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牡丹花, 丑陋的日本人 三岛由纪夫是二十世纪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牡丹》，在岛内好评如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侵华战争。他除了培植数百株牡丹花以外别无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征着一名当年他所杀害的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魔王，在三岛笔下却成为安享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唯有丑陋的日本人才能宁静超然地欣赏这片丑陋的牡丹花。 在进化的链条上，大和民族进化的只有智力，他们的心灵比非洲的食人族还要野蛮和变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的报道中愤怒地写道“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除了日本人自己，没有哪个民族能回答这些问题。而日本文化的精髓，正在于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布鲁玛援引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原罪文化耻辱文化的差别，认为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对于德国公众，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对日本人来说，涉及二战他们只谈广岛原子弹爆炸。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中的种花老人。发明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正当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人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修改着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一切历史纪录，他们把战争贩子的灵位放进让民众顶礼膜拜的靖国神社。这是一个从精神到社会政治上都还处在顽童阶段的丑陋民族——他们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从不承认自己做了错事。 在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拨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有一次，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将中国学生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扔到地上。中国学生彬彬有礼地解释说，用笔记本占座是北大的规矩，小日本却狂妄地回答道：“这是你们的规矩!”于是，遭到了我们针峰相对的回答：“在我们的土地上，就得守我们的规矩!”两个家伙在一致的谴责中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实在顽劣得可笑：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实在是找错了地方。 这个民族的觉醒者实在少得可伶。一位真正具有反省精神的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此意义上，“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此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而所谓的“文化”的观点，是将“近代”看作欧洲这一“文化”的产物。这就必然地意味着把“亚洲的近代”看作“西方冲击”。因此，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 两位学者的反省已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但我认为，近代并不是日本人反省的起点，近代只是主干，而日本文化的问题出在根部，仅从近代反省起仍然有避重就轻之嫌。我不否认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健康、清新的成份，但我同时也看到，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惊的丑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变态到何种程度——把人像猪一样喂成一堆肥肉，然后让两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滚挤压，而日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丽的少女还把相扑手当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给他们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对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为已沦为“非人”的相扑“运动员”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欢相扑，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制造南京大屠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惊异于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精微，但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感觉中有着一般阴森森的邪气，从日本俳句到芥川龙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这种“邪气”是日本文学的最大特质，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质。日本人最懂得美，他们确实是牡丹的知音，日本人最不懂得美，面对一些丑陋的牡丹花，他们暴露出了精神深处令人作呕的龌龊和丑恶。他们是一群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天皇的顽童——连原子弹也把他们的花岗石脑袋炸不开一个缝隙来，看来只有十八级的地震才能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