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38：侦缉“暗杀队”

【尘封档案】系列之0038：侦缉“暗杀队”

文章来自啄木鸟2009年11期

文：孙　沉

一、分散藏匿

这是一个空中飘着细雨夹着雪花的中午，天气的不爽加上时局的诡谲变化，使一向热闹非凡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著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庙出现了少见的冷清。当这一行七人打着油纸雨伞步入淮扬名馆“广瑶酒家”时，令亲自站在棉门帘后面迎客的柳老板喜出望外，连忙点头哈腰恭迎。

在看久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顾客，早已练就一眼能将其身份判个八九不离十的柳老板眼里，望着鱼贯而入的七位顾客，身份一时似乎还不大好作出判断。几人都是三四十岁的精壮汉子，穿着各异，或长衫礼帽，或对襟丝棉短袄，或西装革履，或时尚的皮夹克，但不管怎生打扮，每个人的腰里都鼓鼓囊囊，显然揣着家伙。如此模样，就使柳老板无法准确判断这些人的身份了：特务？气质不像，似乎缺少了那份阴险奸猾；土匪？没有这么大胆；国民党军队的侦缉人员？举止间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做派；首都警察厅的便衣？没见过便衣侦探会在公共场所这等张扬的……柳老板正纳闷儿，七人中有人开腔了，让给安排一间僻静的包房。这一开口，柳老板就大致清楚了：一口苏北口音，看来是从北边逃过来的。

这位柳老板猜对了。这七人是来自苏北的“还乡团”。所谓“还乡团”，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正规的编制队伍，而是对当时一些逃亡到国统区的地主、富农、恶霸等分子为了反攻倒算而组成的杀回家乡的反动武装的一种称谓。眼前这七位，分别是盐城、涟水、台北、建阳（台北、建阳两县于1951年7月11日分别改称“大丰”、“建湖”）四县的地主、富农、恶霸，1946年为逃避老区人民的斗争而逃亡在外，后来随着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返回家乡反攻倒算。从这点上来说，他们是“还乡团”分子。而且他们在“还乡团”分子中又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是由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下令组建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直属特别暗杀队”的主要骨干。这支由清一色的“还乡团”分子组成的暗杀队，人数不多，共32人，专门袭杀共产党军政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他们之中亲手杀人最少的一个也欠下了13条人命，血债累累。

恶有恶报。当时光的年轮进入到1949年元月时，这个以顾颐昌为首的暗杀队的结局基本已定，除了此刻走进“广瑶酒家”的7名骨干之外，其余25名恶魔在已经过去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一个因急病而殁，有8人在执行暗杀使命时被行动对象击毙，剩下的16人都是被解放区方面设法缉拿后公审枪决了。

暗杀队的历史是短暂的，随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共产党胜利而宣告结束，暗杀队尽管还剩有7名骨干成员，但事实上大势已去。这天，这些分散在南京城里的恶魔，被“大当家”（暗杀队虽系陆军总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下令组建，但并非国民党军队编制，因此没有“队长”之类的职务，其内部遂仿效土匪规矩称谓头目）顾颐昌招来。

顾颐昌，江苏省涟水县人，这年37岁，是顾祝同的同族人，据其自述，按辈分他应当是顾祝同的远房侄子，别人猜测，这可能也是他组建暗杀队能够得到顾祝同首肯的一个重要原因。顾颐昌出身地主家庭，自幼顽劣，心狠手辣，胆大妄为，行事不计后果。幼年上私塾时，他就敢把先生打得钻桌子底下；后来读初中，全校学生不分男女见到他无不战战兢兢；成人后，顾颐昌继承了其父传下的土地，靠收租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后来开了一家商行，不久又当了保长。日伪时期，摇身一变又成了汉奸。二十年来，顾颐昌作恶多端，是当地民愤很大的一个恶霸。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执政的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清算其罪行。顾颐昌闻风出逃，临行前将被怀疑向政府举报其劣迹的长工、女佣四人杀害。当地政府随即将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并在解放区对其进行通缉。顾颐昌逃往徐州，投奔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提供了解放区的情报。不久，顾祝同出任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指挥军队进犯解放区，拉开了内战之幕。顾颐昌不失时机地聚集了一批从苏北逃亡出来，跟他情况一样的地主、富农、恶霸、反动军官，要随国民党军队杀回家乡反攻倒算。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颜宗绪的盐城人，曾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替顾颐昌出谋划策：组建暗杀队，利用对苏北地形社情民风熟悉之便，以暗杀方式袭击共产党及其民众积极分子，既可报仇雪恨实施清算，又能为党国立功，日后按功论赏时或可获得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顾颐昌对此议深以为然，遂去对顾祝同进言，获得顾的首肯，当场写了一纸手令，发给暗杀队一批美制枪支、军用匕首和毒药。由顾颐昌出任大当家，暗杀队由此开始欠下累累血债，也开始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此刻，尽管顾颐昌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恶劣情绪，想用那种带有若干喜庆成分的语气来说话，但他那6个部属还是听出了其声调中明显的绝望。顾颐昌说，进入阳历新年以来，我们弟兄还没见过面，眼看就要过年了，咱们一起聚聚，顺便给大家说点事情，先干了这杯酒吧。这个有着初中文化、当过保长的家伙平时很喜欢说话，也擅长表达，常常侃侃而谈。此刻，他想说得简单些，却也是洋洋洒洒吐出了一大堆：“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已经结束，很不幸，国民党军队80万大军败于共产党，而且败得很惨，17万人阵亡或者负伤，阵亡者中包括黄百韬等6名将领；32万人被俘，其中包括杜聿明将军以下124名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东北、平津接连大败，加上这次徐蚌会战之败，目前形势极为不妙。前天我去拜见了墨三叔（顾祝同字墨三），说到时势，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出兵相助一把的话，党国在一年内必定彻底失败。我告辞回到住处之后，反复考虑下来，觉得眼下我们确实已经大势已去，无法可想了。看看我们暗杀队的32人，如今只剩下在座的7位弟兄了。按照我墨三叔的估计，如果一年之内“党国”彻底失败了，那我们7人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想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去路了。今天我请诸位来此小聚，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顾颐昌的这番话，有真有假，对于淮海战役的陈述是真的，但他根本没有跟顾祝同见过面。他逃到南京已有八个多月，至少不下二十次前往顾公馆求见顾祝同，但人家警卫连门都没让他跨进一步；他也曾给“墨三叔”写过十来封信，却都是石沉大海。元旦过后，当顾颐昌再一次去顾公馆求见遭到拒绝被驱赶后，他终于意识到局势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为如果国民党还有能力搞什么战略进攻之类的军事行动的话，顾祝同肯定不会这样对待他的。因为，顾颐昌所掌管的暗杀队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是有点影响的，他们的血腥活动为那些参加“重点进攻苏鲁豫皖共产党区域”的将领所率领的部队顺利执行军事使命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知道他是顾祝同的同族侄子。顾祝同身为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如果还准备打仗的话，是需要维持形象的，那就不会疏远直至抛弃他顾颐昌。现在顾祝同这样做了，那就说明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能力再跟共产党军队作战了。如此，大局已定，顾颐昌就需要考虑自己的出路了。

在座这7人虽然没有人上过大学或者出洋留过学，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全身而退，不少胳膊不断腿地活到现在，除了运气好，都还有着一份特别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家伙都是鬼精灵。因此，他们虽然不像顾颐昌这样能够用数据来说明时局的险恶，但心里都是有数的，对于自己的出路问题早就在考虑了。只是他们明白由于自己罪大恶极，迟早得遭到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方面的缉拿，按照这几年来跟着暗杀队活动所形成的习惯思维——孤掌难鸣，越是危险的时候越需要结伙抱团，所以没有人敢撇下其他同伙单独逃到哪个角落去寻求安全。大当家顾颐昌也是这种思路，当然，他还另有打算：7人抱成团，万一在城市里无法躲避了，即使上山当土匪跟共产党打游击力量也大。如果出现乱世情况，重新拉一支队伍，在座7人就是骨干精英了。

想法一致，凡事就容易商量。坐到酒席结束时，他们已经定下了逃亡藏匿的方案：由顾颐昌根据其社会关系给其余6人安排去处，从安全角度考虑， 6人即使处于同一地方也必须佯装互不相识，如果互相之间有什么情况需要沟通的，就通过顾颐昌单线联络。

顾颐昌在开商行时为进货曾经跑过一些码头，在江湖上结交了一些跟他差不多德行的朋友。这些年来，他始终跟这些朋友保持着联系，因为他相信“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说不定哪天就需要这些朋友相帮了。此时，他立刻跟其中的几位取得了联系，很快就给6位弟兄找到了藏身之处。

顾颐昌的安排如下：颜宗绪、羊龙生去苏州，金蒙、毕平步去昆山，庄高峰去松江。当时苏州、昆山、松江都属于苏南行政公署区域。史离坤去上海，顾颐昌本人也去了上海。分别时，顾颐昌交待了需要时跟他联系的方式。

二、线索得而复失

三个月后，1949年4月21日，苏北地区的人民政权——苏北行政公署在泰州成立。同日，辖属于苏北行署的公安局也正式开始运转。苏北行署下辖泰州、扬州、盐城、淮阴、南通5个行政分区，41个县、市，都有各自所辖的公安局，这些公安局在行署公安局成立不到半个月后，就收到了下发的文件，要求各地注意缉拿曾在苏北各地大搞反攻倒算、制造累累血案，给解放区党政军和人民群众造成很大危害的“还乡团”分子。苏北各地公安机关闻风而动，纷纷清理人口，积极排查，大力侦缉。

顾颐昌7人所在的县属于盐城行政分区，当时称为“专区”或者“地区”，当地公安局早在苏北行署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调查残余“还乡团”分子的下落，在长达一年的连续排查中，尽管发现并捉拿了多个“还乡团”分子，但始终没有获得顾颐昌等7名暗杀队骨干分子的确切消息，倒是收集到了不少传言，有说顾颐昌等人已经跟着顾祝同逃往台湾了，有说结伙去了海外，有说藏匿于南京、上海，还有说已经死了，等等。

与此同时，暗杀队曾经制造过血案的泰州、淮阴专区的公安局，也在侦缉顾颐昌等7人，同样未有结果。由于各地公安局收集到的情报中都有7人逃往南京、上海或者苏南的说法，因此，盐城、泰州、淮阴三专区的公安局都曾以各自的名义分别向南京、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发出了协查通报，并向苏北行署公安局呈递了相关专项报告。苏北行署公安局领导对此很是重视，局长邵幼和在每次专区、市、县公安局长会议上都要提到这件事。

