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名博

编者按：本文是《纽约时报》17年前发表的长篇讣文，精炼、中肯地总结了邓小平长达七十余年的政治生涯和他带给20世纪中国的深远影响。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将此文译出。

邓小平像他之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是中国几位革命元老之一，他们曾为共产主义运动打过游击；又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整个20世纪，像邓小平这样政治生命长久的人物，即使有，也不多。

1954年，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把他推到了中国权力结构的上层。自那时算来，近半个世纪已经过去。

这中间，他两次被打倒。先是1967年，文革期间作为“走资派”被清洗。不寻常地复出后，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第二次东山再起。

邓小平直到第二次复出，才得以巩固他的权力，1978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他74岁，看似年事太高，除了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袖，也许很难再有作为。而事实上，他却领导中国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甚至当他在1989年卸任之后，邓小平也仍然是大权在握的大家长。1992年，他下令对军队领导层进行了一次清洗，又在保守派反扑之际挽救了他的经济改革。他的健康状况快速恶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的春节——渐渐远离日常事务的决策。但事关重大政策和人事问题，仍然必须向他请示。

在邓小平成为中国毫无争议的领导人之后的18年，他造就了一个经济腾飞的时期，极大地改善了12亿中国人的生活。进入下一个10年的时候，由邓小平开启的经济改革很可能让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三，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但中国的繁荣也将被增长的人口稀释。到世纪之交，将有近2.7亿中国人找不到工作。

垂暮之年的邓小平似乎无法规划一条通向经济成功的清晰的道路。他的经济改革仍然面临艰巨挑战。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成了与时间的赛跑，人口增长和不彻底的改革加剧着对国家根本性资源的侵耗。水与耕地在减少，不加节制的工业污染加重了整体环境的恶化。

尽管如此，在邓小平的时代，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真实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大多数能看上电视、用上洗衣机或电话的中国人，都是在邓上台之后，才接触到这些电器的。中国农村的生存挣扎得到了极大缓解。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少年时曾在南京目睹共产党1949年的进城。在一次访谈中，芮效俭说：“看看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中国现代史，你不能不得出结论，最近这1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15年。”

那些年的大多数时候，邓小平象征着中国人摆脱毛时代极端意识形态，和重新实现他们盼望已久的富强的愿望。

但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和实现富强的同时，他也代表着一种对民主化骚动的顽固而僵硬的抵触。对邓小平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只能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实现。

在毛时代往往强悍凶狠的中国军队，在邓时代依旧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仅仅勉强承认人权的国家，并因此继续受到抨击。

小个子的伟人

邓小平作为以其高瞻远瞩带领中国人脱离苦难的声望，后来因为在1989年6月下令军队在北京镇压一场民主运动而蒙上污点。在天安门事件中，坦克和机关枪对准学生和旁观者开火，邓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威望在世界上受到了损害，中国也在随后的几年被政治孤立。

那一代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很多流亡海外，他们认为邓小平应对流血事件负责，并唾弃邓的形象。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似乎很感谢邓小平，他给他们带来了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和稳定。如果知识分子无法原谅天安门事件的血腥，那么农民也不会忘记邓小平结束了他们漫长的贫穷。

在外交方面，邓小平主持谈判，终结了英国殖民统治在中国最后的遗迹，通过联合声明，于今年将香港归还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但他解决了中国的边界争端，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修复了与苏联30年的不和。

他的目标，是集中全部国力用于经济发展，就连军队也要服从这个新的大局，80年代接受了大幅度的军费裁减。

在中国历代领袖中，邓小平是很不寻常的一位。

在那个中国人结束了3000年帝王统治，推翻了最后一位皇帝的世纪，邓小平是个皇帝一样的统治者。他是毛之后革命元老的小集体中资望最深的一位；在党内担任过的职务，都不足以说明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实际地位。而最高领导人这个称谓，似乎就是为邓而创造的。直到他逝世，可以说他一直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

