

对“九一三”事件略知一二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时候，机组9名人员只有4个人在飞机上，还有5名机组人员没有登机。在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中，机组人员出现有死有活的局面同样令人吃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同样是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人想弄清楚的问题。

山海关机场的“飞行后”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晚7点40分，林立果等5人登上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于当晚8点20分降落在距离北戴河40公里的山海关机场，准备执行当时在北戴河休养的林彪的专机任务。林立果、刘沛丰当即乘车离开机场，而后机组人员按专机任务规定，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飞行员们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飞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认真检查，大家都知道，三叉戟飞机是首次执行林彪的任务。

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机组人员共有9名。按机组业务岗位的划分，机长由专机部队副政委潘景寅担任，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为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老陈担任机组通讯员，三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担任机组领航员，机务副中队长李平担任主管机械师，机械师张延奎担任机械员，邰起良为特设师，随机空中服务员小魏，我担任机组第二副驾驶员。我当时的行政职务是三大队8中队中队长。256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在当时空军中已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

飞机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清洁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加17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自北京我听到加16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油量的多少，直接关系着航线的长短，因为我一直认为林彪像往年一样，国庆节前要回到北京参加庆典的。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所答非所问。少顷，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都在飞机上利用机上的灯光研究航线。

所谓“研究航线”，是机组中领航、通讯、驾驶3个主要岗位在一起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航线研究，解决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全过程中的一切技术问题。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正常加油不能进行。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这一情况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安排，按照这个时间要求，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不知道当天晚上紧急起飞，也就是说，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止17吨，会将油加满到21吨。虽然正常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别的方法却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

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机械师李平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是属于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不在了，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场站工作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是同山海关机场海军的同志们打交道的。因为是重要专机，当晚担任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以上的干部。山海关场站为此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交接完毕，当机组人员陆续步入食堂的时候，我看到从北京同机到达山海关的程洪珍与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才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分别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只是从机组进入食堂之后，那两位女兵不时向机组这边送来警惕的目光。程洪珍不足30岁，中等身材，着空军服装，面庞白净，外表看去像个知识分子，据说是林立果身边的一位英文翻译。两位女兵在18到20岁，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那套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两位姑娘一点也没有女孩子扎堆儿时说笑打闹的活跃样子，她们的出现说明没有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

吃完饭，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间休息。潘景寅是师一级的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里，服务员小魏同两个女兵安排在同一间客房里，剩下的7个人被安排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呈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间是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常住的房间，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从第三间开始由机组分配。我就按照机组人员的特点，结合平时住宿的习惯分配了住房。机组的3位机务人员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住第四间，第五间是团司令部的两位老陈。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大家从下午6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也有点累了。此时，我站在门口问隔壁的副驾驶员陈联炳：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

其实，我知道按任务规定程序，我们还有一个机组会没有开。我想，当天只飞行了短短的几十分钟，没有什么要说的，机组讲评会不开也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屋里3张床坐9个人显得满满的。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做到心中有数。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对此，潘回答：“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机组会上，机械师李平汇报了飞行后检查飞机状况良好及飞机上还有12吨半油料的情况，服务员小魏主动检讨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固定好茶具打坏了几只杯子的事情。

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点40分。

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比较疲劳，很快就关门睡觉了。

初秋的海边，夜深风凉，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窗口和门是紧靠在一起的，窗口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我将开着的窗户关上并拉上窗帘。也许就是这个下意识的极其普通的动作，把我们同机械师分到了两个世界里，仅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机械师们起床时的任何一点动静。

入睡之前，我还问同屋的领航员老李：“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

“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上面可以提前填写好所飞航线的基本数据，实际情况要在空中才能填写，领航记录纸可以提前准备好。

 

 

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深夜的11点钟，表面看来十分安静，我带着一天的疲劳很快进入梦乡。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之夜

“嘭嘭嘭！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门外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敲击隔壁房门的声音。我听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在叫门。领航员老李也同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黑暗中我摸到了开灯的拉绳，电灯打开，看到老李和我做着同样的动作，彼此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了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硬功夫，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以往虽然碰到许多紧急情况，但从未有过首长已经到达机场而机组人员还在睡觉的先例，况且，这次又不是一般的专机任务。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