1950年1月17日，苏北行署公安局局长邵幼和收到了一份来自华东社会部的注明“保密”字样的机要公函，内附一份检举材料。

一个国民党军队李姓上尉军官所写的关于检举苏北暗杀队的材料。这位李上尉原是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跟当时经常出入于司令部的顾颐昌相识，由顾颐昌介绍又结识了暗杀队的几个骨干分子。淮海战役结束后，李上尉离开行伍前往南京经商，几个月后又移居上海生活。上海解放后，他按照军管会的布告前往公安局对自己的历史身份作了登记。他属于旧军官，不是特务，也没有犯过血债，按照人民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不会动他的。几天后，李上尉接待了一位自称是从外地来沪办事的原军校同学，热情留其在家里小住数日。殊不料这人是从海外潜来上海搞破坏活动的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当时正遭到华东社会部的追缉，由于李上尉的接待而使侦查员白白耗费了警力、财力。这样，当抓获这个特务时，社会部当然不会放弃对李上尉的特别关照，把他一起请进了局子。

李上尉到这会儿方才知道玩江湖义气也是有讲究的，他得争取宽大处理，于是就写了几份检举材料，其中有一份就是跟苏北暗杀队有关的：1949年元旦那天，他在南京街头遇到暗杀队骨干分子史离坤。史离坤说就住在附近，还热情邀请他去坐坐。李上尉当时也是闲着没事，于是就去史离坤的住处坐了一会儿。解放后，李上尉从苏北家乡来沪的亲戚嘴里听说，当地正在严查暗杀队，现在还有7名骨干分子没有下落，其中一个就是史离坤。现在，李上尉为了将功折罪，决定将这个情况向政府检举，请求政府调查。

久侦不着的暗杀队残余分子总算有消息了，邵幼和局长当即决定指派专人前往南京进行秘密调查。

当天下午，苏北行署公安局情报员王舍富直接从邵幼和局长那里受领了秘密调查史离坤下落的使命，次日即动身前往南京。

王舍富是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六年的28岁的青年，他一开始干的就是情报工作，以饭馆跑堂身份在泰州城里收集日伪军方面的各类情报，一干就是三年。期间，上线和下线都被捕牺牲，幸运的是他没有暴露，照常提供着情报。抗战胜利后，王舍富想参加部队，组织上也批准了，但军装却没穿上，因为公安局看中了他那份收集情报的沉稳、老练，就把他要去搞起了另一类情报工作。这一干，又是三年。一个青年人能够无师自通地连续干六年情报工作，而且干得到位，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王舍富深受领导赏识。这次，邵幼和局长一出手就甩出了王舍富这张王牌，由此可见对调查暗杀队的重视程度。

王舍富到达南京后，尽管身上带着介绍信，但他不想一开始就去找南京市公安局帮忙。他化装成收旧货的来到李上尉所说的史离坤所租的住处附近暗自查看。李上尉的检举材料中没有写史离坤在南京的具体地址，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过一年后会遭遇这种事儿，他只记得史离坤所住的地方是沿街的一排平房中一户有着三个门面的人家中靠后面小河畔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窗户正好面对着小河对岸的一座石牌坊。对于情报员来说，这就是很明确的门牌了，王舍富认为凭这点就已经足够能找到那户人家了。

王舍富在小河对岸找到了那座石牌坊，观察了李上尉所说的那个位置，确认坐标后又来到了小河这边，随即就找到了这户人家的确切位置，暗暗记下了门牌。然后，他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长看了王舍富出示的介绍信后，马上热情地询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王舍富说请你在保证不会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把这户人家的情况给我查一下。

所长当即召来了户籍警，让他向王舍富介绍情况。王舍富听户籍警一说，心里一个激灵：那户人家并没有住着一个跟史离坤相符的外人。那么，难道是看错了坐标？王舍富于是向户籍警了解左右相邻两户人家的情况，也是没有住着外人。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很不愿意出现的事实：即使李上尉提供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个史离坤也已经离开了。

既然离开了那就不怕什么打草惊蛇了，王舍富决定登门直接打听。当然，考虑到种种情况，他不能以公安身份去的，而是需要得到户籍警的配合，于是便向户籍警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

户籍警带着收旧货装束的王舍富去了那户人家，对户主说这人是从泰州那边过来的，受人之托前往寻一位长得怎生模样的先生，据说那人是住在你们这边的，不知道他此刻在不在？户主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大爷，一看便知是一个性格平和的好人，他说这里确实住过一个如你所说的房客，他姓金（史离坤故意改了姓名），我们称他“金先生”，但这位金先生早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已经走了。金先生很豪爽，临走时多付了一个月房钱，那是一个好人啊！

王舍富拿出了一张有史离坤在内的十几个人的合影，请对方辨认其中是否有“金先生”。户主老眼昏花已经看不大清楚了，迟迟疑疑没有指认，唤来老伴看也看不真切。户籍警问你们有老花镜吗，戴上眼镜再看看。人家特地从泰州过来的，人走了没关系，但最好有一个说法，也好让他回去有个交待。于是就去拿老花镜，老太太进了里间还没有出来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给王舍富带来了意外之喜。

这是一个年方8岁的男孩，小名阿森，是户主的孙子，也是户主这一辈的第三代中唯一的男性，所以特受宠爱。阿森此刻刚放学回家，进门一叫“爷爷”，户主就撇下来人拥着孙子亲热。阿森说要爷爷带他去外面玩耍，户主面露难色，指着户籍警和王舍富说爷爷有事。那小孙子竟然小大人样地问他们是谁，有什么事。跟这么小的孩子解释来人是谁那是不明智的，户主就只说了他们是外地来的，要找原先住在咱家的那位金伯伯，可是金伯伯已经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时，阿森开腔了，他说我知道金伯伯去了哪里！户主以为孙子是信口瞎说，正要阻止，户籍警已经在阿森跟前蹲下，说孩子你怎么知道金伯伯去了哪里的？你的本领可真大呀！

原来，史离坤住在这户人家时，尽管南京还没有解放，但他杀了那么多人，总是担心遭到报复，平时没事就不大出门。老是待在家里当然会感到寂寞，于是就跟当时还没有上学的阿森接触比较多，大人小孩一天到晚说话很多。那天，史离坤在整理东西准备离开时，见阿森在旁边看着，就说孩子我要离开你们家了，送你一样东西给你留个纪念吧，随手拿出了一支钢笔给了阿森。史离坤不大识字，写字如画天书，根本不会用钢笔，这支钢笔是他搞暗杀行动时从一个被害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搜得的。钢笔上还刻着那位烈士的姓名，后来这支钢笔作为罪证之一出现在法庭上了。阿森拿了钢笔，好奇地问金伯伯要去哪里。史离坤脱口说他准备去上海，是否回来要看以后的情况。

阿森这么一说，王舍富顿时窃喜。户籍警把照片拿给阿森，说孩子我试试你的眼力，你看看这张照片上是否有金伯伯。小孩子眼尖，只稍稍一瞟就指着其中一位说这就是金伯伯。这时，老太太把老花镜拿出来了，老夫妻俩也认出了史离坤。

王舍富清理了一下思路：立马奔上海？跑一趟倒也方便，问题是到了上海后跑哪里去寻找史离坤这么一个人？上海滩那么大，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先去一趟史离坤的老家吧，看看是否会有什么线索。

主意打定，王舍富立马奔史离坤的老家台北县。这回他先去公安局。县公安局向王舍富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去年10月中旬，有人向公安局反映了一个情况，史离坤曾给姐姐寄过钱。公安局自是重视，连夜奔乡下去找当事人。史离坤的姐姐不敢隐瞒，说去年夏收时确实收到过一张汇款单子，她不识字，问了邮差，说是一个名叫“彭孝”的人从上海寄来的。她当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知道那是她的弟弟史离坤。史离坤小时候据说对父母甚为孝顺，故家人都唤他“孝孝”；而彭姓是母亲的姓氏。

【信笔又墨】注：江苏台北县，建于1942年日伪占领时期，因与台湾台北县重名，于1951年8月更名为大丰县，位于盐城市地区，1996年改为大丰市。

县公安局的侦查员从史离坤姐姐那里了解不出更多的情况了，于是就去了邮电局。邮电局找出了那张已经取款后被注销的汇款单，上面的寄款人果然是“彭孝”，地址是上海南码头路73号。这当然是一条令人振奋的线索，县公安局于是就派了三名警员前往上海缉拿史离坤。但南码头路73号的房东周某却告知说那个名叫“龚如柏”（史离坤的又一化名）房客已经在两个月前离开了。他去哪里了？房东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那么，后来你是否见到过他或者听说过这人的消息？周某连连摇头。

这样，这三名警员就兴冲冲而去，垂头丧气而回。但是，县公安局还是专为这事办理了一份卷宗，里面保存着那张汇款单，警员跟那位上海房东的谈话笔录，此外，还有一份这三位警员亲笔签名的情况说明。

王舍富对接待他的那位同志说，我现在需要这份卷宗，我带着介绍信，这就办个手续把这份卷宗带走，算是调拨给行署公安局了。那位同志请示局长后，马上给王舍富办理了手续。

王舍富从盐城返回扬州，向邵幼和局长汇报了调查情况，说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去上海寻觅史离坤的下落。邵局长批准了这一计划。

生活中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坏运气往往接二连三，但好运气却不大肯频频光顾。王舍富此番赴沪就是这样，没有撞上像在南京那样的好运。他所走的调查路子，跟去年10月间台北县公安局那三名警员所进行的一模一样，其结果也一模一样，最后无功而返。当然，他是专门搞情报的，多年来尝惯了失利的滋味，所以并不像台北县三名警员那样垂头丧气而归，他依然信心十足，认为这不过是时间迟缓而已，史离坤的线索还是能够捕捉到的。

王舍富不知道，就在他返回扬州市苏北行署公安局向邵幼和局长汇报赴沪调查的情况时，上海滩著名的游览点城隍庙里，也正有两个人在一起说话，这两个人的说话对于往下的案情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三、命令：暗杀自己人

这两个在上海城隍庙谈话的人，一个是顾颐昌，另一个是史离坤曾经住过房子的那个房东周某。

顾颐昌逃到上海后，在一家私营五金机修社谋了一份工作，他不会车钳刨技艺，但打打杂跑跑腿还是可以的，反正他不会计较收入多寡。这天，机修社老板派顾颐昌去城隍庙一家客户送货。顾颐昌去了客户处，但对方老板不在，所以一时付不了款，人家让他等候一会儿。顾颐昌想等着似乎有点无聊，于是就到隔壁城隍庙去转转。

巧的是，那个曾经做过史离坤房东的周某的家里正好来了两位郊区奉贤乡下的亲戚，他就带着他们到城隍庙来游览。巧合就此发生了，周某跟顾颐昌在九曲桥畔劈面相遇。史离坤来上海是顾颐昌安排的，其租借的住处也是顾颐昌通过一位江湖朋友联系的。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史离坤抵沪那天，顾颐昌是陪着他去周某那里的。顾颐昌当时掏钱请史离坤和周某以及那位朋友一起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吃了顿饭。这样，周某就认识了顾颐昌。之后，顾颐昌出于谨慎，再也没有去过史离坤处。他的脑子里几乎已经没有周某这个人了。哪知，此刻竟会在城隍庙遇到周某。

