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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资本主义课需走资本主义道路





《补资本主义课需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邓小平及右派们口头上的借口及行动上的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开左灯往右转。证据如下：

走资派邓小平说：“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实，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的顶层总设计师邓小平，并非真的打算在资本主义补课后回归社会主义。有“内部谈话录”，披露了补课改革总设计师走资派邓小平的幕后心机：

走资派邓小平：“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走资派邓小平：“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

走资派邓小平：“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

还有，1989年5月，访华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走资派邓小平会谈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间，居然发生了一段关于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离奇而又不离奇的心腹交流：

苏联走资派戈：“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引者注：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再搞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这是“先政治民主化、后经济市场化的硬着陆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说是“休克疗法模式”。)

中国走资派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效益很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益很高。我们不要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再转轨，而应当先利用共产党执政权这个方向盘进行转轨，搞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后，再完全转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软着陆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说是“温水煮青蛙模式”。)(《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另外，前苏联走资派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内心坦露，也惊世骇俗：在苏联解体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周新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叛徒嘴脸的自我写照——读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有感》，《求实》，2001年02期) 听听这些讲话，明明应该是小布什之流对共产主义的咒骂，怎么居然成了共产党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权阶层，当借助市场化私有化抢劫而成为巨富特权阶级以后，为了逃避人民对其原罪和现罪的历史大清算，为了子孙后代能够安全继承巨量的不义之财，他们往往堕落成为卖国势力。这些权贵家贼，是比外鬼更急于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心腹大患。

顽固坚持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二元论混合历史观的资改派精英，为了官僚精英特权集团的私利，非要引领社会主义国家再爬一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结果发生了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的历史大跃退!

喷发社会主义灿烂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却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体化的社会化生产力，尤其是当代“互联网+”智能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却不断地聚集着更为猛烈的生产力熔岩，必然会冲破重重阻碍，再度喷发出更加灿烂壮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花朵!

其实在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到底有没有客观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关于这些基本问题，新自由主义资改派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人为空想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等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了，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无疑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谬论，其哲学根源，是歪曲、修正辩证唯物史观的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

机械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是：绝对化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无条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虽然有时也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并不承认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机械唯物史观，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资改派精英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号，贩卖的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和精英创造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它从哲学根源上将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引向了歧途。

辩证唯物史观的科学精髓在于：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这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这是历史观的辩证法灵魂。辩证唯物史观是一种整体系统论观点，它不但重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小系统，而且更重视世界的生产力大系统，同时把小系统(如同小海湾)放到大系统(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关系。

根据辩证唯物史观，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能仅仅从局部的国家本身找原因，而应该联系整个世界经济大系统进行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大系统发展到垄断市场经济时代，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全面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孕育成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客观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却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呈直线式正相关关系，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达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向。这是因为：在美欧发达国家，一是资本专制的力量特别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革命危机的爆发。二是西方强国能够对外进行财富掠夺，转嫁经济危机，并运用对外巧取豪夺的部分财富对内搞一些安抚性的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革命危机的爆发。

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殖民性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能向国外转嫁经济危机，反而要向帝国主义宗主性市场经济国家输送财富，引入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叠加效应，使其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革命危机空前激化，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这就好像火山爆发，地球中的熔岩，并不必然垂直地从地表上喷发出来，而是往往在长途的迂回奔袭中，在地壳的薄弱环节上爆发出来一样，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熔岩”，虽然主要孕育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也并不必然就地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上率先爆发。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灿烂花朵，并没有直接开在美欧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的后发细枝嫩芽上。这是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规律性使然。

这说明，在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完全具有世界生产力大系统的客观必然性。其实，不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是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封建社会的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孕育成熟。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基本制度，却没有在封建经济政治最发达的东方国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经济相对落后，封建政治统治相对薄弱，社会矛盾激化的西欧国家荷兰、英国等国家率先建立(此后一个多世纪，才发生了以瓦特蒸汽机为开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按照资改派的逻辑，这些率先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应该是空想的社会制度了!