“轰……”

“怎么会……”我脑子里刚刚闪过“机组还没到场，飞机怎么会开车的疑问”，但马上又被这真切的非常熟悉的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否决了。没错，这肯定是256飞机发动机的开车声。我顾不得系好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冲出房间。黑暗中，借着招待所外面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副驾驶和通讯员2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当我出门向左转跑步经过机械师、程洪珍、调度室3个房间门口时，也没有顾得上向他们的房间看上一眼，但眼睛的余光中，隐隐约约觉得程洪珍的房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继续向东跑，当从右前方看到停机坪时，只见停机坪白炽灯下银白色的256飞机，随着突然增大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快速向前弹了出去。此刻，这是个无法让人理解的局面，是我飞行以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局面，这就是机组中起码还有4个人没有上飞机，飞机竟然要飞走。我顾不得细想，只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停机坪呈现一片混乱。在白炽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飞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移动，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盖住了停机坪上的一切声音。海军地面保障人员和刚跑到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惊呆在那里，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混乱中，我发现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的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我似乎听到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人们的喊声、汽车发动机声、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只听一声刹车，随即从车上敏捷地跳下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认定我就是机组人员，用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一边用手枪点着远处正在滑行的飞机，一边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对我说：

“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连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那位军官也是急不择言。我连问数句：

“谁在飞机上？”

“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好像根本没有听懂我的问话。我脑子里综合各种奇特现象，迅速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肯定是有问题，只要飞机不起飞就会弄清楚。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吉普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说：

“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面对当时这惊心动魄的局面，我脑子里迅速闪过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有坏人劫持飞机吗？当我看到飞机突然滑出时，首先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从来没有过在机组主要人员不到位的情况下飞机开车起飞的——缺少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的情况下，飞机怎么能起飞呢？就是在家门口训练飞行员起飞、落地技术这一最简单的飞行科目时，也得有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在飞机上，缺一不可，更何况这是在外场，又是夜间，又是重要专机待命之中，飞机怎么能起飞呢？还有，昨晚机组会之后大家都睡觉了，除机组之外，是谁半夜三更爬上飞机的呢？那一定是坏人所为。然而，我又想，三叉戟飞机刚从国外引进两年，除了眼前这几个飞行员，谁还会驾驶呢？不可能，我否认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的全部思维都是集中在正常的飞行活动范围之内，不敢想也不可能想到把眼前的情况同政治事件联系系在一起。

第二，调度室主任敲门时说，“首长到了，快起床！”然而，停机坪的混乱场面，哪里有一丝一毫首长乘坐飞机时的气势呢？我虽然没有执行过林彪的专机任务，可是，在执行别的专机任务时，都是机组很早把飞机准备好等候首长的到来。首长来之前，先遣人员总是忙上忙下往飞机上搬东西，欢送的人也都先期到达机场候机室等候。首长未到已经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首长一到，更是小车成串，迎送的人成片。就是紧急任务或秘密任务也是紧张有序，忙而不乱。在招待所里急忙穿衣服时，我还想着是首长的紧急任务，然而一到停机坪，脑子里所谓“首长专机”的概念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根本想不到会是林彪在飞机上。

第三，停机坪上飞机强行滑出，后面军队尾追，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带队军官心急如焚，战士持枪喊声不断，我几次问他谁在飞机上，他都不说。可以肯定，这不是一般的问题。现在时间不允许犹豫下去，只要飞机不升空，问题总会弄清。

以上这些想法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当那位军官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起飞方向，从停机坪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的右侧面。随着飞机就要起飞，大家激烈跳动的心好像要蹦了出来。果然，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满脸都是问号的领航员，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习惯，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这个时刻被永远地记入了史册。

带着血与泪的算式：9－4＝5

飞机强行起飞后，随着发动机声音的消失，停机坪突然变得十分宁静，甚至静得令人感觉恐怖。在场的专机地面保证人员、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及专机机组的部分人员，在这短暂的时刻里，谁都不知说什么好，陷入一种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的迷茫之中。然而，最困惑的就是我们机组中未登机的成员，脑海里似乎有多个问号需要马上得到解决：