尽管顾颐昌在目前形势下实在不想碰到类似周某这样的对象，但真的遇见了自然得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两人的话确实说得不多，不超过10句，但对于顾颐昌来说，耳畔恰似响了一个“二踢脚”——周某告诉他有人来找过史离坤，第一次是三个人，向他出示了苏北台北县公安局的介绍信；第二次就是昨天，是一个也说苏北口音的青年，说是史离坤以前的朋友。顾颐昌一听就判断出这个“朋友”肯定也是来者不善，多半是公安局的便衣。

顾颐昌当时心里便是一个激灵，当然，表面上竭力装得若无其事，他决定去苏州走一趟，跟颜宗绪商议商议。

颜宗绪是暗杀队中唯一扎得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物，他出身地主家庭，毕业于镇江医学专科学校，在南京做过医生，后来回乡当了区长。由于他长期以来一直干着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横行不法之事，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不仅仅要分田占房夺其财产，还想要他的性命。颜宗绪幸亏警觉得早，连夜逃跑，总算留下了一条小命。

以前就相识的顾颐昌来找他，商议想自己单独拉一支队伍。颜宗绪知道顾颐昌和顾祝同的背景和心狠手辣的禀性，料定此人能够干一番事业，于是就决定和顾颐昌一起折腾。暗杀队就是在颜宗绪的策划下组建的。后来，暗杀队的每次行动，都少不了颜宗绪的预谋。所以，颜宗绪实际上是暗杀队的灵魂，顾颐昌的高级智囊，狗头军师。

颜宗绪在苏州的落脚点，也是顾颐昌通过江湖朋友联系安排的，他在观前街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中西医兼看，尽管医术平平，但由于收费较低，加之服务态度好，所以经营得还算不错。顾颐昌登门时，颜宗绪正在给一个老人看病，嘘寒问暖甚为亲切。顾颐昌在一旁看着甚至觉得眼前此人已经去阎王爷那里走了一遭，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颜宗绪了。

当晚，顾颐昌就住在颜宗绪的诊所里，夜深人静后顾颐昌这才谈到了正题。颜宗绪听着，对于史离坤的暴露就觉得不可思议。他和顾颐昌当然不知道史离坤曾经违背顾颐昌关于“切断跟以往所有亲友的一切联系”的规定往台北县姐姐那里寄钱，但是，他能够作出大致上的一个判断，那就是史离坤肯定在行为上有了暴露的痕迹，否则，共产党公安不会掌握他曾经住过的地址而登门调查的。史离坤曾经住过的地址会让公安局察觉，那么，有什么理由能够相信他现在住的地方不会被发现呢？因此，史离坤的暴露和落网不过是早晚的事儿，是祸躲不过，这家伙事实上已经是共产党砧板上的肉了。

顾颐昌听颜宗绪如此这般一分析，只觉得背脊上冷汗直沁，他很清楚，暗杀队残余的7人中只要有人被捕，那其他人的线索就难免也会暴露。而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户籍管理非常严格，不大可能像以前国民党执政时随意流动，出钱买个户口就瞒天过海了。所以，一旦有人被捕，公安局发现其他人的线索后，基本上就已经划定范围了。

顾颐昌想到这里，觉得没辙了，于是便问颜宗绪：“老颜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弄？”

颜宗绪反问：“你说呢？”

顾颐昌老实回答：“我还真没有办法哩。你有什么办法吗？”

颜宗绪诡谲地一笑：“要说办法，还是有的，不过……”

颜宗绪说事到如今，无非是一个和六个之间哪个大哪个小的问题，情况现在很清楚了，史离坤肯定已经暴露了，落网不过是迟早的事儿；他落网之后，我们六位弟兄的暴露也是迟早的事儿了。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是：如果把我们7位弟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人来举例，史离坤现在的暴露就相当于人的身上的某个部位发生了问题，比如说是一条胳膊上长了不知名堂的恶疮，腐烂得厉害，而且有向全身蔓延的趋势，一旦出现蔓延，那全身各处都长了这种恶疮了。你说，这应该怎么处置？

顾颐昌想既然治不好这个恶疮，那就只有把那条胳膊截掉了。于是，答案就形成了，不过这个答案有点残忍：灭口。

颜宗绪使顾颐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说不单单是要把史离坤那个恶疮割掉，还得另外动一个手术，你当初找的那个把史离坤介绍到南码头路去租住房子的朋友，也得一并割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恶疮不会蔓延到其他部位。

对于顾颐昌来说，既然能够把史离坤除掉，那个朋友的关系没有史离坤跟他那么铁，解决掉自然也就不是问题了。

剩下的是动手执行问题，顾颐昌说这好办，派金蒙那小子去干吧，我明天去昆山，当面向他交待。

金蒙那年30岁，他是暗杀队中唯一会武功的成员。顾颐昌组建的这支暗杀队，因为不是“军统”、“中统”之类的正牌，所以不讲究本领，要的是那份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包括顾颐昌本人在内，杀人凭的是四件套：计谋、手枪、尖刀和毒药。所以，顾颐昌招兵买马时根本没有格斗技能考试这一项，只要是地主、富农、恶霸之类，在苏北当地被穷人弄得倾家荡产且不是瘸腿坏手的，来者不拒。当然，如果符合上述条件而且又会武功的，那当然最好了。

金蒙的加入，在暗杀队内部当初曾经有过一番争议。因为，尽管他会武术，但这人不是地主、富农，也算不上恶霸，他不过是地主吉老祥家里的一个护院家丁，地没一亩，房没一间，连老婆也没有讨上。他的东家吉老祥是当地一霸，积怨甚多，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这种角色，在抗战以后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面前，自然是斗争对象。七斗八斗，就把吉老祥给斗到了阎王爷那里去了。吉老祥死后，他的四个大小老婆竟策划着向领导斗争的农会主席、民兵连长实施报复。这金蒙听了也竟然热血沸腾，决定跟着干。但这事儿没正式实施时就让人给发觉了，吉老祥的四个老婆全都被逮捕，金蒙腿长，一下子就溜了。逃出来后，金蒙才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就投奔“还乡团”。这时的暗杀队已经做出点市面来了，“还乡团”的一个头目说金蒙是个搞行动的好手，就把他推荐给了顾颐昌。

顾颐昌对要吸收一个不是地主老财跟共产党没有倾家荡产之恨的人加入暗杀队有些吃不准，于是就向颜宗绪等骨干分子征求意见。大部分参加讨论的骨干分子都有一份担心：这小子别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打入暗杀队内部企图把他们来个一锅端？颜宗绪却另有观点，他派人去吉老祥家乡实地打听后，认为金蒙是一个肯舍命忠主的义仆，带着吉老祥的那份仇恨加入暗杀队且精通枪法擅长武功，肯定是一把好手，坚持主张收留。双方意见不一，顾颐昌就去向顾祝同身边的一个副官咨询，征求对方的意见。副官的观点是支持颜宗绪，他给顾颐昌出了个主意，仿效《水浒》中王伦让林冲纳投名状之例，让金蒙参加一次行动，亲手杀一个对象。顾颐昌对金蒙一说，这家伙二话不说当晚就行动，一下子杀了三个农会积极分子。于是不仅加入暗杀队，而且一下子就跃居骨干分子。

南京夫子庙7恶魔聚会后，顾颐昌安排金蒙前往昆山县城去当了个扛大包的工人。这家伙是个粗人，和一伙装卸工人混在一起倒是没有一点破绽，昆山解放后他还被推举为装卸社的工会委员。不久前，他娶了个名叫蒋婉琴的小寡妇。随着顾颐昌的到来，金蒙的好日子差不多也就到头了。

金蒙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儿，以前当护院家丁时他认的是吉老祥，到了暗杀队就只认顾颐昌了。所以一见到顾颐昌自有那份特别的亲热，一把拉住就要往家里扯。顾颐昌显得特别谨慎，说兄弟我是路过昆山，顺便来看看你的，这回就不去你家里了，你也不要对老婆说我来过昆山，咱就去街上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就行了。说着，把手指上的金戒指脱下来：来得匆忙，也不知老弟已经成亲，没有备一份礼物，这个你拿着，算是我送给弟妹的一件小礼品。日子太平点后，咱们弟兄再好好聚一聚，届时大哥我自有一份见面礼赠送弟妹。

那时，一个金戒指是一份很厚的礼了，金蒙一阵激动，双手作揖致谢还觉得似乎不够，又拍着胸膛说大哥我永远是您的小卒子，不管几时，您吩咐我干吗我就干吗，保证不打回票，没有条件！顾颐昌趁机说我正好有点小事要麻烦老弟一下呢，于是就说史离坤在上海出了问题，据情报说准备向共产党公安局自首，要用咱们六弟兄的人头救他自己的一命。根据暗杀队的规矩，这种人当然是不可能再允许他在这世上待下去了，现决定派老弟你去上海走一趟，把这人解决了；然后，还有一个家伙，你顺带着也把他给打发了。

金蒙神色依旧：“没问题，保证完成使命！”

次日，金蒙向他供职的装卸社请了假，奔上海去了。

四、一死一捕之后的局面

金蒙乘坐沪宁线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出站时站前广场上的那口大钟正好指着中午12点钟。他想了想，便去站前天目中路上的一家面馆用午餐。

如果金蒙知道这顿午餐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恐怕打死他也不会去吃的。金蒙迈着从容的脚步进了面馆，中午时分里面顾客几乎是座无虚席，他在店堂里转了片刻才找到了一个位置，要了两个冷菜、二两烧酒和一碗面条，吃完之后结了账，然后起身离开。就在他迈步出门来到店前的台阶上时，迎面匆匆来了一个男子，似是不经意地在他身上轻轻碰撞了一下。金蒙没有在意，站在台阶上盯着远处过来的一辆空三轮车，想唤住了乘坐。三轮车还没来到面前时，忽见刚才那个碰撞他的男子就像先前一样，急匆匆地从店堂里走出来，大步离去。金蒙见之心里便起了疑，联想到先前对方曾在他身上碰撞过一下，忽有所悟，马上伸手去摸口袋，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金蒙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出了反应，大喝一声，从台阶上跳下便向那男子扑去。那人做贼心虚，听见吆喝声头都没回立马就逃。但他哪是常年习武不辍的金蒙的对手，只跑出二十来米就被金蒙一把擒住了。但扒手是有帮伙的，金蒙还没来得及搜对方身时，不知从哪里闪出了三个家伙，手里的铁尺、短棍二话不说就朝他招呼，那个扒手也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四人团团围住金蒙立马开打。