另外，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以后，是否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辩证唯物史观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中，世界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先进生产技术成果)和先进精神文明成果(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具有超国界的传播扩散作用，可使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借助水往低处流的低位优势和先进社会制度的高位优势，发生后发跳跃式发展。只要社会化生产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先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植根于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的先进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和跨国界流动影响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革命危机严重的国家，完全可以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公有制经济基础，然后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甚至实现生产力的后发跳跃式发展。事实上，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时期内，利用在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的低位优势和先进社会制度的高位优势，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后发跳跃式发展。

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毛泽东，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辩证唯物史观。

恩格斯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列宁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在《读苏联的谈话》中则更经典地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发展起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页)

在这里，导师们既唯物地强调了生产力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对“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机械唯物史观谬误，辩证地强调了上层建筑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等等。导师们在普遍联系、变化发展中掌握的这种唯物史观，既否定了精英主义的主观唯心史观，又否定了经济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是真正的马恩列毛历史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史观。

若如同资改派精英所宣扬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发达了以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那么，当代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已经超级发达了，为什么迄今仍未进入社会主义?为什么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甚至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计划经济能够取得令世界震惊的发展成就?而为什么经过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补课，资本主义发达了以后，却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跃退?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的富人穷奢极欲，穷人买不起房、治不起病、读不起书，生不起孩、养不起老、救不了业，是社会主义?不是说补课后资本主义发达了再回归社会主义吗?现在资本主义发达了，如何和平回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补课恶补强造出来的强大官僚精英买办资产阶级，愿意交出天量的不义之财、和平回归社会主义吗?!霸权主义允许你终止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回归社会主义吗?!

毛泽东：学制缩短课程多害死人






毛泽东：学制缩短课程多害死人！

这句话出自毛泽东于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史称“春节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当时教育制度中的学制长、课程重、考试死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主张进行“教育革命”。

核心观点与语录摘要，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当时的教学现状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课程负担：毛泽东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又说：“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再说：“书不一定读得很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

对于考试制度：毛泽东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

毛泽东主张：考试题目公开，甚至允许学生“交头接耳”或参考他人答案，认为“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

毛泽东论学制与教学：

“学制可以缩短。”

批评“注入式”教学（灌输式），提倡启发式教学。

允许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认为“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

毛泽东认为学生脱离实践：批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认为学生应该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

历史背景与影响：

反对“繁琐哲学”：毛泽东将当时臃肿的课程设置比作封建时代的“繁琐哲学”，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会摧残人才。

教育革命的前奏：这次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深层忧虑。他担心学生在书本中腐化，脱离群众，从而滋生“修正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社会实践，包括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其中正式明确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方针。

转载：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１〕（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作者：毛泽东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附：《春节谈话记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

康生：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宣统的叔叔载涛生活苦。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过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空了。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在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中国反美，北京过去有个沈崇，全国反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骂得好。不久以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停止公开论战；2、再派专家来；3、中苏边界谈判；4、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生：质量差。

主席：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大庆油田××多投资，三年时间建成××万吨油田，××万吨炼油厂，投资少，时间短，成效高，文学海赋值得看看。

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大学生也要学习解放军。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事业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根本不会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

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章士钊：他是革命派的。

主席：陈叙老，你是研究系，章土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主席：黄老，你的家如像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主席：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我们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同志谈谈。

×××：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

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廿六、七岁了，比苏联多二、三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廿三、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科学的，毕业的年岁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作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廿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廿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最近××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工作。总之要搞的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门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也可以当兵。

×××：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此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的岗位。

毛主席：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主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等，那是不行的。

×××：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

毛主席：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令、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令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

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请××同志搞个专门小组研究。

毛主席：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要停止。

×××：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门门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

毛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是书法吧。

毛主席：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主席：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化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化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没五八年，就没有现在水平。

毛主席：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主席：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二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劳动回来后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主席：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气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预科一、二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一、二年的预科。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

毛主席：还有到军队去锻炼。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

××：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大学如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主席：对了，要多样化。

××：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主席：这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钢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等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元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主席：多化四千万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主席：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主义失败论






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引来苏东剧变之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们就鼓吹“共产主义失败论”和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终点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的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以及在国外的反共华人们也跟着鼓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空想论，不可行论”等等之后，那么，在全世界一统式的新旧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资产阶级反共分子们得出了如下结论：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成了落后空想的社会制度，而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成了先进永恒的社会制度！

反观资本主义制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经在封建王朝的多次复辟中反复失败过，若按照走资派右派反共分子的邓小平们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逻辑，封建主义制度是否也是“历史的终结”?在当时被推翻的封建主义制度之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制度?而且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代替另一种封建主义的私有制，尚且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多次的阶级斗争和不断地来回复辟与反复辟的多次较量，难道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甚至是更为长期、更为残酷的反复的阶级斗争的较量?!

