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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转载《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谈推荐上大学》

作者：篝火

1973年底，我是国家实行社社办初中、区区办高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办教育的方针向下、向低层延伸，如果高中只有县城才有，那我是上不到高中的，因为那至少要徒步翻越我镇巴县的名牌大山——星子山，一百二十里。

毛主席办教育是向下延伸，发散型延伸。

有一天放学后，我出去走走。

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里外的公社，只见靳老师正在公社墙上贴上大学的报名名单佈告。这山外之山想上大学的人还不少，我望着布告，心道。

“李老师，你咋不报名?”靳老师问。

我慢悠悠的，玩笑地说：“你那布告上名字就写满了，哪有我的位置?”

“添个不就得了。”靳老师说着就转身进屋，拿出毛笔，在缝隙中塞上了我的名字，原本整齐的版面顿时显得别扭，真个是“名不正”。

选拔结果，不料灵济公社布告名单中胜出的是仅有的所在两个高中生——我和同学，只要求上交一篇作文作为考试。

实话实说，要是硬考，我是考不上大学的，大学还为我们补习了半年的初等数学。当时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所谓不幸，立于今天的高度看是微不足道的，是小见识，是浅见。因为我所指的不幸是指上初中数学课本就没有，只有老师手中有一本教材。记得那教材同类题很多，只要作会一道，其它的也照猫画虎会了。

又实话实说，对于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的政治性我还从未去思考过。直到近日看了扬一光同志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废除高考?》才一语惊醒梦中人，虽然我并不缺乏敏锐性和真知灼见。

我们进入大学校园，便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工农兵学员，也是时代的政zhi标签。

人总是最熟悉身边的事物，向外延伸着交往触角。从我最了解的我们数学班看，有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子，且用今天的话说是班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我看来她上嘴皮黑乎乎地有胡茬。尽管当时与我要好而不是相好，我有自知之明;有两个同学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其中一个是我同县的老乡，学习也好当的班长，后留了校。不过他的高等数学毕业考试成绩比我少七分，只有七十八分。除此外，全班其它同学大都是来自农民出身的农村子女。

我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来自老百姓!

那种认为“工农兵上大学，哪个不是走后门上的?大多数也是当时的权贵子弟，也有后门问题，绝不如高考公平。”是在用今天的腐败衡量那时代，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正如我在其它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人没有经历比较，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以我为例，是走后门上的吗? 大多数是权贵子弟吗?我最有发言权，我们是先报名经上级挑选。至于“绝不如高考公平”，形式上是，性质不是。

记得，我们数学班约有四个初中毕业上大学的，还有两个小学毕业生。我不知地方领导是怎么想的，太欠理智决择了。对于抽象的大学数学知识，这类同学的确是腾云驾雾，上中文系还可以将就。就我县这一届十几个工农兵大学生而言，毕业后的确有一个连小学讲台也站不稳的，并因此成了名人，其余皆一直稳在了初中讲台上，传承了一代教学历史任务，而仅有我与另三个化学系的同学在高中讲台直到将日落西山。

但，我想，小学讲台就站不稳的个别极端现象，这并非推荐上大学之过。

毛主席的创举，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向旧制度挑战的革命性尝试，难免有不成熟的粗犷性，毛主席难道会要下面推荐又傻又坏的人上大学吗?定是希望德智体全面兼顾，择优推荐，今天看来也可行。

从来，有哪个领袖如此心怀劳苦大众?

毛主席不伟大，谁伟大呢?

毛主席为的是改变少数富人垄断文化，以愚弄大众百姓的现象。

毛主席为的是工农大众，我们就叫工农兵学员!

从来，高分低能者普遍，“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并非打胡乱说。伟人更是看到了书呆子的迂气之弊，提倡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正是伟人高屋建瓴处!也与当今成了人们口头禅的“素质”教育异工同曲。

越研究毛泽东，反刍越有味，越觉得毛泽东不是普通的人，是位大菩萨转世。

毛主席独具穿透力，看出了知识份子因有知识的弱点。更看出了传统教育的弊端。

毛主席是知识份子，却未染上书呆气，保持了果敢性。

毛主席没有今天的大学一本学历，却是人类光明的导师……

一九七九年秋，我们作为最后一拨工农兵牌大学生迈出了大学校门，哪来哪去，社来社去，一张张面孔由陌生到熟悉，又由熟悉到陌生，聚散离合皆是缘。我先回本公社当民办教师，两个月后调入楮河下游一个老牌中学，开始了正式粉笔生涯。

而我，当年在大学课堂上，学习至多中等偏上程度，反应灵敏度与尖子生们比较差远了去了。说实在的，当时我的特长在哲学。但聪明不等于智慧，学历不等于能力，这人潜能的伸缩性，又勤能补拙，毕业当中学教师的第二年，国家对我们这另类大学生重新考核认定，我竟然是汉中地区之冠，几乎应该是满分一百!虽然一直未得用武之地。

