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名博

上海封城，搞到这样一番民怨沸腾的程度，真是匪夷所思了。但上面好像并没醒悟过来，继续加码。经过三周的封城，病例数也没有明显下降。中国标准的下降，是指阳性率降到个位数，甚至零，持续数周。这是过去两年中国引以自豪的成就，也是习近平的重要成就，但现在，上海下了这样的狠手，感染率还在每日上千,对领导来说，该用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成语了。

《礼记》上有段短文，说的是孔子路过泰山脚下，见一个妇人在墓前哭得很悲伤。孔子扶着车前的横木听妇人的哭声，让子路前去问那个妇人。子路问道：“您这样哭，实在像连着有了几件伤心事似的。”妇人就说：“没错，之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又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死在了老虎口中！”孔子问：“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回答说：“这里没有残暴的政令、繁重的赋税  。”孔子说：“年轻人要记住这件事，苛刻残暴的政令、繁重的赋税 比老虎还要凶猛可怕啊！”（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中国人老是唱，人民政府爱人民，党比母亲还要亲！岂不知，孔圣人二千年前就把政府定义为世间最恶的猛兽。据说政府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护人民，在外敌入侵和灾难时保护人民，但恰恰相反，在这些关头，那些权力得不到制约的政府，给人民造成的伤害，比敌人和天灾更甚！

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就是一例。当时多数国军士兵，是拉壮丁拉来的。就像当年在非洲逮黑人一样，国军见到男人，就用绳子困了，也不管这人需要养活一家老小的顶梁柱，这人是某家的独子。壮丁到了部队上，只是个炮灰，动则打骂，或被当逃兵枪杀。他们的素质完全无法保证，国军也不想教育训练他们。在当时，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穷苦人家子弟，为了躲避兵役，要么逃亡他乡，要么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扳机）。这些士兵，怎么会有觉悟，怎么能打胜仗？碰到日本人，打不过，碰到弱的多的共产党，还是打不过。

国民党不通知而炸了花园口黄河堤坝，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残害人民的实例。据说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人，但这一炸，造成黄河决堤，数以百万中国人为鱼鳖，或流离失所，百万良田变荒漠，十几年后这一带都叫黄泛区，还没有恢复。但这个行动，对日本人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冯小刚的电影《1942》里，河南闹了饥荒，大姑娘为了一个馒头就把自己卖了，但国民政府还是以抗敌为名，不赈灾，还是日本人开始发粮。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远远高于日本人，而胜利后（也是在美苏的帮助下取胜的），政府又大发国难财，那些在日占区，满洲国和台湾，通过诚实劳动得到财富的人，都被剥夺干净，能活命就算不错了。这样的政府，其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失去了政权，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共产党引起的60年代初的大饥荒，也显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是怎样草菅人命的。根据中国自己公布的数据，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按当时人口（五亿左右），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饿死，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可算世界之最了！中国历年历代都有饥荒，但没造成这样的规模，恰恰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管得那么死，饥荒时当地人可以逃荒，也有商人为了利益，卖高价粮或购买便宜的劳工或女人，多少是以商业方法减缓了饥荒的程度。但在共产党手里，国家垄断一切。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源，生活资源，垄断了思想，还垄断了真理。农民们没有任何信息渠道。政府说什么农民才知道什么。一切资源由政府集中以后，农民就只能等着政府的配给。政府给吃的才有吃的，政府不给就没有吃的，没有商贩的机会。而且要逃荒也不可能，民兵把村口堵死，因此，可以说大多数的死亡，是制度的问题！

现在上海的情况，也是政府以抗疫的名义，垄断了一切！一切资源都被政府垄断，人民的呼声，也被封了。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那些曾经歌唱集权制度的辉煌的人，这时切身体会到了没有自由，不仅仅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点自我这么简单，而可以是要你的命的！如果你此时身处上海，偏偏得了个阑尾炎需要紧急手术，偏偏你的核酸检查未出来，你不能被收医院紧急手术。等到核酸结果出来，你的阑尾已经破裂，就算救过来，大概率成了肠瘘，大概率在今后几个月中耗尽了你的财产，最后还是一死！ 这种情况每时每刻发生在上海市民身上，已经造成了几百人的死亡，比新冠的死亡率要高得多！

有人期待，抗疫引起的民怨沸腾，可能使上面改弦更张。这有可能，但并不确定。因为民意是个在中国最不起眼的因素，现有抗疫政策背后有比民意更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如果在压力下改变抗疫政策，会给习近平在政治上失分；现有抗疫政策后面的利益集团，那些成千上万制造出来的检测试剂盒，如果取消了动则普检的政策，得卖给谁去？以吴尊友为代表的专家们，按美国和香港的数据，推算一旦躺平，中国将死亡成比例的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成真，习近平可担当不起；如果取消现有抗疫制度，那可以严格监控社会的健康码是否也得取消，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不就放松了吗？因此权衡利弊，统治者的利弊，改变抗疫政策的机会是不高的！

说到底，还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本的问题。政府的功用，本来就是为了一个社会解决公共管理的机器，却反过来成了一个社会的主人，要人民当政府的奴隶。就好比日本电影“七武士”里的农民，因为不堪匪患，请了武士来保卫村庄。如果武士们为了保卫村庄，就要村民们给他们做奴隶，那些农民何必出钱来请主人，直接给强盗当奴隶得了，还不要出钱。新冠病毒本来最多也就造成2%左右的死亡，为了防止这2%的死亡，整个社会要当奴隶，走到那儿都要受监控，政府还自以为得计，美其名曰执行力强。岂知一个反宾为主的政府，才是人民最大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越是在危机时刻，越是要警惕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剥夺人民的权利！

决定权应该交给人民，就像战争，由人民投票决定是死战还是投降，而不是由统治者决定，二战中芬兰民主投票投降，命运蛮好，希特勒一人决定血战到底，德国二百万妇女被奸，国碎家破。美国是大多数人民决定不要再封城了，不许政府搞强制接种，民意决定他们愿意接受2%的牺牲，胜过失去自由，成为政府的奴隶。加拿大的卡车司机甚至来给政府反封城，让政府尝到人民的力量。

中国有给民众表决的权力吗，或者说人民有这个意志来反封城，像西方民众一样？政府一意孤行地封城，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民众，如果单从死亡率来说，癌症的死亡率几乎100%，每年死200万人以上，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新冠很多，为什么政府不禁止高致癌的烟草业？

二千年前那个妇人，宁可被老虎吃了，也不愿意受政府的保护！现在上海的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凶狠的魔鬼。只有驯服了政府这个猛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有安全感！为了这个目的，是需要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