人类的社会实践，有成功和失败之分。而成功和失败，又各自都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之分，战役的和战略的之分，现实的和潜在的之分，暂时的和最终的之分，部分的和整体的之分，根本的和枝节的之分，本质的和表面的之分，真正的和虚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之分，等等。而这种区分，离不开一定的标准。运用正确的标准，正确地分析评价实践的成败(成功、失败)和是非，不能说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严谨问题。

论英雄、评是非离不开实践的成败，但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论英雄、评是非。同理，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也离不开实践的成败，但也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论是非。如果仅以首轮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成败论是非，即真正的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引来苏东剧变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被走资派复辟为例就得出““共产主义失败论”和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终点的“历史终结论”。“的结论是否太早了。每一个新生事物都是经过多次反复的失败再失败之后才获得最后成功的。何况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工程。

既然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为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检验标准?这里涉及到“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而，客观现实无疑是真理的标准。列宁说过：“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0页)这说明，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客观现实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人类诞生以来的客观现实，不仅存在自然界的客观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人类社会实践这种新的客观现实。社会实践是将人的主观与现实的客观结合起来的中介，没有这种人所参与的客观现实，根本就无从认识真理。所以，也可以简要地说，社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必须注意的是：“客观现实”，不但包含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而且也包含无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会实践”大得多。所以，即使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从精确上说，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实践和客观现实作为“真理的标准”，并不涉及检验主体，只是个自在的客观标准，它不会自动地去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须通过人们正确地运用真理的标准对理论进行检验才能完成。这说明，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仅有客观的“真理的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即习惯上所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概念，二字之差却产生了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无疑指的是本义的真理。而“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已经引申变异为“理论”概念了。因为，人们之所以要“检验真理”，是因为对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是否是真理存有疑虑，如果没有任何疑虑，还检验它干什么?

所以“检验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实际上指的并不是本义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内的全部“理论”。因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规范说法应该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不涉及检验主体，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则必须涉及检验主体。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要求人们作为检验主体必须具备必要的素质，必须能够正确地运用真理的标准进行检验，就像给人检查身体的医生，必须具备医务人员的合格素质、必须能够规范操作，是一样的道理。

因而，“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绝不是唯一的实践标准，而是个复合标准：既包括客体标准——实践基本标准(即真理的标准)，又包括规范指导检验者的主体标准——真理指导标准(人类已经创立的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统帅的一定真理系统)。在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实践基本标准和真理指导标准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标准，离开实践基本标准，真理指导标准只是个抽象的标准，根本不能唯物客观地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而离开真理指导标准，实践基本标准根本不会能动地解决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现的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性与其内在体现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系统整体的辩证性之间的矛盾（即合格的实践标准同不合格的实践标准之间的矛盾)，也不会能动正确地检验理论的真理性。

总之，如果说，用同一个真理检验同一个真理，是自我循环论证的话，那么，用“真理”指导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逻辑又必需的论证。

在检验理论真理性的过程中，正确运用实践标准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要解决“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理论的基本标准”的问题。米尺是测量长度的标准，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标准，而是自然物经过人类改造的产物，粗制滥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长度标准。同样，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标准，而是必须经过人类的理性改造和运用，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指导的理性改造运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实践标准。合格的实践标准，决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歪曲的、甚至是虚构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系统整体性的客观真实的社会实践。且不论虚构的社会实践，即使真实的社会实践，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现着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等形而上学的性质。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实践标准，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极端，就否认了人类已经掌握的真理系统是进一步认识世界、检验理论所必不可少的科学指导标准，就否认了人作为检验主体必须具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在实际运用上必然表现为“实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猫论，只能为了私利和偏见实用主义、瞎子摸象、指鹿为马地歪用实践标准。这样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往往死不认账。一个政权如果操起这种猫论哲学旗幡，必然会使权力运行堕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决“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作为检验理论的合格主体”的问题。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合格主体，关键是必须具备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检验主体的人，其技术素质无疑是基础性的，而其政治素质则是统帅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都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无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理，其运用过程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领域的合格检验主体，首先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立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作为检验主体的人，若达不到真理指导标准对其的基本规范要求，甚至连公正的良知都没有，还谈何正确地运用实践标准?谈何正确地检验相关理论的资格?比如说，让皇帝和官僚来检验农民起义;让资本家及其乏走狗来检验马克思的《资本论》;让汉奸公知来检验普世价值;让美国鬼子来检验抗美援朝;让孟山都势力来检验中国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让土豪劣绅来检验土地革命;让官僚公知来顶层检验文革;让资改精英和西方势力来检验改革开放;让尚未暴露的凶手来检验作案现场，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结论，岂非异想天开?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人民群众才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真正主体。