“机组谁在飞机上？”

“除机组之外还有谁在飞机上？”

“飞机为什么会突然起飞？”

我急于知道这3个问题，更想知道第一个问题。我顾不得叫上另3名机组人员，转身径直朝临时飞行调度室走去，因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叫我们起床的，他一定知道谁在飞机上。半路上碰到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姑娘，她手提两个暖水壶和随身用品，正急忙向停机坪走去，一看就知道她的动作比我们慢了许多。虽情况紧急，但她恪守本职，没有忘记给首长打开水喝。她已经听到了飞机起飞的声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飞机怎么起飞了！我的开水还没有打呢！”显然，她的想法还停留在正常专机任务上。

我被突发事件弄得心烦意乱，没好气地回答：“都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情了，怎么还想着打开水！”我接过她手中的水壶，一同奔向调度室。调度室的门一直开着，屋里的灯光射向门外。

刚到门口，我还没进门，劈头就问：

“谁在飞机上？”

“潘景寅和3个机械师。”调度室主任揭开了我的第一个谜。

我没等调度室主任老李把话说完，就和小魏扭头朝塔楼快步走去。其实，老李也晕头转向，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飞行员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只有到海军调度室才能知道飞机起飞后的情况。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成了追寻三叉戟256行踪的指挥中心。调度塔楼位于停机坪东北方向约30米的地方，塔高20多米，站在这里可以对平坦空旷的机场全貌一览无余。可是，因为是在午夜，外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们跑到塔楼跟前时，看到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已经将调度室团团围住。他们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在昏暗的夜色里，也能看出他们临战时的严肃表情。调度室的塔楼里同样充满了指挥战斗的气氛。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拿画笔俯在标图桌上头也不抬地勾画着；海军场站的领导持话筒不停地呼叫256飞机的代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急于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要向中央保卫局汇报北戴河发生的紧急事变。在塔楼的顶层，形成了由陆、海、空三兵种组成的临时指挥部，一个特殊的指挥部。

然而，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了，音箱里连一点杂音都没有。机组和在场所有的人，多么盼望能听到潘景寅的声音，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按一下驾驶杆上的发话按扭，音箱里总可以听到一点动静。寂静中，似乎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地跳动。

此刻，空军各级指挥部门都已闻风而动，专机师指挥所的人们在紧张地忙碌着，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周恩来总理也处在紧张的指挥之中。山海关机场小小调度室紧紧连着三军总部，也牵动着共和国的中枢神经。

未能飞走的机组人员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焦急地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海军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手握红色画笔，整个上身俯在圆形的标图桌上，标图桌玻璃版的下面就是小比例的、以山海关机场为中心的雷达监控地图。

电台联系不上，也只有从雷达的屏幕上得到256飞机的信息。标图员将雷达传过来的高度、方位、飞行速度等数据，标在紧贴地图的玻璃版上，红色的画笔终于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很不规则的弧形轨迹。我们迫切要得知这一轨迹的去向，然而标图员紧握画笔的手不动了，他的身体慢慢站直，并从头上去掉耳机，很镇静也很职业地说：“雷达员报告，256飞机的信号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此时，离起飞14分钟。

标图没有了，可我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圆桌上，两只眼睛呆滞地在那里发愣，刚才标图员画出的转弯轨迹，像一条僵死的蚯蚓一动不动地爬卧在那里，十几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这条不规则的飞行轨迹上面，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已经无法继续获得三叉戟256飞机信息，大家从塔楼上下来，直奔招待所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那里可以了解到飞机起飞之前的发生的事情。这里又成了没有人专门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的临时会议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不同单位的人怀着共同的心情谈论着刚才发生的突然事变。

突然，门外冲进一位陆军军官，只见他在房间的中央成半蹲的姿势，手拿着几支“五九式”小手枪，用很熟练的动作退出已经压在枪膛里边的子弹。这些手枪就是从程洪珍等3人身上搜出来的。原来我们跑向机场的时候，程洪珍就站在宿舍的门口，两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已经插在腰间。

