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涧采萍

1547年2 月20日，亨利八世去世后三星期，伦敦西敏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里，一个表情凝重的九岁少年庄严地走过大教堂的中央走道，王国内所有顶级王公贵族们都集聚在此，祭台旁司仪手捧象征英格兰王权的王冠、宝球和王杖，走道两侧众人齐喊：“国王爱德华、国王爱德华、国王爱德华！”，都铎王室的第三位君主爱德华六世正式登基。

图1：爱德华六世
King Edward VI: CORONATION

此前一天的19号，伦敦的大街小巷就挂满了绣着狮子、凤凰和玫瑰花的旗帜，狮子和凤凰分别代表了新王的父亲亨利和母亲简西摩，玫瑰则是都铎王室的象征。

爱德华六世的登基，对被宗教改革所分裂的英格兰人民来说，其意义之重大无异于旧约中的约西亚王。古代犹太南王国的第十六任君主约西亚王，不也是八岁登基吗？少年天子登基后不久，大祭司就在神殿里发现遗失已久的摩西律法书，之后犹大国不正是在他的带领下砸烂异教偶像、摧毁异邦人丘坛而回归神的正道吗？因此，对于英格兰教改两派来说，爱德华六世的登基都充满了象征意义和希望。在他们心目中，少年天子正是神赐给英格兰的约西亚王，会带领英格兰彻底铲除“邪说”，恢复“正统”。

亨利八世1月28日凌晨去世时，他的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和帕尔王后在格林威治宫过完圣诞节后，太子爱德华回到伦敦北边的赫特福德城堡（Hertford Castle），大公主玛丽回到城堡隔壁的赫特福德庄园（Hertford House），二公主伊丽莎白则和自己的侍从们回到位于两地之间半路上恩菲尔德的埃尔幸宫（Elsyng Palace, Enfield）。

图2：埃尔幸宫，都铎王室皇家育儿院，现已不存在，这是20世纪根据历史文献和当地政府挖掘遗址信息而制的恢复图
Elsyng Palace: A Royal Tudor Nursery - The Tudor Travel Guide

亨利八世驾崩后，太子大舅爱德华·西摩以及两位国王秘书邓尼和派杰特需要赶在其他人之前首先见到太子，还需要先于其他人知道十六人摄政委员会名单。于是西摩和宫中司马安东尼·布朗爵士（Sir Anthony Browne）第一时间带领300骁骑一路向北狂奔25英里到达赫特福德城堡。

第二天，也就是1547年1月29日，西摩将太子爱德华送到恩菲尔德与姐姐伊丽莎白公主汇合，并在这里将他们父王的死讯告知13岁的伊丽莎白和9岁的爱德华。爱德华六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约翰·海伍德爵士（Sir John Hayward）后来写道：“从没有人能够如此甜美地表达悲伤，似乎是他们的面容美化了他们的悲伤，而不是他们的悲伤掩盖了他们的面容。”[1]

毫不奇怪的是，此时教皇派大公主玛丽就在离赫特福德城堡不到半英里的赫特福德庄园，西摩一行人并没有将亨利八世的死讯通知玛丽。不仅如此，西摩还告诉派杰特，在新君继位事宜确定之前无需让其他人知道完整的先王遗嘱内容，并指示将计划中的大赦放在爱德华登基之后由新君颁布，以树立新君威望。

图3：伦敦、恩菲尔德、赫特福德城堡位置

总之，亨利八世去世后的那几天内，国舅爷爱德华·西摩充分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领导才干。1月31日，上下两院议员齐聚在上院议事厅，由派杰特公布摄政委员会成员名单。当天下午，摄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由枢密院一纸文书任命西摩为护国公（Lord Protector of the Realm），同时讨论十六名顾问的爵位擢升。

2月1日，新君和朝臣齐聚伦敦塔，由派杰特向所有人宣读亨利八世遗嘱完整内容，亨利在遗嘱中特别强调：在没有多数票书面认可前提下，该摄政委员会中任何人都不得单独执行本遗嘱中所说任何事宜。枢密院告知新君已多数票同意任命大国舅西摩为护国公并请求新君批准，之后所有朝臣一起宣誓效忠新王。

爱德华六世的顺利登基，使得英国宗教改革连续性得到保障。约翰·福克赛（John Foxe, 1516-1587)在《福克赛殉道者名录》（Foxe's Book of Martyrs）中这样写道：事务开始呈现出新面貌，如同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新演员，老演员们被淘汰。

换言之，一朝天子一朝臣。

温彻斯特主教嘉丁纳和诺福克公爵这两名反对新教改革的教皇派都在新君登基大典后淡出政界，回到各自老家蛰伏。之后这两位都在玛丽一世时代重新得到重用，但这是后话了。眼前的国家大事事无巨细都是护国公爱德华·西摩说了算，仅在名义上不是国王但却掌握了国王的权力，西摩甚至在外交信函中称法兰西国王“我的兄弟”。