金蒙是护院家丁出身，手里拿不出点本事来就甭想吃这碗饭。当下随即作出反应，赤手空拳以一敌四就打了起来，一两分钟时间，那四个家伙就给放倒了。那个扒手知道运气不佳撞上了钉子，马上拿出金蒙的钱包，跪在地上双手奉上，嘴里连连求饶。

就在金蒙骂骂咧咧伸手去拿自己的钱包时，三个执行巡街任务的警察从旁边一条小巷里走了出来，见到眼前这一幕，马上上前查问是怎么一回事。金蒙折进局子后，为此深深后悔过。他相信以他的身手，这时不去答理警察，拿了钱包拔腿就跑的话，那三个警察即使马上会追赶，但无论是耐力还是速度，都肯定是跑不过他的，他足可平安脱身。可是，那一瞬间金蒙却不是这样想的，他的想法是：老子是被扒窃了钱包的，发现后索讨时竟然还遭到了攻击，铁尺木棍都要砸到脑袋上来了，我还不还手？因此，金蒙就没有逃跑。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跟金蒙所想的不一样，警察可能生怕群众围观他们，人少控制不住局势，于是就让双方5人一起去派出所处理此事。看着那4个主儿又是扒窃又是手持凶器玩街头打斗游戏，所以警察也就毫不客气地拿出两副手铐将扒手4人两人一副分别给铐了起来。这个举动，使金蒙吃了定心丸，暗忖警察肯定会主持公道站在他这边的，因为他真的是完全的受害者。这个想法使金蒙很愿意听警察的话，去派出所的路上也就没有动过逃跑的脑筋。

警察把金蒙和扒手5人带到派出所后，分别问话。问金蒙的那位是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警察，他在现场已经听群众说过事情发生的大概情况，心里已经有了底，认为金蒙是无辜受害者，出手把那4人打倒在地是被迫还击。他对于金蒙的身手很是感兴趣，匆匆做完笔录后，正想跟金蒙聊几句武术时，忽然想起还应该核对一下钱包是否真是金蒙的。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程序，警察于是就问金蒙这个钱包是你的，那么请你说说钱包里有多少钱，钞票面值是怎样的。

金蒙说他不能说得百分之百的准确，只能说个大概。警察点头表示理解，说大概就可以了，你说一下吧。金蒙就说了：钱包里有多少多少钞票，其中什么面值的有几张，什么面值的多少张，另外，还有一张他跟老婆的照片。

警察打开钱包一看，果如其言。因为钱包里有那张照片，所以马上确定这个钱包肯定是金蒙的了。但是，警察在钱包里还发现了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史离坤，制造局路287号。只一看，立马一个激灵！

原来，苏北行署公安局情报员王舍富赴沪调查史离坤无果返回扬州后，向邵幼和局长报告了情况，认为史离坤肯定没有离开上海，建议再次向上海市各公安局、派出所寄发“紧急协查通报”专门调查史离坤的下落。派出所昨天傍晚收到苏北行署公安局的这份“通报”，今天上午一上班就全所开会传达。所以，眼前年轻警察对于“史离坤”这个名字记忆犹新。他一阵兴奋之后，寻思哪有这么巧的事，上午所长刚刚说了此事，中午就有人把史离坤的地址送上门来了？于是就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史离坤？

这时，正好外面有人叫他出去接听电话。他于是便走出去，对这个同事悄声说了此事，让他马上去叫所长过来。他回身进屋，对正在等待着把钱包归还后好走路的金蒙说：“有个小问题需要了解一下，你这钱包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一个名叫史离坤的，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金蒙直到这时候竟然还不紧张，因为顾颐昌对他说过，史离坤在上海使用的是一个化名，你找他或者打听他时都得用这个化名，不能用真名。奇怪的是，顾颐昌说是这么说的，但给金蒙的地址上却写了史离坤的真名，估计顾颐昌做梦也不会想到金蒙竟会出事。金蒙甚至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头脑里一直牢牢地记着史离坤的那个化名，所以，现在警察提到了史离坤的名字时，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时，所长推门而入，身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二话不说指着金蒙就大喝一声：“给我拿下！”

金蒙这才知道这张条子已经坏事了，猛地站起来意欲反抗时，两支手枪已经对准了脑袋，于是只好束手就擒。

派出所这边当即讯问，但金蒙来了个一问三不知，除了承认照片是他的之外，其余一概摇头。后来秋风黑脸的所长离开，换了个白面书生样的副所长来主持讯问。副所长对金蒙很和气，问话也耐心，还给金蒙沏茶递烟，金蒙这才勉强肯开口说话。但他所说的跟不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钱包？不是我的，是我在火车上捡来的；照片？是我的，捡到钱包后我把照片放进去了；你住哪里？流浪，没有家；照片上的女人是谁？我老婆，已经死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啊？哪里人？我生过脑膜炎，脑子烧坏了，都忘记了。如此这般，使警察不得要领。

所长说，这家伙越是装糊涂，就越说明有问题，先把他往旁边搁一搁，把那个史离坤逮起来再说，于是就派了三名警察去制造局路抓史离坤。

直到这时，金蒙才后悔不该去面馆用餐，当然更不该不小心让那个扒手把钱包扒了，现在怎么办？看来只有脚底下抹油——溜！

当时的派出所设施简陋，也没有什么专门的关押室，让金蒙待在讯问的那间屋子里，把门上了锁就是临时关押了。金蒙打定主意要逃跑，一下子就看中了一旁墙上的窗户。那上面的栅栏是用直径十多厘米的钢筋制作的，这足能抵御彪形大汉的手劲了，但对于金蒙这样练过少林硬气功的角色就另当别论了。他把那副铁栅栏扭弯后整个卸了下来。然后，就爬出了窗户。

窗户外面是一条过道，过道里这时倒是没有人。但金蒙走到过道尽头时，探头一看是派出所的会议室兼活动室，几个警察正围着乒乓台大概正在开会。金蒙发现不对头待要把脑袋往回缩时，已经被人发现了。金蒙见状不妙，干脆豁出去了，决定来个硬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警察通常都是枪不离身的，马上有人掏出了手枪。金蒙动作奇快，眨眼间就已经冲到跟前，拳腿动弹处，已经撂倒了两个警察。他还想施展少林功夫时，枪声响了！

这一枪，打在金蒙的当胸，这个恶魔当场毙命。

这边出事的时候，去制造局路的警察已经进了287号民宅的门。一问，有一个“姓余的”男子借住在这里，警察听说那主儿操苏北口音，马上断定正是苏北行署公安局要求协查的那个家伙，便决定来一个守株待兔。大约10分钟后，当史离坤手里拎着两瓶黄酒，嘴里哼着苏北小调晃荡着踏进门时，等待他的是手枪和手铐！

派出所抓获史离坤之后，因为不是他们辖区的案件，直接将其送到分局。分局将史离坤接收下来后，立刻跟苏北行署发来的“紧急协查通报”上的史离坤的照片对照核实，确认被捕者确是史离坤的真身，于是就进行讯问。但无论怎样问，史离坤就是不开口。由于这是逃犯，根据规定应当由犯罪地公安机关押解回去后由当地公安局审理，因此分局这里也就不再讯问，不开口就不开口吧，把人移押到市局看守所，就通知苏北行署公安局！

苏北行署公安局接到上海警方的电话后，当下局领导开了个碰头会，决定抽调5名精干政保警察组建专案组，把史离坤从上海押到扬州来，讯问获得口供后，顺藤摸瓜把其余几个恶魔一一捉拿归案。

专案组一行赶到上海后，先去殡仪馆查验已被击毙的金蒙的尸体。好在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上海警方又让殡仪馆将金蒙的尸体采取了适当措施，容貌还没有发生变化，比对带去的从7魔卷宗中调取的金蒙的照片，认为死者正是金蒙。当然，出于慎重，专案组通过上海警方请来了一位技术高超的照相师，拍摄了数张清晰的尸体照片。后来，经昆山数名相关人员辨认，一致确认死者即是金蒙。

专案组从看守所把史离坤提出来后讯问，史离坤还是沉默，无论怎么问话，就是不开口。

当晚，专案组在下榻的旅馆里开了个会，一番讨论后组长吕品律决定：接下来兵分两路，一路由侦查员张珂、钟秀峰负责对金蒙留下的物品进行分析侦查，另一路由吕品律和另两名侦查员武伯威、危时定把史离坤押解回扬州讯问。

张珂、钟秀峰对金蒙留下的钱包、金蒙和一个青年女子的合影、那张写着史离坤的住址以及一张从昆山到上海的火车票等物品进行了分析。发现那张双人合影上印着两个楷体小字：合群。按照当时照相馆的惯例，这应该就是拍摄这张照片的那家照相馆的字号了；再看那张从昆山到上海的火车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家“合群照相馆”十有八九是在昆山。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金蒙生前就是隐藏于昆山了。

于是，两人就在上海往昆山公安局打了个电话，询问当地是否有一家“合群照相馆”。公安局接听电话的是办公室的一个南下干部，不大熟悉当地的情况，便去问了一个当地的警察，答称昆山没有“合群照相馆”，但是有一个名叫“李合群”的人在县城热闹地段设了一个帐篷替人拍照，价格比照相馆便宜些，这人拍摄的照片，冲印时一律打上“合群”的名号。

行了！张珂、钟秀峰当即直奔火车站，买了两张火车票便去了昆山。到昆山时，天色已晚，两人就找了家旅社住了下来。次日上午，他们来到县公安局，要求协查照片上的那对男女是否居住于昆山。

昆山县公安局立即行动，当天下午四点就有了结果：照片上的男子名叫钱荣坤（金蒙的化名），系本县的一名装卸工人；女子叫许婉琴，是钱的妻子。

终于查到金蒙的藏匿之地了，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张珂、钟秀峰于是就往扬州拨打了长途电话，向吕品律报告了工作进展情况。吕品律自是大喜，嘱咐两人再接再厉继续往下调查。

史离坤被押解到扬州后，关进了苏北行署公安局看守所。

吕品律叫上武伯威、危时定三人当即对史离坤进行正式讯问。

如果顾颐昌知道史离坤在被捕后的表现的话，也许他会后悔自己听了颜宗绪的建议，抱着不信任史离坤的观点指派金蒙赴沪暗杀史离坤。因为事实上史离坤尽管没有像金蒙那样对警察飞拳拽腿，但他用来对付警察的武器似乎比金蒙的拳脚更使专案组头痛，他的武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沉默。

不说话似乎并不难，有的人一天到晚甚至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他自己会觉得这很容易。但是，当一个人面对着几个以要你开口说话为己任的专业人员整天围盯，还能保持着坚决不说话的原则，那这个人就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块石头——顽石。此刻的史离坤就是这样一块顽石。更厉害的是，这块顽石还会思维，还会动脑筋设套，他设的套套竟然把专案组给套住了。由此可见，史离坤不但搞暗杀行，还无师自通地会玩反讯问，而且玩得还蛮到位的。