陆军从山海关机场撤离之后，又恢复了宁静，然而机组人员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我们5个人不约而同来到机械师们的房间，面对3张空床，人去屋空，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滋味，满脑子的困惑。有两床被子是经过简单整理胡乱叠起来的，有一床被子没有整理，伸手一摸余温尚在。当时离机械师起床还不足50分钟。9月份，秋季沿海的后半夜凉气逼人，身穿夏季布工作服的我，望着窗外空旷漆黑夜空，面对人去屋空的景况，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主管机械师李平，35岁，个子不高，身体粗壮，行动敏捷，性格豁达开朗，曾维护许多机种，技术精湛，是三叉戟飞机中不多的空勤机械师之一。他满腔的工作热情，使人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劲。李平的家在天津，还没有条件把家安置在北京，好在天津离北京不远，大的节假日如果没有专机任务，就可以乘火车回家看看。他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不久。

机械师张延奎，26岁，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性格沉稳，寡言少语，对他来说，平时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也许更能代替有声的语言，他与机械师李平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专机任务。他刚结婚不久，爱人就在北京市内工作，已经有孕在身，繁忙的专机任务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生活。

特设师邰起良，36岁，老家东北长春人。身材高挑，精明强干，毕业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在维护飞机的各种特殊设备方面，属科班出身，不但动手能力强，有着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而且理论造诣也很深。三叉戟飞机特种设备复杂，专机任务非他莫属。他有两个女儿，爱人身体不好，患有慢性病。

潘景寅，42岁，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去世早，是姑妈将他带大的。17岁的时候，解放军四野的部队从村里经过，他扔下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队走了，后来被选拔为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他执行过很多重要专机任务，人所共知的武汉“七二○”事件中，就是他驾驶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主席从武汉送到上海的。在改装三叉戟飞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用伊尔－18飞机执行了宋庆龄专机的任务。

“他们飞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看手表，时间1秒1分、5分、10分、半个小时、1个小时过去了。大家很少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无声的语言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油量”。这两个字谁都没说出来，飞机上的油料给它的飞行时间却只有两个小时，也就是说，飞机在13日凌晨3点以前必须降落。这就是机组5个人守在3位机械师住过的房间不停地看表的原因。

机组人员的走留是如何安排的

机组人员的走留，是个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机组9人有走有留，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是，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别人的授意之后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潘景寅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是自己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九一三”事件时的山海关之夜，表面上看，专机任务的活动似乎在正常进行，可背地里一切全变了。在离山海关机场不远的北戴河林彪住处，正在酝酿着一个特大的阴谋，形势瞬息万变。

我于9月7日用三叉戟252飞机将林立衡送到北戴河，12日晚当她看到其弟林立果后，马上意识到有飞机已到山海关。在此关键的时刻，她将林彪要动的信息通过林彪警卫团的领导及时报告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叶群，追查三叉戟飞机已到山海关的事情。林彪等人意识到阴谋败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成，于是，破釜沉舟，北逃叛国。

林立果等人一旦决定北逃，最担心的就是飞机的准备情况及9个人的机组。如果按原计划飞往广州，因为是国内飞行，仍可以用“重要专机”的招牌欺骗下去，但是改为北逃后，再用“林副统帅”的光环继续蒙骗下去是不可能了。做贼者心虚。林立果、刘沛丰在空军多年，他们深知飞行员们的政治敏感性，一旦飞机升空，那航向会一下子将他们的叛逃的面目彻底暴露，到那时，面对9个人的机组，在空中他们是没有把握控制局面的。所以，他们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当晚，潘景寅除了开机组会之外，基本上就呆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放了3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的。

 

 

午夜，时间刚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后，马上让调度室主任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3位机械师叫起床，向他们交代了什么已无法证明，但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机长潘景寅向机械师们交代了以下内容：