然而，从他的外形，却完全看不出他那驾驭万事的超强能力。政治学家白鲁恂(Luxian W. Pye)形容他“完全像是在操纵木偶”。人们通常认为邓小平身高5英尺（约1.5米），但一位学者说，“那显然是夸张。”

在一篇1993年的文章中，白鲁恂这样形容他见到的邓小平：

“在厚厚的沙发上落座之后，他穿着凉鞋的脚勉强着地，每次他俯身用痰盂的时候，两脚真的是悬空的。他的四川口音很重，说话含混像是在漱口。基本看不出他思想的活跃、睿智或幽默，也看不出他有连贯的、系统的思考。”

邓小平最小的女儿萧榕曾在传记中这样描述父亲：“在子女的眼中，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只有和老同事、老朋友一起的时候，他才喜欢高谈阔论。”

尼克松执政时期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亨利·基辛格(Hery A. Kissinger)曾说邓小平是个“讨厌的小个子”。但也有人发现他的可爱之处。

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华，被邓小平谦逊的欢迎辞感动：“感谢你远道而来，看望一个中国老人。”

邓小平选择接班人十分谨慎，但接班人的问题仍然困扰他。1989年5月，他公开向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表达忧虑：“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终身制。”

同年，邓小平指定江泽民，现在的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毛和他之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很多中国人说，现在没有了邓小平，江泽民会很难掌控全党，会被挤到一边，就像毛泽东名义上的接班人华国锋被邓小平挤到一边那样。

邓小平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诗人，人们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专注当下问题的实用主义者，不为历史或意识形态所牵绊。作为军事战略家和政委的那些岁月中，他必须在现实军事实力与政治家的期望之间做到平衡，这让他能够敏锐察知什么是切实可行的。

他被人们记住的，是那些简单的口号，而非系统的政策：为了击败来自毛派的攻击，他时常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实事求是。”为了强调经济改革没有现成道路可走，他说中国人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他最著名的语录，还是那句老家四川的谚语：“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怕乱，根植于历史

20世纪的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洪水、饥荒、革命连绵。千百万人因战乱和饥饿悲惨死去。邓小平内心对动乱和动乱带来的暴力怀着恐惧，所以他强烈反对政治多元化。

“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989年2月会见布什总统时，邓小平这样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有很短一段时期，邓小平似乎接纳过民主的理念。1978年他争取重掌权力的时候，邓小平认同了北京民主墙运动的目标。但1979年初，在政治上一占了主动，他就镇压了民主墙，把运动的领袖魏京生投入监狱15年。

魏京生原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1993年9月，服刑14年半之后出狱，仍然猛烈且毫不畏惧地抨击邓小平。结果出狱七个月后就二次入狱。

天安门的阴影

1984年，中共建国35周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打出横幅“小平，你好！”用这种亲切的问候表达敬爱之情。1987年初，北京大学学生民主游行的时候高呼“小平，听听我们的呼声！”仍然希望邓小平接纳他们的目标。

结果，邓小平却反目，镇压了学生运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为鼓励民主运动，也被他解职。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加速，邓小平越是拒绝政治改革，就越像是党内精英的守护人，对制约腐败基本没有什么措施。包括邓在内的领导人出入乘坐黑色奔驰车。他们的子女成了太子党。当他们警告大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他们仿佛都忘记了自己的虚伪。

1989年4月，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呼吁民主的浪潮，这是邓小平执政头10年中第三次；但这次，他已不再是希望的化身。

北大学生贴出的悼念胡耀邦的海报表达了对邓的反感：“不该死的死了！”

被邓小平作为潜在接班人的党总书记赵紫阳对天安门的抗议者表达了同情，在镇压前夕被解职。由总理李鹏领导的强硬派的政令，淹没了赵紫阳经济改革和政治宽容的开明派声音。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及其家人小心地掩盖了他在命令坦克进城一事上的具体责任。解放军在北京打死了数百或数千抗议者以及旁观的群众。

