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田 名博

《这一代》是1979年底由武汉大学等13所高校联合创办的跨校文学刊物，反映了七七级大学生在思想解放时代的觉醒与困惑。作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一大文化事件，它以《创刊号》发出了“受伤、迷惘、思索、战斗”的一代人的声音，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刊物仅出版了一期（创刊号），汇集了当时大学生的原创文学作品，表达了这一代人从“文革”荒芜中走出，对真理的探索、对“四·五”运动的纪念，以及对于命运的沉思。

参与者多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他们年龄跨度大，经历光怪陆离，这本杂志被视为他们回应时代、展现坚毅面容的载体，是理解八十年代初期青年思想史的窗口。

虽然仅出刊一期，但这本杂志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其所代表的精神风貌在数十年后仍被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回忆与研究。

下面是《南方都市报》2008年对张桦的采访。

张桦掰着手指自嘲走过的这几十年：“开始是搞比较文学的，后来搞报告文学，再后来搞广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挣钱，最后连‘文学’二字都去掉，只剩了广告。这就是几十年走过来的我。” 说起29年前的那个夏天，这一群77级中文系学生带些稚气的激情今天看来仍然夺目。那一本残缺不全的杂志里走出来的人，今天大多已经是文学名家、商海或政坛明星。但《这一代》是他们共同难以磨灭的记忆。“直到今天，我的很多老关系都是这批人。”《这一代》仿佛成为一个隐秘的接头暗号，直接通向这一代人特殊的青春。为了办《这一代》，有人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