一、加油。潘会把需要加的油量告诉机械师，这是飞行业务活动中正常的职责划分，即使潘不交代，机械师也会主动请示潘景寅的。

二、将飞机准备好，处于起飞待命状态，越快越好。从3位机械师起床时动作仓促情况看，且他们随身携带的洗漱用具也不在了，更说明是要做起飞前的准备。

三、“你们先上机场，我同机组其他人员研究一下航线，随后就到。”原话不一定如此，但潘景寅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不能惊动机组其他人。如果潘不这样做，机械师们起床后会很自然地敲响我们的门，平时早上起床互相叫门几乎就是习惯。潘没有同机械师一起上机场，又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老李并不知道潘只是把3位机械师叫起上了机场，而机组的其他人还在睡觉，否则他也会向潘提出疑问，或自己亲自出来把我们叫醒。

3位机械师到机场后，看到油车还没有来，就利用这点时间，拔掉飞机上的所有堵塞、堵盖、插销、布套，拿掉所有活动舵面上的夹板及两台发动机上的蒙布。在此过程中，机械师李平看到油车已停在飞机右机翼前方，就急忙过去留存油样后准备加油。

从机械师起床到此时，又有十几分钟过去了，机组其他人还没有到场，这个时间差已经引起了机械师们的注意。这个疑问对机械师们来说，只能从潘景寅那里得到答案，奇怪的是此时还没有见到机长潘景寅的影子。

此时的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完全可以把机组的其他5个人全部叫起床。他自己不但不主动叫机组起床，而且，还要阻止别人有可能把机组叫醒。他守着3部电话，也守着那位调度室主任，防止机械师通过电话叫我们起来。根据北戴河林彪住处到机场的距离（约40公里）推断，当潘景寅接电话要油车时，林彪等人已经从北戴河出发，在这段固定的时间里，潘景寅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

我和领航员与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机械师起床时，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山海关专机警卫及地面保障人员眼看着3个忙碌得不可开交的机械师，就是帮不上手。当看到油车到场，机械师中的一个人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的时候，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嘎”的一声急刹车，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零点22分。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叶群，身穿衬衣，一下车就大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最后一个下车的是林立果，他手里端着枪。飞机舱门处没有大登机梯，只有一个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况下爬上飞机的。

潘景寅是在听到招待所外面的汽车声音时匆忙离开调度室的。潘景寅到达机场后，径直登上飞机。因为从宿舍到机场停机坪只有百余米，很快就到。此时的特设师邰起良看到首长已到，机组还有一多半没来，就撂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拿起飞机左前方停机坪旁边的场内电话，要通调度室，急促地喊：

“首长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此时，调度室主任老李也为邰起良的电话吃了一惊，方才知道机组并未全部到场，等他跑出门外，急促地敲响我们的门，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此刻，山海关场站佟参谋长已经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并从海军调度室奔向256飞机，准备把不准起飞的命令向机长传达时，在飞机旁边没有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于是，就将不准起飞的命令告诉了邰起良。这时，参谋长看到邰起良紧皱眉头，焦急万分，竟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督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边走边回首翘望，他多么期望机组的人能马上出现。林立果一手持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等人，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命令停在右机翼前面的油车马上离开。接着发生的就是我跑向停机坪时所看到的那一幕。

在油车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情况下，飞机急于滑出，右机翼的端部挂在了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被挂坏，部分灯罩碎片洒落在停机坪上。

从现象看，飞机强行滑出时机组余下的4个人是提着裤子追出来的，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但实质上是潘景寅精心策划与安排，有意把我们给丢下的。如果没有邰起良的电话，我们还在睡梦中，除非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把我们吵醒。

机长潘景寅设计并导演了“九一三”之夜山海关机场这一幕活剧，在共和国专机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他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光环的笼罩下，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单人驾机升空，用自己的行为去捍卫林副统帅，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成了牺牲品。

后来，上级有关部门在核对人数时曾反复问我们：“机组究竟有多少人？走了几个？还剩几个？”这是个既简单又严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有关部门在核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那9具尸体的时候，由于一时难以弄清林彪座车司机的身份，急于在机组活着的人身上寻找答案。机组从北京飞山海关时一共9个人，林彪座机起飞之后，留下4男1女5个人，这个只有一位数的算术题，连学龄前的孩子都不会算错。

1980年年底，根据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一句话精神，经过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争取到给机组4位遇难者定性为“随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10年之后，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原下的4位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