前英国大使伊文思(Evans)在传记中写道，邓听说天安门周围发生流血惨案非常气愤，对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说，他们“把军事行动彻底搞砸了”。

邓小平清醒意识到修改血腥镇压历史责任的敏感性，他知道，在他死后，他对天安门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严重定性可能被推翻，他可能成为历史罪人。

邓小平的统治几乎延续到20世纪末，当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清王朝还在紫禁城中牢牢统治着中国。

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的80年中，数千万中国人死于战争、侵略和饥荒。邓小平就是在动乱中长大的，在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那五年，他成了一名革命者。在法国，他在肮脏的工厂做工，中国工人只能领取仅够维生的工资。

他的家人也是动乱年代的受害者。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1938年在自家附近被匪徒袭击身亡。

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要砸烂共产党的领导机构，邓小平被定为公敌，在批斗会上受辱，又被下放到一个拖拉机厂劳动。他的弟弟邓蜀平，1967年被红卫兵迫害数周后被逼自杀。

邓的长子邓朴方在北大被乱象吓坏，据其妹萧榕说，于1968年9月从四楼物理实验室的窗户跳下，自杀未遂。他摔断了脊柱，几个月没有很好的救护，留下终身残疾。

像许多皇帝一样，邓小平一方面为中国人谋福利，另一面也显示出维护政权时审慎的冷酷无情。

作为一名青年革命者，邓小平怂恿农民杀地主，据说他的理由是，一旦群众的手上有了鲜血，搞共产主义革命才会更一心一意。

邓小平后来得到了“实用主义者”的评价，但在50年代后期，他却是一个政治镇压和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当时，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号召，开始自由地表达对共产党的批评，随后，邓小平就领导了“反右”运动，针对的就是那些响应号召最积极的人。

在1980年，邓小平承认反右运动扩大化，但他坚称那场斗争本质上是“必要而正确的”。

从秦始皇2200多年前统一中国开始，中国老百姓一直指望着帝王式的人物，应“天命”，统治万民。“天命”这一封建概念原被用来支持绝对的君权，后来在孔子的思想中演化为仁爱与智慧。

1949年10月1日，这场共产主义革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了起来。这场革命旨在冲破旧秩序，建立一个完美平等的新社会。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看起来都不能，或者说不愿将帝王传统彻底埋葬。

毛泽东创造了围绕他的个人崇拜，其范围之广，渗透之深，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模仿他的衣着，背诵他红宝书上的语录，在他无处不在的肖像的注视下生活。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冲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单一色调，进入了多彩的新生活。今天在上海南京路走一走，便能从上千个闪闪发光的精品店橱窗中看到中国人的新色彩。在这些新兴的消费人群里，跳跃着刚从香港传过来的新潮发型，还有带着皮草边的真皮夹克。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喜欢搞个人崇拜。邓更喜欢在不被公众关注的幕后掌握全局，通过偶尔发表讲话推行政策。

每次邓小平失势被打倒，他都努力东山再起。1973年，在文化大革命最残酷阶段过去后，邓小平得到平反，但1976年毛泽东临终前，邓又被再次打倒，还被批为“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当时看起来，由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已经打败了邓小平。毛泽东本人下令，解除邓小平一切职务。

此后，邓小平在家中被软禁了将近一年，直到他的老战友叶剑英元帅在毛泽东死后出手相助，坚称领导层要听听邓小平的意见。

“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中国民众欢欣鼓舞。邓小平对当时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承诺了“全心全意”的支持。但两年时间不到，邓小平给华的回报却是，将他架空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并开始着手让中国走上一条新的经济道路。

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增长，邓小平说自己是这段历史的缔造者，也是它的见证者。

“我在经济领域是一位门外汉，”他在1984年如此说道。“虽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对于操作这一政策的细节，我知之甚少。”

毛泽东曾鼓吹“公社好”，邓小平则宣扬“市场好”。

剩下的事情就是中国老百姓做的了。

从四川的农村到法国的工厂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生于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的一个地主家庭。