南方都市报：《这一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　　

张桦：简单来讲，就是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的77级、78级中文系学生联合办的一本文学刊物，1979年11月出版，内容包括小说、诗歌和评论。从长春到广州，从南京到西安，素不相识的中文系学生忽然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自己编，自己印，然后自己卖出16000本杂志，黑市价居然涨到5元一本，超过原价10倍多。但实际上它只办了一期，而且只有半本，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数位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创刊号也就成了最后一期。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刊物，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张桦：1979、1980年是中国非常特殊的年份，几乎每天醒来都会有爆炸性新闻光临。在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热情的讲话让两千多位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另外，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也激起强烈社会反响。中国忽然变得年轻莽撞，什么雷区都敢进，什么大旗都敢树，很有些“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魄。大概也正因为撞上了这样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样一批大学生和这样一本刊物。
南方都市报：《这一代》的发刊词令人印象深刻。上面说“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当时你们对自己是这样定义的？
张桦：参加创办《这一代》的绝大部分是各校77级中文系学生。我当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入学的平均年龄将近26岁。我们这批人的来源和经历可以用光怪陆离来形容。记得在迎新晚会上，同年级年长10岁的老王从他10年前准备考大学说起，讲他如何参加红卫兵，如何成为狗崽子，后来如何当上修鞋匠，跟一个姑娘结婚生子，最后走进考场……很多同学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头，不光是为老王，也是为自己。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红卫兵、大寨田等等地方，我们这一代前面有那么多带有极度贬义的定语：迷惘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我们这代人就永远交了白卷。
谁都不甘心如此，所以刚刚入校，我们同学就开始办自己的刊物：一本油印64页的《珞珈山》，按照全年级人手一册印了65本。主编是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诗人高伐林，因为我上大学前当过三年中学美术老师，所以被选做美编。
   南方都市报：不仅是武汉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这一代的大学生好像都创办了很多文学刊物。
张桦：是，那个年代文学似乎是这代人自我表达的唯一道路。当时几乎每个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一本刊物。我们系78级也办了一本。我当时收藏了180多本各高校的文学刊物，都是相互交换得来的，这么多年反复搬家都没舍得扔。最近有个学者要研究当时的高校文学刊物，来向我借走了。当时全国高校的文学刊物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跟我们一样办刊物。或许是为炫耀或许是为友谊，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给了在北大中文系77级读书的中学师哥郭小聪。很快，一本他们编的《早晨》汇到我手上。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枝独秀，于是从第二期开始由我负责，每期《珞珈山》都寄给几十所大学的同学、朋友，寄回来的有中山大学的《红豆》、人大的《大学生》、北京广播学院的《秋实》、北师大的《初航》、西北大学的《希望》、吉林大学的《红叶》、杭州大学的《扬帆》、南京大学的《耕耘》。这些刊物大都是装订粗糙的油印本，每一本都被我的同学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我们结识了许多同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文坛或政坛上的明星。那时候我负责外联，跟各个学校同学的沟通都是我来做，每天都要写很多信，收很多信。
   南方都市报：后来是你提议大家联合办刊的？
张桦：最早想出联合办刊的，是我当时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个读者很热心，他说：我看过好几本类似《珞珈山》的学生刊物，都办得很棒，为什么不联合办一个呢？那不是更棒？这几句话整整让我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马上开一次编委会讨论这件事。
大中午的时候，我们《珞珈山》的八个编辑在杨树阴下坐成一圈，分成两派争论。年轻的主张立刻揭竿而起，年长的认为应该先呼吁有关上级去办。于是我们给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出版社……到处写信，建议他们出面创办大学生文艺刊物，而且自告奋勇说愿意协助组稿、编辑、发行、甚至集资。但是这些机构要么毫无回音，要么就客气地回答我们：建议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财力困难，无法采纳。气得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在信里大声疾呼：与其乞求上帝，干吗不自己干起来感动上帝？
   南方都市报：于是你们就真的自己干了？
张桦：当年我们想得也很简单。1979年6月，我们向已经有联系的十几个学校发出邀请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等，相约在北京协商联合办刊，信发出后，除了复旦大学《大学生》张胜友执笔回信说明他们是综合性刊物而非文学刊物因而不参加以外，其余都表示赞同。所以7月暑假我们在北京开了会。
   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开会，大家哪里来的钱？
张桦：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又没有经费，所以是由各校北京籍的同学做代表。第一次会议在我家里。我爸爸当时是北大的地质地理系的党支部书记，我家就在北大里面，所以在北大开的会。———后来因为办刊物的事情北大中文系领导和我爸爸都受到通报批评。我爸爸还很愤怒，说什么年代了，还株连。
因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彼此不认识，所以我们约好1979年7月15日早晨8点半在北大西门的石狮下等，凭各自的校徽相认：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我记得那天非常热，大家挤在我住的那间10平方米的窄长的屋子里，有的坐桌子、有的坐床、有的坐椅和小马扎，个个汗流不止。一直讨论到中午，在我家煮了五斤打卤面，人手一碗，边吃边议论刊物名称：《暴风》、《青年文学》还是《文学青年》、《大学生》……争论不休，也没有结果。会后，由北师大的徐晓联系，我们五个人还跑到王府井的和平宾馆去见文艺界领导陈荒煤，聆听了老人家对办刊的教诲。
   南方都市报：你们后来又开了一次会？
张桦：第一次主要是大家碰头，刊物的名称、宗旨什么的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我们约着半个月后再开一次。这段时间又通过同学介绍和写信联系上了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和南开大学的《南开园》，但华东师大因为领导不准最后没参加。除了《南开园》，第二次会议还加入了两个非常热情的新伙伴：杭州师院的《我们》和贵州大学的《春泥》，贵州的两个人还是由同学凑钱买火车票专程跑到北京来开会的，由北大的黄子平把他们安置在他宿舍住。所以《这一代》的阵容最终是13所学校。
这次会议就把刊名、创刊词什么的都定下来了。刊名《这一代》是北大的黄子平和中大的苏炜提议的，创刊词也出自他们两人之手，一提出来就被大家一致通过了。我们还确定《这一代》暂出季刊，由十三所学校轮流主编。因为武大是发起人，我们又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学校答应从科研经费中借2000块给我们作编印费用，所以是当仁不让地拿到了创刊号的主编权。当时确定的规范是：对各地来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责自负。
   南方都市报：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编？怎么选稿？
张桦：九月份开学，我们一回武汉就开始了。高伐林任主编，负责审稿件；我任副手，负责外联、印刷筹款等一切杂务；其余六位编辑各负责他们的专栏。其他帮忙的同学有的跑纸，有的找印刷厂，系里还特意委派了几个老师来当顾问。
那时稿源并不紧张，堆在宿舍里的油印杂志就一大堆，文笔好的比比皆是。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就是“伤痕”味太浓。就拿初选上的小说结尾来说，有的是无辜少年被特权者伤害，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垦战士赴海而死，大有“长安无处不是疤”的劲头。所以高伐林他们极力想找一篇有光明结尾的小说打头阵，找到最好的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陈建功的《流水弯弯》。我们都打算用了，但陈建功知道以后赶紧给我们连写几封信，说《花城》杂志已经决定登这个小说，他绝不敢一稿两投。我们只好重新选，最后选出川大龚巧明的《第二乐章：希望》做排头兵。这个故事并不新，讲一个音乐家怎样在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击，还顽强地谱写充满希望的乐章。但它毕竟有个光明的结尾，说明我们并不欣赏彻头彻尾的“伤痕”文学。一年以后，我在武大认识了这位瘦弱的女作者龚巧明，那时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正在文坛引起争论。又过了六年读《光明日报》的时候，我才知她毕业时自愿要求进藏，后来在采访途中溺水去世了。
   南方都市报：印制杂志的费用都是哪里来的？
张桦：学校不是给我们借了2000块吗，剩下的都是各高校同学凑的。我当时给其他12所学校的联络人都写了信，让他们先向同学预售杂志，筹集一半的钱，每个学校两百块。等杂志出来给他们寄了再补剩下的两百。各校都很快把钱凑来了，听说各校同学订刊都很踊跃。这里面还有些故事，据说北大的陈建功贡献了他的第一笔稿费；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父亲刚刚去世，她拿出了亡父的抚恤金；牡丹江师专的一个女生寄来25元钱，却没留下姓名。这笔钱里还有多少故事，我们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我们从印刷厂里抢走了这半期散页，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你说这本杂志其实只有半本？这是怎么回事？　　张桦：你可以看到有几十页是缺失的，本来我们组好稿的整本杂志应该是108页，但最后只印出来64页。