真理作为检验理论的指导标准，并非是唯心主义的标准，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实践标准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对性、外部联系的“形而上学假象”等等，决定了其根本不会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这些先天不足，必须由真理指导标准予以理性弥补——如果认为只要有社会实践，无需人类已经获得的真理理念指导，就可以发展理性认识，那么野人早就个个都是理论大师了!而作为真理体系统帅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根本规律和灵魂，它作为检验理论的指导标准，能够反映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的动态系统的整体现实客观性，这才是最可靠的现实客观性。

而很多事情往往是复杂的，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不可能确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往往要受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制约。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许真理，他们也往往不会去践行。因为，“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

关于一切真理性的、科学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观性，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第 181页)。

而对于客观实践标准来说，即使其时空跨度再大，也只能是无限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存在，并不能代表整个的客观现实，只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观性。但作为真理标准的客体(包括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和无限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客观现实)，却是一个具有无限性的客体存在系列，具有完全的客观性。所以，一个不具有完全客观性的实践标准，根本不可能成为“唯一”地反映客观现实完全客观性的真理标准。就像检验“空间是无限的”理论，唯一靠人类的高速飞行实践，即使其速度再快、时间再长，也永远得不出空间无限性的必然性结论，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的指导，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实践基本标准与真理指导标准只有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现实运用中的检验理论的标准具有尽可能完全的客观性。当然，由于真理的相对性和实践的相对性，使得检验标准的绝对完全客观性，只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极限;不过，人类在全面性要求的正确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却可以使现实运用中的检验标准，无限地趋近这个极限，而不是背道而驰!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真理指导标准的必要性。

关于这一点，列宁的下列论述很经典：“实用主义……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143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当然，“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

列宁的精辟论述揭示了，正确认识和运用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严谨哲学、科学问题，即使认识到其真谛，操作起来也是一个大难题，就像学习武林剑侠绝技一样，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为武林高手，更不用说不谙武林的真谛了。而一句武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暴露了实用主义者们在哲学上的愚昧无知和别有用心!

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过程也说明，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绝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指导标准，真理理念“舍我其谁”？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指导，而真理理性认识，是实践的唯一正确指导。认识真理，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人的认识，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认识。而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属于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和实践。但仅仅依靠实践和感性认识，并不能自动得出真理性认识，还必须根据人类已经获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导对实践材料和感性认识的科学改造，才能上升为真理性认识。也可以说，没有真理指导标准所要求的合格认识能力、认识态度，想仅仅通过实践材料(实践标准)和感性认识去正确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无疑是异想天开!猴子也有实践，为什么检验不出真理?不就是因为认识能力不行吗?茅于轼之流也有实践，也有某种认识能力，为什么却瞪眼喷汉奸胡话?不就是因为认识能力(理论思维)和认识态度(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卑下吗?

毛主席经典地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毛泽东：“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毛泽东：《实践论》)

可见，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理念的指导，不经理性的“科学地改造”，仅仅依靠实践，永远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认识。

而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却将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马列毛主义真理体系在检验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统帅指导，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联系，只能使认识陷入实用主义的粗野极端。实际上，在所谓的用唯一的实践标准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导，而是只排斥真理指导，尤其是刻意边缘化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却放纵实用主义的理念指导标准——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猫论、摸论、不争论、唯生产力论”等特色理论——大行其道。他们所极端化的实践标准，并不是客观的、科学的、唯物辩证的实践标准，而是被实用主义扭曲的实践标准——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剑的、牛头马面的、指鹿为马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实践标准。

例如，在走资派邓小平的二代核心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哲学舆论风暴中，上演了对四人帮的审判，“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破坏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状，但是审判结束才五个月，《1981年历史决议》就将文革全面否定为“浩劫”，于是，“破坏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实际上就联动变化成了“破坏浩劫”的革命功勋。然而，“破坏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圆其说?管它呢，再贴上个“文革余孽”和“极左”的补丁就得了!这真是，同一个实践行为，一会儿贴上个“破坏文革”的反革命标签，一会儿又自相矛盾地变化成了“破坏浩劫”的革命标签，但不管标签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说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坏文革”的罪名从组织上铲除文革派的中坚，再利用“浩劫”的罪名从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后再用“文革余孽”和“极左”的罪名从组织上政治上全面收官。这，就是“用实践标准唯一检验”出来的“真理”!原来，阉割真理指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就是“胜者王侯(正确)败者贼(错)”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哲学旗幡!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只能是以机械唯物史观和精英创造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为基础的、用“实事求是”掩盖着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猫论!所以，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绝不能将实践(的成败或歪曲的成败)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必须将包括社会主义实践在内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作为基本标准，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真理体系，作为指导标准。否则，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乱，最终只能是权力意志说了算，由权力顶层实用主义地设计“理论思维”，“不争论”地宣判理论和路线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