让护国公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亲弟弟托马斯·西摩首先开始和他内讧。

同时代传记是如此描述托马斯·西摩的：性格勇猛，衣着光鲜，身材魁梧，声音宏亮，但却有华而不实之嫌 （fierce in courage, courtly in fashion, in personage stately and in voice magnificent, but somewhat empty in matter)。

托马斯不服气，同是新君的舅舅，为何他哥哥可以位高权重，自己却被排除在权力巅峰之外。托马斯第一时间要求摄政委员会任命自己做爱德华六世的宫廷主管，这样不仅能贴身伺候和影响尚未成年的国王，还能进国王枢密院。但这些对托马斯来说远远不够，他开始想方设法进一步谋权。

做为第一步，托马斯在亨利八世死后不到50天就娶了先王遗孀凯瑟琳·帕尔。如此匆忙成婚也是他的小算盘之一，因为如果短时间内证实帕尔有孕，那就不能排除孩子是亨利八世的种这一可能性，而且如果是个男孩，这个孩子在继承人地位上就会排在玛丽和伊丽莎白之前。虽然帕尔做王后时亨利八世因为建康问题很可能已经没有性功能了，但只要凯瑟琳怀孕时间对的上，那就有戏可唱。

对她们的继母如此着急地在她们父亲尸骨未寒时就改嫁，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公主当然是很有意见的。此时伊丽莎白才13岁，玛丽已经31岁，但两人之间的性格和能力差别此时就已经很明显。伊丽莎白告诫玛丽不可大意，不要多说话，因为敌人太过强大了。

托马斯娶了凯瑟琳·帕尔后，枢密院封了他男爵，并颁给他终身海军司令这一荣誉军衔，但这只是越发鼓励了他的野心。

因伊丽莎白公主尚未成年，继母帕尔还是她的监护人，是以伊丽莎白1457年初夏跟随继母继父从伦敦搬到格劳斯特郡的萨德里城堡(Sudeley Castle)。

到1457年9月，伊丽莎白公主满14岁，托马斯·西摩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凯瑟琳·帕尔发现丈夫经常一大清早就穿着睡衣跑到伊丽莎白卧室，当着仕女的面和伊丽莎白调笑。而情窦初开的伊丽莎白身边没有同年龄男性，除了和仕女在庄园里骑马之外，也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是以难免对这个高大英俊且富于男性魅力的继父产生好感。

为了保护公主的名誉，也为了防止无法挽回的丑闻发生，伊丽莎白和嬷嬷凯瑟琳·艾希丽（Katherine Ashley）一起被送回哈特福德庄园公主府，艾希丽从伊丽莎白两岁起就照顾她，一直被伊丽莎白昵称凯特（Kat）。主仆二人后来都会发现，在萨德里城堡这几个月的经历会在不久的将来反噬她们，也让伊丽莎白第一次体验到身边处处有财狼的政治险恶。

欧洲各国很快发现，爱德华六世的英格兰和亨利八世的英格兰完全不同了，护国公和国王周围的小圈子已经全部变成新教改革派， 而英格兰的新教教义也在向着路德宗方向靠近。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对英格兰教会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规定只能用英语做礼拜，将圣事礼仪大大简化，允许平教徒同时接受圣餐礼面包和酒，圣餐礼“变体论”被彻底摈弃。亨利八世1439年出台的重新确认旧教教义的《六条信纲法案》被推翻。[1]

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接着在1549年公布了英国国教的第一份《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对日常和主日礼拜仪式以及洗礼、婚礼、葬礼仪式做出统一规程，英格兰的政治和宗教现在变成了一只手掌的上下两面。

大主教克兰默还开始邀请欧洲改革人士到英格兰讲学，并让他们在牛剑这两所大学担任重要教授职位。随着英格兰宗教环境的改变，在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教皇势力强大的国家不受待见的新教改革人士纷纷开始将英国当作避难所。这些人士都受到当时欧洲最前沿改革者让·加尔文（Jean Calvin）的影响。和1529年教改初期剑桥引进路德宗理论一样，这些欧洲学者和教改人士也开始将加尔文主义带到了英国。

加尔文是法国人，1509年出生于法国皮卡第大区瓦茨省的努瓦永（Noyon），父亲是当地教堂的公证员和书记员。尽管父亲让他子承父业去做律师，但加尔文的志向在神学。年轻的加尔文很快发现自己不仅有敏锐的系统思维能力，更有超群的管理和组织能力。1536年，年仅26岁的加尔文用拉丁语出版了《基督教教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在书中勾勒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罗马教廷的“神的新城”。

和当时其他神学理论权威的集体创作不同，加尔文仅凭一己之力就在短时间内创建出一套即完整又具权威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最中心的是“预定论”（Predestination）。