史离坤设的套套是这样的：他在沉默了一天之后，想寻找逃跑的机会，于是就在当天深夜闹起了急性腹痛。看守所是把史离坤作为要犯关押的，专门指派了两个犯了轻罪而被临时关押的人犯与其同囚一个监房，名义上是照料上着镣铐生活不便的史离坤，其实用意是日夜监视着这个要犯，另外还指望史离坤在监房闲聊时一不留神漏出点口风来。此刻，深更半夜史离坤一说肚子痛，那两个人犯就叫喊着“报告”，值班看守员马上赶到，一看史离坤满头大汗，便向公安局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情况，请示是否马上送医院。共产党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即使像史离坤这样欠下二十来条人命的要犯，即使他已经被判处死刑次日就要执行，但这会儿生了急病也得给他治疗，所以，公安局值班室就马上派了两名警察开了辆汽车去看守所把史离坤送往医院。

专案组长吕品律这天晚上也住在局里，他担心史离坤趁机逃跑，于是也骑了辆摩托车随后赶到，和那两个警察一起押着史离坤去医院，看守所方面不放心，又请担任警戒的驻所公安部队派了两个战士荷枪实弹押解。史离坤在这等严密的看押措施下，就是给他安上一副翅膀恐怕也难飞掉了。

见“急性腹痛”救不了他，索性将计就计，玩起了另一个招数。他回到看守所后，见几个警察围着他忙得马不停蹄不休息，还按照医生的关照替他弄来了热气腾腾的夜宵，“禁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吕品律不知是计，看着心里就升腾起了一点儿希望，暗忖如果今晚的经历对史离坤能起到感化作用就好了。

“感化作用”还真起到了，第二天早晨，吕品律在公安局食堂吃早饭时，忽然接到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说你们承办的那个人犯在监房里嚷着要求马上提审，他有话要对你们说！吕品律一听，不开口的对手突然主动提出要求提审，那不是有戏了吗？于是，早饭吃了一半就扔下了，立马通知两名组员武伯威和危时定，三人直奔看守所。

史离坤见面就哽咽着说昨晚幸亏你们送我去医院，否则我还不活活疼死？我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断无法外施恩活下去的道理，所以今生是没有办法报答你们了，想来想去，只有在案子方面给你们提供一些方便了。这样，你们问吧，我知道多少就告诉你们多少！

对于专案组来说，此刻最想知晓的就是暗杀队剩下的那5名残余恶魔逃到哪里去了。

史离坤告诉侦查员，当初的暗杀队到1948年年底时只剩下7人了，除了他之外，其余6人是：大当家顾颐昌、军师颜宗绪以及4位弟兄金蒙、毕平步、羊龙生和庄高峰。1949年1月，他们7人曾在南京夫子庙“广瑶酒家”聚会，商议分散逃跑藏匿之事。后来，在顾颐昌的安排下，他们6人都有了藏匿之地。具体地址他不清楚，只听说了大致方位：顾颐昌住在南京鼓楼一带；颜宗绪的住处是在杭州城里，听说附近有一家专门卖面条的“奎元馆”；金蒙在昆山县城玉山镇躲着，住的房子后面有一条小河；至于毕平步和羊龙生，一个住在嘉兴东门外熙春桥附近，一个住在湖州市内飞英塔一带。至于史离坤自己，他说我已经被你们抓获了，就不必说了，那个庄高峰，据说在大世界附近租了一个亭子间住着。

事实上史离坤不但胡说八道，而且是有意误导专案组。他想把水搅浑，把专案组的侦查触角引到根本不着边际的地方去。只有这样南辕北辙，专案组才无法抓到顾颐昌等人。抓不到其他人，这个案子就一时结不了案，他史离坤才有机会越狱逃跑。

史离坤知道如果他的供述全部是假的话，专案组在作出一番努力后抓不到一个人会对他的供词产生怀疑。所以，得给他们一点真的内容，于是，他就选择了跟他关系一直不和睦的金蒙，寻思让警察去昆山调查吧，查不到算这小子运气好，查到了那就活该倒霉。当然，史离坤不知道，金蒙其实已经死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编造这番谎言所能达到的效果。

因为这时候，前往昆山的侦查员张珂、钟秀峰已经查到了金蒙生前确实藏匿于昆山的事实，而且已经打电话向专案组长吕品律汇报了这个情况。因此，现在吕品律等人听了史离坤的这番供述后，认为应该是可信的。

这样，专案组就入了史离坤设下的套套。

五、顺藤摸瓜没有摸到

由于这是一起行署公安局邵局长亲自抓的要案，所以专案组长吕品律不敢怠慢，侦查过程中不管是否有进展，基本上每隔半天就会主动向局长汇报侦查进展情况。现在拿下了史离坤的口供，吕品律当然立刻要去向邵幼和局长汇报了。

邵幼和是个老革命，是一个干保卫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听了吕品律的汇报后，问：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吕品律说，我们想首先核实史离坤这番供词的准确性如何，尽管跟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比如金蒙藏匿于昆山是吻合的，但是我还是派小武、小危过江去南京跑一趟，去夫子庙问一下“广瑶酒家”。邵局长听着，想了想，没有提出异议。

好不容易获取的口供，在据此开展的侦查工作没有碰壁之前，通常是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口供的真实性的。

侦查员武伯威、危时定去了南京夫子庙，找到了那家“广瑶酒家”，向那位姓柳的老板调查去年一月中旬是否有如此这般模样的7个男子前来聚餐。柳老板说我开着饭馆，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顾客，你俩若打听这两天来过的人，我也许还记得起，相隔一年多了，谁有这份好记性？侦查员于是只好说好话，柳老板就答应查查账单看。这家饭馆有一个规矩，可能是生怕与顾客发生什么纠纷，交涉时店方得有一个凭证，所以，通常要把每拨客人结账后的小单保留两年。现在，这个规矩有了意外用途。

柳老板让账房先生翻出了去年一月份的那沓账单，查出了17日那天中午有7人前来用餐。当然，账单不是档案，不可能对这7位是男是女、分别就长得怎生模样作一个记录。但是，侦查员已经满足了，因为这基本上与史离坤的交代内容是合拍的。

武伯威、危时定返回扬州向吕品律报告后，吕品律就决定把还在昆山调查金蒙生前跟哪些人有交往以便查找线索的侦查员张珂、钟秀峰立刻召回南京。当天晚上，专案组5名成员会合后对所掌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制定了下一步的侦查计划：先分头前往湖州、嘉兴调查羊龙生和毕平步的下落。之所以选择这两地，是因为跟其他恶魔藏身的杭州、上海相比，湖州、嘉兴比较小，应该容易查找到。

次日上午吕品律就去向邵幼和局长汇报，请求批出差经费。邵局长说小吕你来得正好，我正要给你打电话请你过来一趟呢。

邵幼和要召见吕品律，是因为对史离坤的口供产生了疑问。邵幼和昨天听了吕品律关于史离坤口供的汇报后，对此再三考虑，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史离坤所供述的其余6个恶魔的藏匿点，没有具体地址那倒还说得过去，但怎么那么巧都在当地几处人所皆知的有名坐标附近：南京——鼓楼，杭州——奎元馆，上海——大世界，嘉兴——熙春桥，湖州——飞英塔，只有那个金蒙的藏匿地没有跟有名坐标连在一起。所以，邵幼和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他让吕品律先对此口供进行就地核实后再作计议。

吕品律经邵局长一点拨，恍然大悟，寻思难道这是史离坤瞎说一气，意欲误导侦查工作？他决定立刻提审史离坤，查摸一下底细。

史离坤对于他的再次被提审似乎觉得意外，心里有些忐忑。但进门后见吕品律和另一侦查员武伯威脸上神色平和，说话也还和气，也就放心了。吕品律、武伯威跟史离坤闲聊，话题始终围绕着史离坤曾经涉足过的城市，最后终于弄清楚这家伙曾经去过南京、杭州、湖州、嘉兴、上海，却从来没有到过昆山，但他知道昆山属于江南水乡的建筑格局，所有民居都是前街后河。

于是，专案组对于邵幼和局长提出的怀疑一致认同，认为史离坤的口供不可信，如果继续按此制定的侦查方向去湖州、嘉兴调查的话，只怕查到猴年马月也查不到一个结果的。

专案组经过一番讨论后，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兵分两路，分别去上海、昆山查摸史离坤、金蒙的情况。一般说来，既然他们在那两地租借了房子像模像样地居住下来了，那就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另一种是暂时放弃上海对史离坤的查摸，而集中兵力盯着昆山一地调查。因为昆山县城所在地玉山镇总人口也不过三四万，容易调查到情况。专案组长吕品律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采用后一个方案。他把该方案报告邵幼和局长，获得了认同。

事不宜迟，立马行动，专案组一干人当即奔赴昆山县城，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

由于强调严格保密，所以，当时连昆山县公安局都不知道化名为钱荣坤的金蒙已经死了，这倒是给专案组此番的调查免去了若干不利因素。侦查员分别找了金蒙的妻子蒋婉琴、金蒙所打工的装卸社以及若干邻居，整整忙碌了三天，终于查摸到了一条线索：金蒙离开昆山的前一天，曾有一个操苏北口音的男子从外地来昆山找过金蒙。

提供这一情况的是金蒙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她说这个男子来找金蒙时，因见锁着门，就向她打听金蒙去哪里了。她告诉来人金蒙在县装卸社工作，已经结婚了，其妻子在一个私人裁缝处当下手。侦查员反复询问后，觉得老太太所说的这个男子很像是暗杀队的头目顾颐昌，于是就拿出一张有顾颐昌的数十人合影照片请老太太辨认，由于照得有点模糊，也可能老太太眼力不济，反正她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就是没有认出照片里有谁跟她那天所见到的那个男子是相符的。

不过，有线索总比没有好。专案组循着那个前来寻找金蒙的男子的思路往下进行，家里没有找到，但是已经打听到了金蒙在县装卸社打工，那就到装卸社去找吧。但是，装卸社的看门人却说从来没有外人来打听过金蒙其人。侦查员分析那可能是那个疑似顾颐昌的家伙担心装卸社这边人多嘴杂，容易把有外人来找过金蒙之事传开去，不利于保密，所以就不登门了。但是，那人肯定是要见到金蒙的，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在装卸社附近等候。金蒙是搬运工，通常都是在外面劳动的，码头、车站、工厂、仓库等地方，每天上班时听候派遣，因此那人是不清楚那天金蒙在哪里干活的。但是，不管金蒙被派到哪里去干活，他在下工时必须回一趟装卸社的，他们得把工具放回仓库。侦查员估计那人就是据此在装卸社附近等到了金蒙，来一个久别重逢。

久别重逢之后又会怎样呢？金蒙会热情地邀请顾颐昌去他家，但顾颐昌出于谨慎多半会拒绝，金蒙的妻子蒋婉琴也说并没有人到她家来过，所以，估计两人就去了一个地方。哪里？久别重逢应该庆贺，天色将黑又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所以，这二位应该去了饭馆！