《这一代》是在印刷厂里就出了岔子。那是一家武汉政府机关报的印刷厂，在汉口，是同学通过关系好不容易找到的。当时每天都有十个同学跨过长江到汉口的印刷厂帮忙校对，再把头一天印好的运回学校印刷厂去装订。可是印到64页的时候，这家印刷厂突然说印刷机坏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给我们，说仓库保管员病了没来。
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印刷厂担心我们交不起钱，高伐林赶紧用一个旧军挎包装上4000元送去。他回来说一路上坐车、坐渡轮过江把他紧张得要命，生怕哪个小偷抢他的书包。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也就40元，4000元等于100个月的工资啊。可是我们又等了几天，说印刷机还是没修好。这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风声，说高层发火了。我们感到不妙，就决定宁可杂志残缺，也得让它出世。15个男生直奔印刷厂，让工厂把印完的交出来。厂长被我们堵在屋里，口口声声骂我们是打砸抢的红卫兵。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留下高伐林等人和他谈判，其余人直奔印好的散页，抢回学校。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们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
张桦：《这一代》出事就出在“愤怒出诗人”那一栏内容上了。其实小说是杂志的主要部分，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最后惹事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里面一共有7首诗，有6首都出自武大同学。那时候正是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走红的时候，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出名也最惹事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是王家新写的，写连接北海和中南海的汉白玉大桥。其实那时候王家新还没去过北京，都是我给他讲的。我暑假回北京去北海玩，看见桥上突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望去有一种探监之感。回校以后我跟王家新讲起这个事儿，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就写了一首上百行的《桥》。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他的这首诗里火药味很浓。
现在看来，这些诗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学躁动激昂又不无偏颇的心态。它引来高层的震怒也是自然的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杂志还在印刷厂就出事呢？
张桦：应该是在印刷厂的时候就有人发现了，向上面一级做了汇报。所以等我们拿着抢回来的散页到学校时，学校印刷厂领导也很严肃地通知我们不能给我们装订了。跑去找校系领导，他们明确表示希望《这一代》不要再出。不过我们还是没死心，听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办的街道装订社，我就捧着一张地图走街串巷，找到了一家建国装订社。当时他们要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每本两毛钱，三天内装订完16000本《这一代》。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我和十几个同学是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上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才弄到装订社。
   南方都市报：虽然经历这么多波折，杂志最后还是面世了。
张桦：是的，但问题还没完。晚上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接到系领导的紧急召见通知，我们几个编辑都去了，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来。事先我跟高伐林约好了，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正申请入党，又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还是老三届，适宜正面说服；我一介白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我和其余同学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折腾了整整一昼夜，把它油印在所有的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张志新的版画。《告读者书》里说：“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南方都市报：说到封面，这个杂志好像有两个版本的封面？
张桦：对。第一版封面只有1000册。那个封面是我和徐冰设计的。徐冰现在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了，他是我的中学同学，那时候在中央美院上学。暑假的时候我回北京，就在徐冰家里，还有张安东，一块儿设计了封面。画的是油黑的一排栅栏，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那些脚印是我们用拳头蘸墨一个个摁出来的。后来因为印刷厂拒绝给我们继续印刷，后面的15000本封面都只是一张白纸，上面孤零零写着“这一代，1979年1期”几个大红字。
南方都市报：这16000册杂志，你们后来还是寄给了各校？
张桦：当然。回到学校我们是全年级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每个学校1000本，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们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学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去叫卖。每本五毛，第一天卖出去不到1000本，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但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很快就把几千册存书卖光了。但来买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看书已经卖完，就游说我们的同学，说自己是多么求之若渴，结果有的同学真被说动，把自己的那本也卖了。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很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担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效果同样出众。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时还出现“黑市”，杂志价格很快被抬到一块钱、两块钱一本，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10倍。
   南方都市报：虽然残缺，但这本杂志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张桦：影响很大。这里还有个插曲。我们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那个街道装订社的一个小伙子给的。我们拿货的时候，一位工人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信中写，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在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以航空信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转交给了一位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主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这一代》发行以后，反响真是非常热烈。先是收到成百上千的读者来信，或者赞扬或者要买杂志。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川大、江西师院的同学还专程跑到武汉跟我们商议。接着文学界也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们登出的六篇小说有一半被文学刊物转载，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都来信表示希望跟我们建立长期交换关系。
   南方都市报：但是你们当时还能继续办吗？
张桦：最后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煽动的。”其实我们组稿的时候不全是这种激烈的文章。印刷厂没有继续印的内容包括两组诗歌、一篇论文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都很温和，毫不激烈。但恰恰这些没有印出来，就显得整个杂志都非常激烈。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印出来的都这么激烈，那没印的可想而知。
当时我们还是想继续办的。层层检查不可避免，高伐林就写了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与此同时，我们还跟北京四所高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寒假我还回北京开了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来，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名赫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
回到武汉我们就收到了北京同学的来信，说四校已经接到了各自校方的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第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杂志的来龙去脉讲了一番，这大约可以算是《这一代》的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