邓家是当地牌坊村的首户。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有约25英亩（150亩）的土地，每年谷物收成10吨。他的第一任妻子不能生育，于是他娶了一位姓淡的二房，或者叫姨太太。淡氏在1901年嫁到邓家时，嫁妆包括一张朱漆木床。三年后，就是在这张床上，中国未来的领导人降生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汇聚了各种势力的革命军推翻清朝皇帝。那年，邓小平刚上小学。

革命迅速席卷中国各地，而邓小平很快也将加入其中。

到1919年，邓小平的父亲也加入到了当时建设国家的时代大潮中，他决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法国半工半读。1920年9月11日，16岁的邓小平和其他200多名学生一起，在上海登上汽轮，他没想到这竟是他与双亲的永诀。

邓小平抵达马赛时，工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组成的一个意识形态漩涡，正沸腾着席卷整个欧洲。邓小平很快也被卷入激流。

在巴黎，他结交了一位“大哥哥”，侃侃而谈、风度翩翩的周恩来。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为了躲避法国警察，邓小平在1926年策划离开法国，途经莫斯科。在莫斯科，邓小平的革命历练得以继续。

留法五年，邓小平没有学得几样能移植中国的工业技术，但他认识到了西方科技的力量。而法国的高雅文化，或民主人权方面的思想家，似乎也都没有在邓身上留下印记。邓小平女儿萧榕说，这是因为邓小平在法国属于被当做外国劳工压榨，和被当做共产分子迫害的下层阶级。

“他接触到的不是民主，”萧榕说。

投身共产，回到中国

 

在莫斯科经过11个月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训练后，邓小平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以首席政治顾问的身份回到了中国，为一个割据了中国北部的大军阀（冯玉祥——译注）效力。

但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邓小平随即南逃，1927年在武汉与周恩来再次聚首。在那里，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他更名为“邓小平”，但名字的由来他从未公开解释。

内战愈演愈烈。各地共产党人纷纷被捕、被处决，尤其是在上海。邓小平和中共总部1927年底迁往上海。

动乱中，邓小平遭遇了自己诸多个人不幸中的第一个。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锡媛在1930年初死于流产。张同样也是一位年轻革命者，与邓在莫斯科相遇。26岁丧妻的邓小平没有参加张锡媛的葬礼，邓的女儿写道，因为“革命第一”。

1929年，邓小平在西南省份广西第一次成功领导了共产主义起义。但他试图进军广州的行动却惨遭失败。带领着他残破的红七军，邓小平在1931年来到了毛泽东的根据地。30年代初，因为忠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邓小平曾在党内斗争中短暂入狱。

邓小平在1932年娶了第二任妻子金维映。金同样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在邓小平后来遭遇政治冲击时，她离他而去，改嫁邓的主要政敌李维汉。

1933年10月，蒋介石统兵百万发动了对毛泽东江西根据地的围剿。围剿通过在农村修建堡垒链条，围困红军。红军由此在1934年开始了长达一年、行程6000英里（约1万公里）的大撤退，此即广为人知的“长征”。寒露酷暑，旅途磨难，还有敌军频繁的追击堵截，让这7万红军在历尽艰辛、跋山涉水的征途上减员至1万余人。

第一次清洗复出后，邓小平作为党报《红星》的主编登上了长征路。受尽磨难的红军终于到达陕西延安的窑洞的时候，邓小平被伤寒折磨得几乎丧命。此时的毛泽东也成功逆转了他的政治命运，再没有失去过对革命大权的掌握。而邓小平是他最亲信的辅弼之一。

1937年，日本侵华，为邓小平和共产党人带来了一个保卫国家的机会。他们充分利用抗战，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民心。

八年抗战让共产党军队从5万人猛增至90万人，党员人数从4万人跃升至120万。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