推荐上大学的人，其课本知识考分往往不及尖子生们，也就是说课本知识接受能力迟钝一些。但人类科学文化史上有一种“反常”现象，有创见、创造发明的大都不是考试分数最高的。例如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学校都不是尖子生。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考分高的多是成为了知识的奴隶，而半拉子人往往思想活跃，有后劲、有潜力。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人类既成理则并非绝对。

这并不等于说考高分不好，只能少说明比分数低者记得多一些，不能代表所有。

单凭考试上大学只看重了笔试理论考分，似乎这就足够体现一个人的能力了，却没看出高分低能现象很普遍，理论与实践还有一大段距离，或者只能掌握一门专业，用来工作生活，谈不上创造。我们从初中到大学的教育尤其中学严重脱离实践，塑造运用型人才而非创造性人才。

当年毛主席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的尝试可“德能”兼顾，并打破权贵垄断文化的现象，为了平衡工农大众与权贵掌握文化知识的比例、兼顾实用性教育，毛泽东毅然向传统科举宣战，废除高考，推荐上大学。

但，在今天我们要克服推荐与科考二者的弊端，将两者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我粗浅地觉得，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完善:

一、必须复兴社会主义公有化、集体化

二、平衡师资力量，应着力向下延深办教育而不是收缩，恢复毛时代偏远教学点、村村有小学、镇镇有初中、间办地域性高中

三、大学录取方式必须德、智、体三方面按比例录取，而不是走过场，实际上只看考分。高中学制应当有深入实践锻练的时间，德育评定由有德有阅历的教师组成，初、高中切实抓体育而不是放羊式、简单式。

如此，改革传统单一的答卷科举考试模式，践行以上三条，将更能显示出教育生气，一定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变革!

不妥处，请高手补充，大家集思广议，拳当闲聊天下事。

毛泽东在国民党宣传部时办农校
　







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任职时提出围绕革命进行宣传计划，组织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培训农民运动骨干。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届主任或所长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员也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由毛泽东主持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至六期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1600多名学员，有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亲自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时，在教学中更是注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1926年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把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前五届的主任制改为所长制）。

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后，农讲所气象更新：第一，严格了招生条件。第二，培训内容更系统。第三，加强课外理论研究。第四，注重学员从事实际农民运动工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实习。第五，为了使学员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农村状况，注重培养学员调查研究的本领。第六，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内容更系统的表现是，总共开设25门课程：《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状况》《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苏俄状况》《中国史概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法律常识》《统计学》《农业常识》《农村合作概要》《各国革命史》《革命画》《革命歌》等。同时，课程讲授质量大有提高。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他还聘请共产党人周恩来、萧楚女、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于树德、罗绮园等分别讲授有关课程。此外，毛泽东还邀请瞿秋白、陈延年、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到农讲所讲演，扩大学员对革命知识和革命形势的了解。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发展党员和团员，壮大共产主义力量。

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同时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他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标志。在这篇引起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注意与研究的论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了发动农民夺取地主、军阀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广大农民起来为推开地主政权、建立革命政权而斗争。”

1927年1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广州革命政府迁到武汉。在毛泽东倡议下，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3月，毛泽东、邓演达等在武昌负责第七届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设置29门课程，目的是加强对学员进行国民革命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和中国农民运动及趋势的教育，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懂得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策略及方法，同时把军事教育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课程增设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内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深入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对组织广大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农村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播下了革命种子。

毛泽东在苏维埃办全民免费教育



　　



“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应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动教育宣传。”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思想，在他与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终于实现了。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第八条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应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反动教育宣传。”

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的相关条款提出：“改造红军的质量（按照现代战术条件去组织战斗单位，创办红军学校，出版军事法令书籍等），以提高红军战斗力去战胜革命的敌人。”

并且，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这些法律、法规条文充分体现了担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让广大人民获得教育权、享受教育机会的思想。

此外，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成人教育局、社会教育局、初等教育局以及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农业学校等机构。临时中央政府还制订、颁布了《教育行政纲要》等22个重要文件，使教育工作有章可循。

临时中央政府有关教育的法规和文件有战时特点，一切都是为夺取革命胜利服务。1933年4月，政府颁布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一条规定：省、县、区、市教育部及乡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正确执行中央政府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等，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使能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以争取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的胜利。《纲要》还规定了各级教育委员会的职责，如乡教育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进行广泛的识字运动，建立识字班、夜学、列宁小学等。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毛泽东阐明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措施包括：注重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又关注职业技术教育、业余教育，普及儿童义务教育；注重教学管理和效率，注重编写新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毛泽东先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苏区中央局党校、列宁师范学校、红色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他还亲任红军学校政委、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

毛泽东倡导尊师重教，在保障前方作战的物质需要的前提下，尽量保障各类学校的经费供给，提高教师待遇。因此，中央苏区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仅办起了不少大学和职业学校，又努力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成绩突出。从性质与功能看，中央苏区教育不仅同革命战争、同劳动相结合，更同未来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