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客人

 我们当天上午即到达了武汉，下车后找旅馆时遇到了麻烦。城里家家旅店门口都悬挂着客满的牌子，一连跑了几个地方，都被店主拒之门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科想起，去《长江日报》社，找原《中南工人报》时的老同事张金山，看他家里可有落脚处。张在1954年《中南工人报》撤销时，留在了汉口《长江日报》，出任该报编委。他家房子大，估计去他家暂住不会有问题。
说干就干，我和两个儿子就坐在一家商店门口，正科挤公交车去了《长江日报》，约好了在这里等着。
我们是下了火车后，就马不停蹄奔波在找旅店的路上，走了多少冤枉路，还是满负荷大包小包，我真感觉累，恨不得躺倒休息一下。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都不曾找着落脚的地方。我们母子三人坐在人行道石坎边，有些像旧社会时逃难的，真是狼狈不堪。
眼巴巴的终于等到正科回来，结果，他带来的是坏消息：张金山自身处境困难，他目前被报社造反派拉下马，靠边站了，就这样还不消停，造反派勒令他干体力活----在锅炉房烧开水！他不敢接待我们，怕造反派找他的麻烦。他只款待了前老同事一碗白开水，留正科吃了大食堂的一顿午餐，就匆匆和老同事告别了。
我听了正科的坏消息，不由得在心里喊道：老天爷呀！这是什么世道？人与人之间为何竖起了一道隔离墙？老战友相见，都不敢在一起说话叙家常，世态炎凉，文革所赐，令人在武汉的骄阳下不寒而栗！
最后，我们在汉江路找到一家大众澡堂，该澡堂在白天开放供人洗澡，夜晚开放供人过夜。店主人告诉我们，明天才有单间客人离开，今晚只有大池通铺。我们实在走不动了，管它大池小池，单间还是通铺，将就一晚是一晚，横直我们只打算在武汉停留两天，看看长江大桥而已。
也许我的亲朋好友会问：你们不是在武汉生活过六年之久吗？为什么不去找找其他的同学和同事？
我的回答是：武汉当时正闹着：”王立事件“，百万雄师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派性斗争你死我活！我们不敢随便去找熟人，因为彼此都不了解各自现状，怕给别人惹上麻烦！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亲不亲，派上分！鬼才知道你和对方是哪一派？老同学和老同事都避嫌疏远了。
第二天我们一家搬到了那个单间，早餐过后，就敢出门了。因为行李不用看守，不像是大池通铺，人来人往不安全，必须自己看管行李。我们先去了武汉长江大桥参观，那时候，黄鹤楼还没有修建，东湖也没有逛，一家人仅在长江大桥桥头下摄影留念，算是此次武汉故地重游的纪念。
我们沿途步行观看了武汉城市的变化，发现阔别十几年的武汉市容市貌没有什么变化，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也是一片萧条，市场不景气，昔日的繁荣不见了！食品供应跟昆明也差不多，奇缺匮乏，就连早年间当地人经常吃的孝感麻糖都不见了踪影，让人平生今不如昔的感叹。本来计划带点土特产，像是：奶油瓜子，孝感麻糖回家的，可是副食品店里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你都不用想，就知道原因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搞得各行各业生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不聊生，人人心里有怨气，但又不敢外泄，压抑得令人喘不出气的感觉。
结束了在武汉的逗留，我们坐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没有买卧铺票，因为那时的经济不宽裕，没钱去享受卧铺车的舒服，只能买硬座车票，不舒服不说，人还很挤。
文革中，铁路上流行：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谬论，列车晚点成为家常便饭，走走停停反倒成为正常现象。车上无人管理，车票可买可不买，随心功德，全凭个人觉悟，车厢过道，也坐满了人，你要是去上厕所或是去餐车都行走困难，因为造反，列车员形同虚设，根本没有旅客服务一说，开水不送，地板不扫，车厢内部肮脏不堪。文革前的为人民服务作风，全都被“革命派“革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
火车好不容易来到云南宣威车站，前方传来噩耗，曲靖地区嵩明路段发生两派武斗！火车不得不停运。
火车停靠宣威郊区，我们想要下车去市里找点吃食，可是又不知道列车什么时候重启？万一我们下了车，它又开启，我们岂不更糟！无奈，只好坐在车里干等，肚饿口渴也只好熬着。我是实在困乏，估计是血压高升，头昏脑胀，也不管车厢地板如何不卫生，直接躺倒座椅下面睡觉。那种狼狈模样，至今回想起来，都不禁感觉十分可笑。
我终于睡了一觉，大约三个小时后，火车才重新启动，悠悠忽忽来到了昆明站，晚点了五六个小时，算是不错了。
到家后，我的头疼越发厉害。第二天就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医生一量血压，好家伙，高压：180，低压：100！医生给我开了降压灵，又开了休息一周的病假条。我是在家休息了一周后，才去了广播电台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