30出头的邓小平此时已经走南闯北，而且指挥实战，这些经历让他对军事力量的有限，和政治统领军事的重要性，有了强烈感悟。邓小平在战场上经历的磨难也让他结交了很多八路军高层军官，这些长久维系的战友情谊不仅促进了他在党内的升迁，还可能在后来他被迫害时救了他的命。

1938年，邓小平军务缠身，没有多少时间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父亲的死讯。他的父亲在四川被土匪杀害。邓没有回家。

但在次年，邓小平在一次回延安时，他娶了自己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蒲卓琳。卓琳是云南商人之女，来到延安前，她在北京大学学习物理。毛泽东出席了他们1939年9月的婚礼。

卓琳在延安改用此名，她在政治上从不活跃，1940年至1952年间生育了五个孩子，紧紧陪伴着自己的丈夫度过了之后的风风雨雨。

除了妻子，邓小平身后留下五个子女：长女邓林是一位艺术家，其作品曾在纽约和巴黎展出；儿子邓朴方，下肢截瘫，过去10年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次女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小女儿萧榕，自1989年后一直担任其父亲的个人助理；小儿子邓质方，曾在美国学习物理，1988年回国后高调经商。

战场告捷，革命成功

 

抗日的胜利，和随后对国民党的胜利，让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小平被派往西南地区和西藏平叛，1952年回到北京。

邓小平与周恩来再次重聚，开始在经济委员会自己的导师、主抓经济的陈云手下工作，后来主管财政部。但邓小平的管理能力和战争年代建立的关系让他一路晋升。1954年6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当时的他几乎完全掌握了党的人事管理，他任命了数千名干部，打造了一个日后成为他权力基础的党政网络。当时他的副手就是杨尚昆。

自1955年1月起，邓小平最机密的任务之一，是帮助毛泽东和周恩来筹资建立一个科学组织，建造并试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一颗3410磅（1.5吨）的裂变式原子弹爆炸，中国自此成为一个有核国家。

邓小平50年代晋升至党内高层的同时，毛泽东正对自己的接班人越来越不满。苏联领导人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1956年在秘密报告中攻击斯大林时，毛泽东十分震惊，因为他原定的接班人们似乎十分认同赫鲁晓夫的批判。毛泽东想，如果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不是神圣的，那么自己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是神圣的。

大跃进，大挫折

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开始打击自己认定的敌人。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又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紧跟着是中苏关系破裂，关系恶化在1960年苏联突然撤回援助后，变得更加公开。1963年7月，作为中苏平息意识形态之争的最后努力，邓小平被派往莫斯科。那次访问，成了以后26年中苏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最后一次正式的接触。

在政治运动之初，邓小平是毛泽东实施打击报复的工具，千万知识分子被送进劳改营和监狱。

但毛泽东还不满足。他要推动中国再进步，大搞农业公社和大炼钢铁。毛泽东的大跃进可能是历史上政策失误造成的最大的经济灾难。搭建在后院的土高炉把农民的农具和锅碗瓢盆都炼成了没用的铁渣。庄稼烂在了地里。没人敢告诉毛泽东这些失败；粮食出口照旧。之后，饥荒降临。

随后的四年，3000万中国人饿死。

这场大灾难似乎改变了邓小平，自那以后，他更多地关注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用措施，尤其是那些能刺激中国农民提高单产的激励措施。

随着邓小平在工作中和杨尚昆以及国家主席刘少奇走得越来越近，毛泽东开始怀疑他们在密谋反对自己。毛开始抱怨党的领导人像“对待死了的祖宗”一样对待自己，还点名邓小平，说他像“皇帝”一样做决定。

对邓小平来说幸运的是，他在1958年摔断了腿，躲过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围绕毛泽东政策问题的最严重对抗。

毛泽东又策划了一次大反击，邓小平好景不长。1966年，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消灭他在党内的敌人。他鼓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由此将中国推进了十年动乱：每个学校、工厂、地方政府里内斗不止。