为了躲避法国国王和教会迫害，加尔文逃到日内瓦。在这个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加尔文如鱼得水，得到由200人组成的大议会和60人组成的小议会的支持，不仅给了他专门负责宗教改革的部长职位，而且由市政府以及商界出资让他在日内瓦办学、传教和讲座。加尔文实际上成了日内瓦的道德警察，负责监督日内瓦各级民众的信仰立场。

预定论建立在新约保罗书信和基督教早期理论家奥古斯丁神学基础上，其中心学说很简单：神在奠定地球基础之前就已经预定好谁进天堂谁下地狱。做为全能的神，祂当然已经知道谁是被选者谁是堕落者。如同保罗在《罗马书》9:21中所言，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谁进慈悲荣耀的瓦罐、谁进愤怒耻辱的瓦罐，一切都已经被全能的神预定。

在教义上，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比路德宗的“因信称义”更加激进，它给信众带来的不仅是知道自己被选得救的欣喜和慰籍，更给信众带来一种道德优越感。一百年后英国清教徒奥利佛·克伦威尔带着“天命感”发动英格兰内战的巨大内心动力正是来源于此。

“真教会是由真正的神选之人组成，而一旦被神的恩典选中，你就不会再堕回到罪恶之中”。这是爱德华六世登基后的那几年英格兰教会官方推行的教义，尤其是在那些逃避卡洛斯五世追杀而从欧洲到英格兰避难的加尔文派人士主持的教堂里。

这些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并且违背亨利八世教改走中间道路方针的做法，很快在英格兰引起的不满，尤其是民间底层，而传统保守派和教皇派则纷纷出逃法国和意大利。

1547年5月，克兰默开始对英国教堂逐一开始调查，从圣事是否使用英语，到教堂里是否还有偶像，以及各地是否还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基督圣体游行（Corpus Christi Procession）。克兰默还要求所有教堂必须统一使用他在该年撰写的《讲道书》(Book of Homilies)，此书为教会提供33个针对新教主要教义的讲道，要求各地教会按顺序在主日布道时连续使用。

接下去，教堂内的墙壁被石灰水刷成白色，基督受难十字架像被皇家王旗取代，壁画被换成十戒文字，教堂里甚至也不允许摆放蜡烛和鲜花，传统唱诗班的存在也面临威胁。总之信众在教堂里不再看得到色彩和欢乐，教堂变成冷漠单调的无趣之所。这样的教堂，在传统保守信众眼里与储藏室谷仓无异，而在虔诚的清教徒眼里却是读经布道的最纯净之所。

1547年冬天，圣保罗大教堂的大十字架和所有壁画在一夜之间被清空，几天后，教堂的地下骸骨室被改造成住宅，正殿旁边的圣母小教堂被改成商店。

两名主教对这些英版文化大革命式的改革提出公开反对：伦敦主教埃德蒙·伯奈（Edmund Bonne）和我们在亨利八世篇中反复提到的那位温彻斯特主教嘉丁纳。

嘉丁纳被亨利八世从枢密院除名，也没能进入爱德华六世的摄政委员会。在公开驳斥了最新一波宗教改革的“过度高涨热诚”后，嘉丁纳警告新政府：如果你斩断一条运河，河里的水就会流淌到你无法预测的地方。当被告知他的言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时，老主教回答：我已经是一个被你们判了死罪的人。整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节奏。

除了撰文公开反驳大主教克兰默《讲道书》中的新教义外，嘉丁纳同时给护国公去信，警告不可在国王尚且年幼时如此激进教改，以免引起局势动荡。

嘉丁纳被摄政委员会传唤到伦敦，委员会让他服从新教令，老主教当然是拒绝了，之后就被送进了伦敦的舰队监狱（Fleet Prison），委员会格外开恩，允许嘉丁纳带着厨师和两名侍从一同入狱，去和已经被关押在那里的伦敦主教埃德蒙·伯奈作伴。

幸灾乐祸的新教改革狂热分子萨福克公爵夫人凯瑟琳·布兰登，专门去狱中探望嘉丁纳，在主教的班房外面大声说：主教啊，财狼的闭嘴就是绵羊的愉悦！

凯瑟琳布兰登是亨利八世第六任王后凯瑟琳·帕尔的闺蜜，曾出资出版印刷帕尔写的书《罪人的哀歌》(The Lamentation of a Sinner)，在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公主去世后嫁给亨利八世的妹夫萨福克公爵布兰登。

对新教改不满的远远不止这两位主教，民间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法国大使在报告中写道：北方民众对新政府日复一日地尝试摧毁古老正宗信仰的标新立异极为不满。

这种不满，加上因圈地运动而造成的乡绅雇农之间的土地纠纷，再加上护国公在苏格兰的开战而导致的国库空虚和通货膨胀，终于在英格兰乡间又一次引发暴乱。

(待续）

[1] “Never was sorrow more sweetly set forth, their faces seeming rather to beautify their sorrow, than their sorrow to cloud the beauty of their f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