于是，侦查员就开始逐家走访玉山镇上的饭店、小酒肆，结果在一家以卖羊肉为主的“五味庄”饭馆打听到了情况。金蒙到昆山虽然不过一年时间，但在玉山镇上几乎是无人不晓。那是由于他那身少林功夫，像昆山这种小地方，是没有什么武术高手的。金蒙那套经过真刀真枪实战检验的本领，稍一显露就引起了全镇轰动。因此，在玉山镇，金蒙几乎是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打招呼或者在背后施以钦佩含义的指指点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侦查员向“五味庄”的老板伙计打听几天前的傍晚金蒙是否来吃过饭时，人家是怎样作绝对肯定的回答了。

侦查员随即就拿出照片请对方辨认，这回辨认的人不止一个，而且都是有着一副专门认人脸孔以拉回头客的职业本领，几个人一眼就从照片上的十个人中认出了那个和金蒙一起来喝酒的男子——此人正是顾颐昌！

顾颐昌是从哪里来到昆山的呢？专案组再循着对方的思路分析：晚饭后，顾颐昌和金蒙分手以后（邻居和蒋婉琴都证明金蒙那晚是单独回家的），他应该去哪里呢？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离开，一个是待在玉山镇上过夜，次日再走。

昆山和外界的交通途径有汽车、轮船和火车，晚上汽车、轮船是没有班次的，那就只有火车了。打个电话到火车站问了问，那时的火车班次少，说晚上没有客车在昆山站停靠，最早的一班也是早晨4点多。据此分析，顾颐昌可以到火车站去待着，但寒冬腊月天，江南的火车站又没有火炉、暖气，在候车室挨大半夜吃得消吗？更重要的是，火车站是公安局夜间巡防的重点处所，一个晚上不知要来查多少趟，顾颐昌敢面对这种反复盘查吗？

那就假定顾颐昌那天晚上是在玉山镇上过的夜，侦查员决定向县城仅有的三家旅馆进行调查。

解放后，公安局将旅馆行业列入“特种行业”，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要求，其中一点是必须对所有前来借宿的旅客进行证件、介绍信登记，这套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也还在执行。这给侦查员事后要调查什么情况无疑带来了便利，专案组很容易地查阅到了最近数日各旅馆的住宿旅客登记情况，但没有发现顾颐昌下榻过。

线索追查到这里，断了！

六  恶魔的密谋

专案组聚在下榻的旅馆里开了个会，对下一步的侦查工作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两名侦查员去扬州再次提审史离坤。三名侦查员留在昆山继续调查，看是否能够查摸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侦查员武伯威、危时定返回扬州讯问史离坤，他们回到扬州后，向邵幼和局长作了几分钟的简短汇报后，立刻去看守所提审。史离坤对于这次提审似乎是在意料之中，见到侦查员时脸上没有丝毫惊奇的神色。他还以为专案组是在按照他编造的口供进行调查，那这种调查显然是徒劳的，不过这样也好，让他们折腾去吧，多折腾一天，案子就晚结一天，他就多了一份越狱的希望。

但是，史离坤想错了，武、危两人见面就拍桌子，警告史离坤不老实，明白地告诉他上次来提审他时的“闲聊”就是为了戳穿他的谎言，因此，专案组根本未曾按照他所希望的去调查。史离坤一听就闹了个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侦查员，好一阵没有说话。等到开口时，他马上反复进行着辩白式的解释，说他没有说谎，那6个同伙的藏身地绝对是准确无误的，不过，由于他立功心切，所以对各人藏身的坐标进行了一些虚构。这个狡猾的家伙，头脑其实是十分清醒的，还是坚决按照他的思路去做，绝对不说真话。

尽管侦查员次日又提审了一次，但始终无法拿下“这座顽固的堡垒”。

话分两头，让我们看看另一路侦查员在昆山的调查工作进行得如何。这里要说一下专案组长吕品律之前所作出的一个决定的英明性了，当他决定派侦查员张珂、钟秀峰去昆山调查已死的金蒙的线索时，就反复叮嘱不能对昆山方面的所有人透露金蒙已在上海死了的消息。其实，吕品律当时这样决定也并非知道以后会对侦查工作产生一股意外的助力，只不过是从保密角度考虑，认为如果透露金蒙已死亡的消息并不能给侦查工作带来帮助，那就还是严格保密为好。这样，昆山方面的所有人见有外来“公家人”连日走访各方，频频了解金蒙的情况，渐渐就意识到数日未曾露面的金蒙可能出事了，多半已经被公安局抓了起来，那时的玉山镇不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渐渐就成了县城的一条口头传播的新闻。

有一个社会现象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会认同：但凡口头新闻，难免就会被添油加醋，捕风捉影，传来传去就会出现好几个版本，而且使人没法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或者即使都是假的也不清楚虚假成分的百分比。这条新闻的传播就是这样，不但传出了几个版本，而且其中有一个版本竟然提出了跟其他版本完全不同的传言，就是这个传言，使侦查员有了一份意外收获。

这个不知由何许人创作的版本的内容是：金蒙这次是去了扬州，他在扬州街头行走时遇到5个流氓围殴两个人民政府干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二话不说就出手相助。金蒙的少林功夫大家是知道的，一个人徒手打三五条大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当金蒙把5个流氓都击倒后，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三个同伙，两个持刀，一个竟然拿着一支手枪，结果，金蒙就被对方开枪打死了。扬州是苏北行政公署所在地，当地政府对于金蒙的义举甚为重视，准备追认为革命烈士。不过，革命烈士不是随便可以追认的，得先查清楚死者的底细，因此，苏北行署就派人前来对金蒙的情况进行调查。

这个版本出现在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半年的那个阶段，所以即使里面有明显的破绽也不会被人识穿。当地的人们心善，对身怀武艺伪装和善的金蒙又有着一份敬重之心，因此很乐意接受这个版本，不过短短一天多时间里，整个玉山镇竟然都在传说了。这一传说，就引出了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暗杀队藏匿在昆山县城的另一个恶魔毕平步。毕平步比金蒙早几天抵达昆山，他会熬制麦芽糖，顾颐昌当初安排时就让他以此为业。毕平步就弄了条载重量不过1吨的破船摇着来到了玉山镇，挑着熬制的麦芽糖在玉山镇上穿街走巷叫卖，也可以用碎布、废纸、玻璃瓶、牙膏壳子、废铜烂铁等置换。当时，江南各个城镇上都可见到以这种手段谋生的外地人，政府直到几年之后才开始着手对他们进行清查整顿，符合条件的给登记户口，后来搞粮食棉花统购统销时据此发给票证。

顾颐昌安排金蒙和毕平步到昆山隐藏时，规定过两人不准交往，即使走在路上单独劈面相遇也不准说话，甚至还不能使个眼色什么的。这两个家伙知道其中利害，倒是严格遵守，不敢有违。但是，现在当上述那个版本传到毕平步的耳朵里的时候，他却沉不住气了，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就在那天下午乘挑着担子穿街走巷之便，来到正好在家的金蒙妻子蒋婉琴的门口，关切地询问金蒙的情况。蒋婉琴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传闻，对于丈夫的情况有着种种猜测，这时候心绪大乱，只觉得自己处于深深的弱势位置，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层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见这样一个外地人来询问丈夫的情况，马上引起一层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警惕，追问对方是什么人，为什么关心金蒙的情况。

毕平步怎么回答呢？他只说了一句话，因为看见有人路过，所以就匆匆挑着担子离开了。可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因为这句话而坏了事！

这句话是：“我是金蒙的好朋友。”

够了！当蒋婉琴把这句话向专案组报告后，侦查员顿时眼睛一亮：昆山这边竟然还有金蒙的好朋友？难道这人是金蒙的同伙，也是苏北暗杀队的恶魔之一？

于是，吕品律就决定先把那个挑着麦芽糖担子到处晃悠的苏北汉子找来盘查一番再说。但是，当他们去找毕平步的时候，那主儿已经溜出昆山了！

毕平步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决定逃跑而且即刻就离开了昆山县城呢？这是因为他收到了顾颐昌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顾颐昌的这份电报只有两个字，曰：即来。

这并不是顾颐昌有能够逃避追捕的法宝让毕平步去取，而是预先约定的收报人可能已经暴露而赶紧逃跑的暗号。

顾颐昌是怎么知道躲藏在昆山的毕平步已经暴露的呢？原来，他向金蒙交待了暗杀史离坤的使命返回上海后，一天两次去外白渡桥那里去察看。当然，这并非顾颐昌来了闲情逸致去外滩观赏风景，而是他跟6名下属有过约定，凡是交待的事情完成或者有困难难以完成，比如金蒙已经杀了史离坤都得到外白渡桥那里，用尖锐之器在那块桥铭牌的某个指定位置画一个记号。6个下属各人有各人的记号，所以顾颐昌不会搞错。按说像金蒙这样的忠勇之辈，完成任务一向是不打折扣的。但是，顾颐昌一连去了三天六趟也没有见到金蒙的记号，于是，他有些担心金蒙是否出了事。

金蒙如果出了事，史离坤又是怎么个情况？是已经被杀了呢，还是金蒙连他的面都还没见上就给公安局发现逮捕了？顾颐昌反复考虑后，决定设法把情况弄个明白。

顾颐昌不敢直接去史离坤的住处打探，他就想了个法子：让人前往探个虚实。

顾颐昌招了一辆出租车，先去了南京路上的“邵万生南货店”，让出租车远远地停着等他，然后进了“邵万生”，选购了一条火腿、一坛宁波黄泥螺，请店家派人送往史离坤的住处。顾颐昌返回出租车里坐着等候，片刻就见“邵万生”的送货伙计骑着自行车带着那两件货品出了门。顾颐昌便吩咐出租车司机：跟着那辆自行车走，不要超越。

史离坤已经折进局子，此刻关押在扬州的看守所里。“邵万生”的伙计过去自然是白跑一趟，又带着那两件货品往回骑。顾颐昌这时已经回掉了出租车，在那伙计必经之路的一条小巷口等候着，见伙计的自行车过来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便快步追上去现了身。送货伙计并不认识他，但看了他出示的购物小票后就相信了这人是货主，如实告知：那里的房东说，那个收货人前几天已经被公安局警察抓走了。