成千上万年轻的红卫兵获准进入北京中心的领导人居所中南海。他们冲进国家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家。邓小平还被打成党内仅次于刘少奇的“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我批评无法让红卫兵满意。他们把邓继续当做“资产阶级老爷”批斗。

邓小平的悔过和周恩来的保护可能救了他一命，但一切职务都被撤销，只保留了党籍。邓家被下放农村。五个孩子也不得相见。邓小平和妻子被送到江西，在一个拖拉机厂劳动，务农。

70年代初，中国看似即将崩盘。毛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被发现在策划政变，最后坠机身亡；毛担忧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经济一片混乱，周恩来又罹患癌症。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1973年4月报道招待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国宴的记者，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小个子，他穿着白袜子，黑色皮鞋。那就是邓小平。一个月前他被召回，帮助这个国家恢复元气，可能还要接替周恩来的工作。

毛泽东把邓小平安排到一个由激进派把持的政治局，这些激进派很快就开始针对邓小平。周恩来在1976年1月去世的时候，群众涌进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激进派。邓小平被指为此次事件的后台，病危的毛泽东同意了对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处分。邓小平被软禁。

毛泽东死于那年9月，“四人帮”于10月被捕。邓小平要求恢复职位，而叶剑英元帅等在军队里举足轻重的盟友，都支持了他。

毛泽东最后选择的接班人华国锋迟迟不肯放邓小平出来，但邓的盟友最终胜利了。1977年，邓小平政治上的回归一发不可收；1978年12月，他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战争与和平年代的谋略家

邓小平迅速将中国带回经济现代化的轨道。

在农业方面，他允许地方解散公社和集体农场；但农民们动作更快，他们开始包产到户。收成迅速增长。收入也迅速增长。

邓小平告诉军队，世界大战的威胁正在消退，所以军队要服务于民用经济。除了为保持中国核威慑而保留的战略武器外，军工生产在很多工厂停止，军队现代化暂缓。

因为见识过现代化给西方带来了什么，邓小平的视野要比毛泽东更宽广。

1979年1月他告诉美国总统卡特：“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对美国的商人们，他说，中国需要他们的钱和技术。

1979年1月1日与美国恢复正常邦交后，邓小平旋风式访美，一路留下了很多不寻常的公众形象，从亲吻在肯尼迪中心用汉语唱歌的孩子，到在德克萨斯州戴上一顶白色的牛仔帽。

在国内，似乎有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对经济改革的开放态度，会让他支持一些重大的民主化改革。

他告诉党的领导人，他赞同中国新民主运动的精神。“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他说。

但当魏京生和他的民主墙运动的同伴们将批评矛头指向邓小平，中国领导人取缔了这个运动，并迫害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邓小平开始将民主与文革的政治动乱相提并论。“我们的人民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不能承受更多动乱了，”他说。

邓小平想要经济改革的能量，却不能容忍随之而来的政治挑战。

一切的中心：经济改革。

邓小平主持的诸多变革中，经济重构是重中之重。而中国人常常在没有等到新政策之前，就已经“下海”从商。

新的市场在一座座城镇涌现，农民开始养鱼，养虾，种植水果，供应新市场。私营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成倍地增长，之前的农民开始造玩具、烟花、砖头、衣服——关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业改革比较容易地实现了。用以往任何标准看，农民都在致富。许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盖一幢新房子，这给建筑行业带来极大的需求。

邓小平对工业改革比较谨慎。他在中国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税收补贴吸引香港的制造业大亨。邓小平说，沿海省份可以先富起来，但是他的真正策略是循序渐进， 以防失败，使党内马克思主义保守势力不服。

经济特区的设立引发的出口量的剧增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主导着玩具，鞋和纺织品的世界市场。经济特区不断扩张，使整个沿海地区都富裕起来。但是向内地的扩张只达到了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

财富也带来了创伤。父母们不让孩子上学，而让他们打工，从而出现了童工和血汗工厂。简易而不安全的工厂在事故或火灾发生时成了死亡陷阱，导致上千工人丧生。唯利是图的公司生产危险或无用的产品，包括一种一时风靡全国的增高器械。

