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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父亲---写于父亲五周年忌日

 五年前的今天，父亲去世了！虽时过事迁，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却时常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五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于我而言，最大的变化是放弃高薪，提前退休回国，为的是能陪年迈的母亲一些时日。在老家这段时间，读到父亲的一些文稿，也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思绪万千。除了感慨，也想在记忆尚存的时候，记下来，以备后思。

先父刘绍濂，字廉泉，生于1930年2月8日，卒于2019年12月5日。父亲生前，我曾多次和他提过，希望他能把年轻时的经历写下来，尤其是早年的事儿，但他至终却一直未动笔，所以，我所知甚少。

父亲退休后，国内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点。十多年前，老家有人要重建祠堂，邀请他介绍一些老家的历史变迁，他才写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家族历史，而对他自己的经历却仍是只言片语。这或许与他一生受家庭出身影响，未能有机会展示抱负有关。除了对解放前后学生时期的经历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早年的工作经历只在退休申请表上有过简述。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也偶尔会提到他的童年往事，但不多，想来根本原因还是家庭出身是他政治生涯中没能逾越的一道鸿沟。

在祖父百年祭日，父亲写了篇祭文。按他所知，记述了祖父的简单身世。祖父刘礼三，湖北随州人，派名克仪，学名楚材。生于一八八八年底（清光绪十四年，农历戊子年冬月二十三日1888年12月25日），卒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壬辰年除夕。按说祖父应属乡绅，是有文化的富裕农民。具体有多富裕，父亲可能也不清楚，但从祖父能读书，还能去北京求学，家境应该还算殷实，猜测会有点田产和房舍，但祖父以教书为生，所以也不是大户人家。土改时虽划为地主成分，但他人缘好，很多人为他求情，没受太多罪，房产没收后还给他分了一间小屋，只是不再让他教书，生活潦倒，在我出生前就病亡了。

父亲小时候上的是私塾，跟着祖父学过四书五经，也学了一些现代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这为他后来考上湖北省第三师范打下了基础。还是由于家庭成分的顾虑，父亲离家上师范后十余年间没回去。那时他已参加到了新政权的重建工作中，为了和旧的家庭划清界限，就连祖父去世也没有回老家。晚年的父亲曾为此多次后悔不已。但十多年后，祖母去世，父亲没再回避，回老家办理了祖母的后事（1963年）。

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和我提及祖父祖母。祖母是在我一岁的时候去世的，应该是看到过我的，但我不可能记得，家里也没有他们的照片，所以，我对祖父母没有任何记忆。倒是听说了两件祖母和父亲的事儿。小姑妈有一次和我们说到，祖母曾恨恨地责骂父亲。当年抄家分老家房地产时，祖母曾偷偷藏下戒指之类的小首饰，结果让父亲知道告发了。还有一件是父亲说的。小时候祖母责骂他，有些尖刻，把他比作稻田里的一颗稗子，成不了材，对他小时候的打击尤甚，不能忘怀。

我第一次听到父亲提及家庭和祖父，是在我中学申请入团的时候。那是七十年代初，入团要查祖宗三代，填写入团自愿表，必须报上祖父的名字和成分。而我以往写个人经历的时候，都只需要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通常我都是会写革干（父母都是革命干部），而那一次我不知道家庭或祖父的成分，于是便问了父亲。他没有说，只是给我写上“刘礼三，地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祖父的名讳和成分。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是关乎到一个人政治生涯的关键。地主家庭出身不仅政治上前途无望，生活中还备受歧视。尽管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说法，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而且越往底层，歧视越显著。

我的入团申请书报到老师那儿后，一直没有动静，直到我快离开那个农村中学的时候，老师才告诉我，申请获批准了。后来我才知道，核批的人是我父亲工作的同事，我父亲知道我申请入团的事，见到同事，问了一下，结果很快就批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父亲的家庭出身，虽然当时有些吃惊，但是那个时候，社会的环境已经好了一些，而且我是隔代，应该不会象父亲那样，因为祖父的成分而影响到一生。