于是，顾颐昌就知道发生了重大变故，很有可能金蒙也出事了。

半小时后，顾颐昌走进了市区的九江路邮电局，向颜宗绪、毕平步、羊龙生、庄高峰4人各拍发了一份统一格式的两字加急电报。这里需要作一个特别交待：毕平步在昆山的藏身之地是一条流动的小船，没有固定地址，顾颐昌的电报是怎样送达的呢？这事如果放到三四十年后，可能会是一个麻烦，但在当时倒是不难解决的。那时的邮电局有一项无须另外加收费用的特别业务：异地发来的电报，如果地址不详但有明确坐标的，只要在收报人栏目里注明，收报局在收到电报的第一时间将电报译出后就会派送报员送到坐标那边去打听收报人，直到找到后签收送达。毕平步在昆山是没有坐标的，不过他的职业就是一个再也明显不过的流动标志，因此，顾颐昌在收报栏目里注明其流动小贩的身份后，邮电局的送报员马上就想起了经常在街头巷尾碰到此人的，于是二话不说骑了自行车就走，满镇乱绕，还真找到了正在流动着的毕平步，送达了电报。

毕平步看过电报后，因为已经有了对于史离坤之传闻所形成的心理准备，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吃惊，当即扔了他那堆破烂，摇着小船离开了昆山。毕平步到了昆山和青浦交界的淀山湖一带，把小船低价出让后便到了上海。但上海并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觉得上海不适合他这样的人躲藏和谋生，所以决定去当时属于苏南行署几年后划给上海的嘉定县。不过，尽管暗杀队现在已经停止活动了，但还是有大当家顾颐昌管着的，因此毕平步不敢自作主张，到上海去外白渡桥在铭牌上画上记号后就找了一处地方暂时住了下来，暗杀队的主儿在成为还乡团分子前，都有过逃亡生涯，所以对于找暂时落脚点还是很有经验的。

顾颐昌发出的电报还是及时起到了报警作用，两天之内，他发现外白渡桥的铭牌上已经留下了毕平步、颜宗绪、庄高峰和羊龙生所做的记号，这说明这4人都已经平安抵达上海。接下来就是商议下一步怎样走了，顾颐昌认为有必要5个人碰个头，好好商量一番。于是，他就在外白渡桥的铭牌上留下了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记号，颜宗绪等4人每天傍晚会到外白渡桥那里去察看的，看到记号后，他们就会在次日上午前往外滩，顾颐昌过去跟他们会合。这些伎俩，顾颐昌当然是想不出来的，那都是军师颜宗绪的脑力劳动成果。

这样，次日上午这5名恶魔就聚集在福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的包房里，密议情况。顾颐昌先介绍了情况，当然不会说之前因为生怕史离坤被捕后供出其他人而先决定让金蒙从昆山赴沪将其做掉，只是说史离坤因为行为不慎而导致暴露身份被共产党公安机关逮捕了，等待他的当然是死路一条，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另一个金蒙，情况就要问毕平步了，毕平步你是跟金蒙同在昆山县城的，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对大伙儿介绍一下。

毕平步就把他所听说的金蒙的传闻说了说，这主儿是地主老财出身，当地人称“铁公鸡”，在大斗进小斗出、秤杆里灌水银等方面堪称专家，后来加入暗杀队后搞暗杀行动也蛮在行，但是在反侦查方面头脑里就少了一根弦，已经到这会儿了，竟然还分析说他认为那传言十有八九是靠谱的，金蒙即使真的死了，也没有暴露暗杀队身份。顾颐昌心里有数，瞧着毕平步只觉得牙齿发痒，于是就打断了他的啰唆说，我也给金蒙发了电报，他没有来，说明他肯定是来不了了。现在，只剩下我们5位弟兄了，大家看今后应该怎么办？

颜宗绪这两天早已对面临的情况作了多种估计和分析，所以，尽管他事先并不知道金蒙已经出事，史离坤被抓，但是在他的阴谋家思维里这都已经作为假设出现过了，所以此刻说话就显得胸有成竹似的。颜宗绪说，史离坤已经被捕是肯定的了，这是大当家亲自出马查摸到的消息；至于金蒙，我们目前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事情而离开昆山，不过，离开后没有回来，而且引来了一批公家人特地到昆山去调查，那看来不会是什么好事儿。毕平步所说的“革命烈士”，我看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这样的话，最起码他的妻子应当得到善待了，我看是凶多吉少！

根据我们去年分手时大当家的规定，他即使出事了流落江湖，也得在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来在外白渡桥留下记号，这个规定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大当家的就住在外滩附近，每天傍晚都会去外滩散步，天天在注意外白渡桥的铭牌，但是并没有发现金蒙留下的记号，所以，金蒙的情况要么是已经死了，要么已经被捕——被捕也等于已经死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金蒙如果被共产党警察抓住的话，他并未招供，因为，如果他招供的话，毕平步你就是第一个被捕的人了。当然，当时没招供并不等于接下去也能守口如瓶，况且，史离坤也已经被捕了，因此，大当家当机立断通知我们立刻撤离各自的藏身地是一个极有必要的高明之举。

分析到这里，颜宗绪说看来大陆上已经难容我们众弟兄待下去了，还是设法往海外跑吧。怎样跑法？那可以商量，我想凭我们弟兄的本领，偷渡出去还是有办法的。当然，由于没有现成的渠道，因此最快也得等候一两个月吧，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怎样平安地挨过这段时间。

顾颐昌对于颜宗绪一向是言听计从，当下几乎是不假思索马上点头赞同。另外三位自无二话，也连连点头。

于是，他们就开始讨论怎样藏身和寻找偷渡渠道的问题。

讨论这种问题是很费神的，其实，这几位完全已经用不到耗费这份心思了，因为即使讨论出可供实施的法子，时间上也不允许他们去实施了，这时，专案组侦查的触角已经伸到上海来了！

 

七、恶贯满盈终有头

 

专案组在接到金蒙的妻子蒋婉琴的报告后，找遍了整个玉山镇也未能找到毕平步，最后在城外的一条小河旁发现毕平步原先的泊船处，留着一大堆小山样的已经分门别类捆扎得整整齐齐的破烂却不见那条小船时，意识到这个家伙肯定逃跑了。

一时间，专案组诸君懊恼得连撞墙的念头都有，就这么小小一个昆山，藏着个毕平步而且整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穿街走巷晃荡，他们每人都不止一次跟此人劈面相遇，竟然未能识别！众人感叹了一阵，吕品律说好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卖的，今后吸取教训就是，现在让我们议一议，看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可以对此进行补救，也就是说要查摸到毕平步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把他逮住。

于是就分析毕平步为什么要急匆匆地立刻逃离昆山。侦查员不是神仙，当然不知道还有顾颐昌的那份加急电报一说，想来想去认为只有一个可能：毕平步在对蒋婉琴说出那句“我是金蒙的好朋友”之后，立刻意识到这句话会坏事，出于谨慎，还是立马逃离昆山为上策，于是就脚底下抹油了。

这个结果对于此刻急着要找到毕平步的线索并无帮助，于是就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毕平步跟金蒙不同，他从事的是流动摊贩职业，而且活动范围并不算大，就是整个玉山镇，所以，他应该跟镇上大多数居民都打过交道，在一年多的交道中，是否有说漏嘴的地方，比如说在何地有什么亲朋好友之类，这倒可以认真调查一下。

当然，要进行这种调查，凭专案组5个侦查员显然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因此，此事只有通过当地政府出面协助了。专案组于是决定向当地公安局求助，请县公安局出面向玉山镇政府提出“不公开协查”的要求。

昆山县公安局大力支持苏北行署公安局的同行，在接到专案组的求援后，立刻以县局名义出面召集县城各单位的保卫干部举行紧急会议，布置在基层群众中查摸那个挑麦芽糖担子穿街走巷的苏北小贩的情况。

此招竟然立马取得了效果，参加公安局会议的县邮电局保卫干部回到单位后，向领导汇报了会议情况，领导说应当大力支持公安机关，通知全局同志下班后开会。邮电局的这个会轻而易举地使专案组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毕平步在离开蒋婉琴那里后，被骑着自行车正满镇找他的邮电局送报员当街拦下，请他签收了一份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

专案组长吕品律闻讯，当即赶到邮电局去查阅这份电报的底稿。底稿上除了内容之外，只有该电报的发出地，并没有发报人的住址。不过这没关系，只要去上海就行了。吕品律把4个侦查员召集起来，大伙儿一商量，认为应该赶往上海去调查那个发电报者的情况，既然这人能凭区区两个字就能使毕平步立马离开昆山，那就是一条了不得的重要线索了，有可能这人就是暗杀队的头目顾颐昌！

专案组连夜赶到上海，根据昆山邮电局提供的信息，午夜过后找到了顾颐昌拍发电报的九江路邮电局。当时上海有电报业务的邮电局夜间的电报业务都是通宵服务的，只要一敲门，就有人接待。侦查员敲开门，递上苏北行署公安局的介绍信，要求查询这么一份电报的发报人姓名地址。

顾颐昌这份电报的原稿被工作人员找了出来，上面的姓名是苏炳辰，住址是舟山路334弄7号。侦查员正在研读时，那位工作人员又递过三份内容一样收报人地址不同的电报底稿，说这也是同一个人发的。侦查员一看，是发往苏州和松江的，尽管收报人的姓名不是暗杀队残余分子，但显然肯定是化名，就像发给毕平步的那份电报一样。于是跟工作人员商量后，在一张空白介绍信上写了借条，把这4份电报底稿都借走了。

事不宜迟，侦查员当即又去了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接待他们的那个山东口音的值班员设法调出舟山路334弄7号住户苏炳辰的户籍信息。如果说专案组自从发现了毕平步曾经收到过一份电报开始至今一路都很顺当的话，到这时运气就转了，分局方面说舟山路是一条短马路，没有334弄的。出于慎重，值班员又打了舟山路派出所的电话，果然没有该址，也没有苏炳辰其人。

吕品律离开公安局后，想想不放心，对张珂等侦查员说我们去舟山路实地查看一下吧。于是一干人就去了舟山路，查看下来果然没有什么334弄，当然也就谈不上打听“苏炳辰”了。

这时已是拂晓时分，专案组5人又冷又饿，就进了一家茶馆，洗了把热水脸，要了一壶热茶，从隔壁一家点心铺子里买了早点边吃边商议下一步如何走。

那个被疑似顾颐昌的发报人使用了假地址，其姓名估计当然也是伪造的了，这更证明这个家伙可能是顾颐昌了。从电报内容判断，顾颐昌已经把暗杀队的其余4个残余分子都召到上海来了。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是因为顾颐昌在上海发现史离坤已经出事，担心危及其他人而被迫做出的不得已之举呢，还是另有意图，准备在上海进行暗杀活动？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前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不管是哪种可能性，目前5个残余分子都在上海，那无疑是一次最佳的侦缉机会，所以，还是把工作重点放在追查他们的藏身地为主。