犯罪团伙，卖淫嫖娼，拐卖妇女从农村蔓延到城市。老一代的共产党干部们在50年代时杜绝了毒品交易。现在他们痛心地看到毒品买卖开始复苏。海洛因和鸦片再次出现。

把沿海的成功嫁接到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上去，这超出了邓小平的能力范围。今天中国经济的核心国有工业企业仍没有改革，深陷债务，为党政官僚体制所累，而这些官僚有一大部分或是腐败，或是不能胜任职务。

工业是共产党权力和收入的源泉。18年中，邓小平企图重组这一庞大产业的努力导致了一系列“大起大落”的通胀循环，一直持续到现在。

邓小平想让共产党改革国营工厂，让管理者自负盈亏，提高工人生产力。

破产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的词汇里。但是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会带来的政治后果，使邓的改革追随者们总是有所顾虑，不敢大胆行动。

而当他们真的有所动作时，又没有宏观经济的杠杆来调控货币供应，有的只是来自北京的政令这种粗笨的调节工具。

1988年中期的价格改革导致了通货膨胀失控，引发抢购风。恐慌不安驱使几十万工人上街呼吁民主，但也是为了抗议腐败和管理不善。

天安门事件中的军事镇压和戒严令使党内保守势力拿回了经济政策的主导权。邓小平不得不作出让步。1989年赵紫阳倒台后，邓和其他革命元老在确定领导人人选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他们互相妥协的结果是江泽民。江是上海市的党委书记，他的强项是构建共识。

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到80年代末终于破裂。经济崩溃，许多产业停止生产。国外投资者纷纷撤资，信贷枯竭。

1989年11月，邓小平宣布他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是他最后一个正式职位。但是中国文化对资历的重视使他不可能离开政治，而政治离开了他的参与也无法正常运转。

1991年8月苏联政变的失败和之后苏联共产党的倒台似乎更加强了邓小平的信念：中国共产党要想避免同样命运，最有效的药方就是经济发展。他开始批评那些恐慌西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推翻共产党的保守派。

他告诫他们要“少说多干”，试图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回到发展经济的实际工作上。

改革释放出各种力量，最终将对党构成挑战。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它的道德号召力，千百万中国人转向宗教和儒家思想，寻找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道德架构。

邓小平明白，经济改革和它在中国社会所释放的力量终将挑战中共的列宁主义统治模式。

一个共产党从保障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中获得合法性的时代开启了。

“归根到底，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国家的发展，”邓小平在1991年底这样说。“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小康水平，那样就能让他们有所醒悟。到下个世纪，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就会让他们信服。他们大多数都会真正看到，他们错了。”

与保守派的最后一搏

 

但就在邓小平讲这些话的同时，北京的顽固派却拒绝行动。由于缺乏共识，江泽民寸步难行。

1992年初，邓小平和他的宿敌激烈对决。敌人主要是保守势力元老陈云领导的顽固派。陈云和其他一些老人退休，邓小平主导十四大，确立了到2000年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国家目标。

邓小平也向杨尚昆及其异母弟杨白冰上将发难。杨白冰在军中培植了势力，会威胁到邓以后的政治秩序。

但对于邓的继任者来说，改革的步伐太快了。他们最需要的是稳定，以便巩固政权。到邓小平逝世的时候，失业、国企不景气和劳资矛盾已经困扰着领导层。

民主势力已经渐渐镇压下去。但邓的继任者没能规划出清晰的路线，而是在政治上跌跌撞撞，寻求国际社会在贸易和人权方面的让步，却不愿拿出实际行动。

克林顿政府的一份人权报告称，到去年底，公开的政治异见已经通过恐吓、监禁或流放，“基本被平息”。

只要邓小平还有一口气在，中国似乎就能应付得了它的诸多矛盾。但随着邓小平一病不起，中国人似乎陷入了停顿，看不到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