父亲大约是1947年前后考入湖北省省立安陆师范学校，后来，学校迁至武汉改为湖北第三师范，也就是后来孝感师专的前身。现在这个学校已改称为湖北工程学院。父亲在上学期间是学生会主席，做过一些学运工作。后期正好赶上武汉解放，在武汉解放后学校又迁回安陆。那时已不能正常上课，到安陆后，参加土改和秋征（粮）之类的工作，最后于1950年元月毕业。由于上学时已参与了新政府的一些工作，毕业后，便直接分配到县委宣传部，算是正式参加工作。后来在计算父亲工龄时，有条文规定，解放前入团且从事工作的都应该算工龄，所以，父亲的工龄应该从1948 年当学生时算起。但几经申诉，均未能成功，参加工作的时间仍是按照1950年算，因而只能算退休，而不能享受离休待遇。后者的时间点是建国日期，1949年10 月1 日。这也使父亲退休后的待遇逐渐和母亲的离休待遇拉开距离。退休前，父亲的工资一直都比母亲高。

父亲正式参加工作后，基本上都是文秘之类的职务。早期做过工作队组长，文书，宣传干事，县委办公室秘书。1953年1月调到孝感地委党校任干事，代理班主任和教员。期间本已成为预备党员，但转正时外调人员对祖父地主成分添油加醋，把祖父病故说成是镇压，因而最后没能转正，这也成了父亲一生的遗憾。

灰心丧气之际，时任安陆县委书记刘大信欣赏父亲的文才，邀请回到安陆县委办公室书记处工作。虽然换了一个环境，但已经决定了的事很难改变，所以党籍问题依旧未能解决。1961年4月，又随刘书记调至徐家河水库，任管理局的秘书。文革开始后，调回到孝感地区农机局工作，随后下放至五七干校，直到1973年才调任至离母亲近的安陆县洑水区工作。父亲在那里工作了八年，1981年10月才调至安陆县农会任秘书，在此岗位工作到1987年6月退休。

这些经历都是我从父亲的个人履历表中查获的，简略而无缘由。然而，我自己对父亲的记忆，则是一些日常琐事。这些小事始于我五岁左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乡下外婆家，我们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父母在各自的干校，家兄在孝感上学。只有在春节的时候，一家人才会来乡下的外婆家，团聚几天。

当时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每到春节的那一天，即便是在农村，父亲还要按当地的要求，和邻居们一起，去生产队会计家，给伟大的领袖请安，宣誓。这种宗教般的仪式现在看十分可笑，在当年却是十分严肃，必须做的事。

第二事是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县城，碰巧赶上了大游行。那个时候，每当伟人有了什么新的指示，全国各地都会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贺。印像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看到热闹的场面，兴奋不已。父亲带着我，在拥挤的人群中，把我高举着看热闹。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狂欢的人群，拿着标牌，唱着歌，呼喊着口号，沿街而行。回想起来，那应该正是父亲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时候。

再往后，父亲于1972年八月去外婆家把我接送到刚从干校出来工作的母亲那儿。不久后，父亲也从干校出来，选择回到安陆工作。这样，我们三人有了常聚的机会。每逢周末，父亲都会骑车过来。放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去父亲那儿，在他的宿舍住几天。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母亲调回到县城工作，我也随之到县城上学。但直到三年之后，父亲才从洑水区调回城里，到县农委工作，那时我已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但至少父母又在一起，有了名副其实的一个家。

父亲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安陆县农委工作五年后，到了当时的退休年龄，没有丝毫的留恋，要求按时退休。退休后的生活倒是平淡而充实，除了在家弹琴，写字，看书，还参加过门球，等各种社交活动。

那个年代他们那一批人退休的年龄都差不多，而且他们又在安陆工作了几十年，所以老朋友很多。早上散步去河滨公园，晚上在门口的广场和老友门聊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几年，老朋友和老同事，都慢慢生病，故去，越来越少了，找不到聊天说话的人，他自己也逐渐衰老，身体每况愈下。两次脑梗后，在89岁高龄去世。

父亲在他七十岁的时候，就常说，他已是家族中最长寿的了，但最后能享年近九十，是他的运，也是我们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