怎样追查呢？线索是从电报上来的，看来追查还是得去发报的那家邮电局。

二上邮电局，专案组先找了九江路邮电局上级部门的保卫科。保卫科对此甚为重视，派了一名副科长陪同侦查员前往九江路邮电局。这时天已大亮，九江路邮电局的领导也上班了，热情接待了专案组，说你们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统统满足要求。侦查员说我们想查到那个发送一式四份相同内容电报的那个发报人，他留在底稿上的那个地址经查已经表明是假的了，看来姓名也不会是真的，所以，我们想跟那天接待此人的那个营业员同志谈一谈，请他回忆一下当时做这笔业务时的情况，指望能够获得蛛丝马迹以助追查。邮电局领导说这好办，让那个营业员来见你们。

但不巧的是，当时已近春节，那个姓罗的营业员已于昨天夜间搭乘轮船去宁波回乡探亲了。

吕品律想了想，决定派侦查员危时定立刻去宁波找到罗某当面了解情况，他和另外三个侦查员留在上海继续调查。同时，吕品律往扬州苏北行署公安局邵幼和局长那里打了电话，除报告目前的侦查进展情况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由行署公安局出面跟另外三份电报的收报地南京、苏州、松江的公安局联系，请求按照收报人的地址姓名进行协查，一旦查到确有该收报人，即予拘留。邵幼和同意了这一要求，随即作了布置。不久就有消息传来，那两地三个地址的收报人都已经失踪。

继续调查的方式是剩下的4个侦查员集体讨论产生的，鉴于当时仅有的指望就是获取那个发报人在短短的数分钟时间里在九江路邮电局营业厅里留下的有追查价值的线索，所以，直接跟此人打过交道的营业员罗某是第一个有希望提供线索的人。既然有第一，那就还有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人，那些人就不是营业员了，而可能是同一时间在邮电局的营业厅里用邮的人。侦查员想象他们见到并且注意到了那个顾颐昌的家伙，最好还有人跟他说过话，而且说话的内容里能够捕捉得到蛛丝马迹。

于是，吕品律就要求邮电局方面提供在顾颐昌用邮时段的其他用邮者的姓名地址。这个要求邮电局是能够满足的。因为当时只要有人来发电报、打长途电话，那都是会在营业厅留下记录的。营业厅当即查了一下，提交给专案组4个跟顾颐昌同一时段用邮的客户。

吕品律对三个侦查员说，现在我们分头去找这4位调查，是否有效果，那就要看我们的运气如何了。

吕品律去了十六铺客运码头，那里的检票员丁某是在与疑似顾颐昌同一时段在九江路邮电局用邮的。丁某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说他的父母是徐州人，这次由妹妹陪同着从上海回徐州老家去过年，那天他去给徐州亲戚发电报告知抵达的时间。吕品律便请丁某回忆当时是否见到过怎生模样的一个男子，那人也是前往邮电局发电报的，一个人同时发了4份。丁某想了又想，最后摇头说临近年底了，邮电局的营业厅里发电报、打长途电话的人很多，乱哄哄的，他没有印象。

侦查员张珂走访的是榆林区的一家私营纱厂的职员张某。张某那天是奉纱厂总经理之命去九江路邮电局给一位客户拍电报的，他听了侦查员的要求后，说当时确实有这样一个男子在场。张珂便拿出了那张有顾颐昌在内的合影请张某辨认，对方的眼力和记性都不错，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人即是顾颐昌！张珂大喜，盯着张某询问顾颐昌当时的细节。但遗憾的是张某虽然记得并认出了顾颐昌，但当时却没有跟顾颐昌说过话，而且由于他忙着斟字酌句写电报底稿，所以没有顾颐昌的情形。他之所以记得在场有顾颐昌这样一个人，是因为顾颐昌在他旁边等候着，要用他手里的邮电局提供的公用蘸水钢笔。

第三路侦查员钟秀峰走访的是一位四十岁的妇女陆某，她是住在徐家汇的一位小学教师，那天去南京路购置年货，顺便给济南的一位当年的闺中密友打个长途电话。当时打长途电话是一桩比较大的事情，花钱不说，还得向营业厅窗口递交所填写的资料表格后在那里长时间的等候。等候多长时间没有定规，线路空闲时就快些，如果碰上线路忙碌，那就对不起，有时从早等到晚上还没有轮上你的号码接通的情况也有。陆某那天的运气不佳，这个电话整整等了3小时才接通。这段时间，她就坐在营业厅的长椅子上，倒也正好有兴致留意周围其他客户的情况以消磨时间。

那么，她看到顾颐昌了没有？陆某说看到了，不但看到了顾颐昌，还记得顾颐昌是从一个戴眼镜的先生（就是张某）那里接过蘸水钢笔后填写的电报底稿。钟秀峰问她还看到了顾颐昌有什么动静，她想了好一阵还是摇头。正当钟秀峰要暗叹一口气的时候，陆某又说她记得那人好像拎着一个包包走进营业厅的。这是线索啊！钟秀峰马上盯着不放，可是，陆某说她坐的那个位置正好跟顾颐昌拎的包包形成一个斜角，所以没有看清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包包。

顾颐昌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包包？看来这只有指望第四路那个侦查员武伯威的调查了。武伯威的走访对象也姓张，是一个女大学生，住在静安寺附近。但是，武伯威登门拜访时，这位小张同学不在家。去哪里了？其家人说不清楚，这姑娘脚头一向很散，平时星期天也不着家的，现在放寒假了还不是满天飞？武伯威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以往办案中凡是有蹲守的任务，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这回他也这样，决定在张宅门口蹲守。这一守，一直守到晚上9点钟。吕品律那边不放心了，叫上张珂一路寻了过来，发现这位仁兄又饿又冷正在瑟瑟发抖。吕品律问了情况后，说看来今晚那姑娘不会回家了，我们明天再来吧，这才把武伯威说动了撤了回来。

两天后才知道，大学生小张是和几位中学同学一起结伴去苏州游玩了，她也没跟家人说一声。家人倒是已经适应了她的行事风格，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却把几位侦查员弄得心焦如焚。因为前往宁波找邮电局营业员罗某调查的危时定已经从宁波打来了电话，说他顺利找到了罗某，但遗憾的是罗某只记得曾经接待过一个发一式四份相同内容电报的客户，其他什么也说不上了。因此，此刻专案组就只能指望大学生小张了。吕品律下令：退掉现在租借的旅馆房间，去静安寺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我们4人两小时一班日夜在张家门口守着，好歹也要在那姑娘回家的第一时间拦下她！

这天傍晚，轮到蹲守的侦查员钟秀峰终于看到一个体态有点丰满、举止大大咧咧的姑娘风尘仆仆地进入了在他的眼帘。他马上断定，这就是大学生小张了！

别看小张大大咧咧，但她自有细心的一面。她那天是去董家渡看一位中学老师的，回来路过九江路邮电局时忽然想到快过年了，应当给另一位已经退休回到天津老家安度晚年的班主任老师发个电报拜年，于是就进了营业厅。她看到了顾颐昌，看到了顾颐昌手里拎着的那个包包，而且还记得那是一个深蓝色的长方形帆布包，崭新的，其形状像电工用的工具包，是可背可拎的那种。

接着，小张又说出了一个使侦查员激动不已的内容：这个帆布包上斜印着两个美术体大字：盛福，下面是地址和电话，她没细看，但记得地址是北京东路。

钟秀峰返回旅馆一说，吕品律分析：估计顾颐昌的那个帆布包是那家字号为“盛福”的厂家或者商家赠送的广告性质的礼品包。顺藤摸瓜，这就去北京东路找“盛福”！

“盛福”连夜找到了，那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五金店铺。但是，晚上没人，那就只好明天再来调查了。

一个几乎全体失眠的漫长的冬夜过去后，侦查员再次来到北京东路。“盛福五金店”的老板热情接待了侦查员，只谈了几分钟话，就使侦查员笑容满面了。

情况是这样的——

“盛福五金店”是当时上海五金行业的一家品牌店，这家创办于清朝光绪年间的店铺既卖零售商品，还办理批发业务。多年来，一些本市和周边省市的小五金商都到“盛福”来进货，沪上一些机修厂家、作坊需要五金零件、工具时，也到“盛福”来以批发价批量购买，时间一长，这些下家就成了“盛福五金店”的固定客户。位于提篮桥区公平路上的前店后厂的作坊式“腾升五金机修社”就是这些固定客户中的一家，这家私营作坊已经跟“盛福”合作30年了。

据“盛福”老板对侦查员说，那天，“腾升”的周老板派了一名伙计前来“盛福”结算一年的账务，又顺便购了一些小五金零件。他当时让店员拿了一个“盛福”新制作的帆布广告包送给来人。

来人姓什么叫什么？

老板拿出账单查了查，说上面的经办人签名是：章家梁。

一张多人合影送到了老板眼前，这个“章家梁”马上还原成了顾颐昌。

于是，专案组立即行动。考虑到顾颐昌那里可能聚集了毕平步、颜宗绪等全部暗杀队残余分子，这些恶魔肯定有武器，专案组不敢冒失。吕品律就走进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请求得到上海同行的协助。上海警方于是紧急调集了20名警力，并联系公安部队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协助。由于不知道那5名恶魔是否都在“腾升”那里，所以一律化装，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选定的警戒区域。

提篮桥分局也提供了协助，分局的两名警察和公平路派出所的户籍警以发送“三防”（防火、防盗、防特）宣传资料的名义去了“腾升”，发现专案组要抓的5名恶魔中只有顾颐昌一人在那里。

那就下手吧！

行动前，化装成顾客正在那里选购工具的侦查员武伯威、钟秀峰忽然看见颜宗绪和毕平步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腾升”，便发出信号要求“稍等”——因为有可能另外两个恶魔羊龙生和庄高峰也会过来。

颜宗绪、毕平步是来向顾颐昌汇报他们联系偷渡渠道的进展情况的，因为涉及的费用比较大，所以他们不敢擅自做主。但这时顾颐昌正忙碌着，弄得两手油污，等了片刻，两人意识到久待可能不好，就说我们到前面四岔路口的那家茶馆喝茶，你一会儿有空了过来一下。

这二位正要出门时，行动开始了。似乎也就眨眨眼睛的时间，顾颐昌、颜宗绪、毕平步就被摁倒后扣上了手铐。

将三犯押解到提篮桥分局后，专案组立刻同时分别进行讯问。鉴于前面有史离坤那小子的拒绝交代，专案组原以为必定要费一番精力，哪知这回却是大大出乎意外的顺利，三犯都在第一时间供出了另外两名同伙羊龙生和庄高峰的藏身之地。

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羊龙生、庄高峰就有了一份跟顾颐昌三犯相同的待遇。

暗杀队残余分子终于悉数落网，三个月后，顾颐昌等6名恶魔被分别押回原籍地执行枪决。

【附录】

从前的公安工作没有太多技侦手段，全靠办案民警的专业推理和扎实排查，来之不易啊。

感慨啊，很不容易啊

当年全民战争威力巨大。

看到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这些情节，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了，虽然是破案的故事，但却看得很温馨。

想到顾顺章哪个灭门案了 南方人姓顾的是比较多，属于大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