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涧采萍

我们之前说过，1590年伊丽莎白女王的间谍大师沃辛汉去世后，女王将英格兰的情报资源交给了沃辛汉的女婿、女王自己的表外孙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佛罗（Robert Devereux，2nd Earl of Essex）。

进入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伊丽莎白朝廷已被年轻一代取代，虽然朝中还是三足鼎立，即德佛罗、老臣赛叟的儿子小赛西尔和航海家/探险家华特·雷利爵士，但他们各立山头、互相猜忌，并不像女王执政前30年内老赛西尔、沃辛汉、哈顿这一代老人那么齐心。

到1594年前后，一双青年才俊加入了德佛罗阵营，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培根两兄弟（two Bacon brothers）。弟弟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詹姆士六世/一世时代的大法官/总检察长、大名鼎鼎的自然哲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创始人；哥哥安东尼·培根（Anthony Bacon），作家、朝臣。兄弟俩都是剑桥三一学院毕业，他们的父亲尼古拉斯·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一任掌玺大臣（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简称 Lord Keeper）。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位试图和英格兰冒险家们一起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手里夺回葡萄牙王位的克拉托修道院院长安东尼奥（António, Prior do Crato）吗？因为背着伊丽莎白和女王的朝臣私相授受，1589年里斯本一战失败后[1]，他在英国混不下去了，便回到法兰西，靠法王亨利四世的赞助过着流亡贵族的日子。1593年末，德佛罗的间谍网发现安东尼奥在伦敦的支持者暗中向菲利普二世贩卖情报，并截获了他们与西班牙所属低地总督府之间的密信，之后德佛罗将安东尼奥在伦敦的葡萄牙信使逮捕。

德佛罗发现这名葡萄牙信使也为伊丽莎白女王的葡萄牙籍御医罗德里戈·洛佩兹（Roderigo Lopes）送信。更糟糕的是，这位信使和洛佩兹两人都是葡萄牙籍犹太人，而且都在葡萄牙受洗成为“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 拉丁语Novus Christianus，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境内专有名词，用来归档从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的人）。

洛佩兹1524年出生，父亲曾任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御医。洛佩兹1544年毕业于孔布拉大学（University of Coimbra）医学院，1547年强迫受洗成为新基督徒，但他和妻子萨拉私下从未放弃犹太教。为逃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洛佩兹携全家于1559年到伦敦避难，因彼时伊丽莎白女王已经登基，英格兰是欧洲对犹太人还算友好的国家。洛佩兹以后成为伦敦名医，专门给贵族门阀和高官显贵看病，并在1581年被伊丽莎白任命为王室首席御医（Physician-in-Chief），女王对他一直都很信任。

德佛罗1689年从里斯本灰溜溜回到英格兰，次年接管情报机构，但女王对他一直不冷不热，他在朝中也总是被自己的发小罗伯特·赛西尔比下去；德佛罗需要成绩证明自己也是女王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此时出现的洛佩兹嫌疑案，正好为他所用，于是告发洛佩兹对女王下毒。

一向谨慎的赛西尔父子觉得这一指控不可思议，告诉女王指控洛佩兹下毒证据不足，对此女王回答说德佛罗“是个鲁莽轻率的年轻人”。宫墙有耳，女王的话更加刺激德佛罗要把这个案子做成板上钉钉的决心。问题是，尽管德佛罗15岁就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但他不懂法律，而这正是他需要培根两兄弟的地方。

德佛罗首先给写信给安东尼·培根，说自己发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弑君阴谋，刽子手是洛佩兹医生，行刑方式是毒杀。”

此后发生的事情历史记录十分混乱。简单地说就是，葡萄牙信使在被拷问后指控洛佩兹是毒害女王计划的策划人，而从洛佩兹家中搜出的他与葡萄牙官员之间的通信成为证据，洛佩兹对此解释是自己是沃辛汉的双重间谍，受命为沃辛汉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取情报。

洛佩兹很快被捕并关进伦敦塔接受审判。培根两兄弟是该案的主要工作人员，哥哥安东尼负责情报收集和解读，弟弟弗朗西斯则负责案件的法律修辞和文档撰写，因为他和赛西尔父子一样，也是伦敦法庭格雷法学院（Grey’s Inn）的毕业生。培根为此案所写的文档《关于罗德里戈·洛佩兹医生所犯下的可憎叛国罪行的真实报告》（A true report of the detestable treason intended by Doctor Roderigo Lopez）被收藏在《牛津培根文录》第一卷中。培根在报告中将洛佩兹称作“邪恶的犹太人”和“叛徒犹大”。

这位倒霉的御医，赶在风口浪尖上了。此时西班牙的确是在收买女王身边的人刺杀女王，这个案子正好可以用来杀鸡儆猴；而培根两兄弟调查的结果也显示洛佩兹的确曾向西班牙大使透露过伊丽莎白宫廷的一些信息，并曾向安特卫普一家秘密犹太会堂捐过款。

这些证据呈堂后，即便是赛叟也无法再替他辩解了，毕竟女王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洛佩兹业很可能真的是沃辛汉的双重间谍，但他应该没有谋害女王的动机，因为此时洛佩兹在英格兰的日子过得很好，是女王的信任王室首席御医，已在伦敦置有房产，最小的儿子刚刚进入英格兰顶级贵族学校温彻斯特公学，他没有理由去毒害女王。

洛佩兹案件要传递的信息是女王安全高于一切，而这正是德佛罗和培根两兄弟要达到的结果，在英格兰与西班牙较量的无硝烟战场上，不杀洛佩兹传达的信息是妥协，而妥协的信号一旦流出则会带来更多的危害，70岁的犹太人洛佩兹就只能替英格兰去死了。但伊丽莎白在审判后拖延了三个月才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洛佩兹死后妻儿未受株连，不但未被驱逐，女王还将洛佩兹名下的所有财产如数转移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名下。对于弑君叛国罪名成立者，无论其身份地位，这种处理方式都很奇怪，只能说明女王并不相信洛佩兹真的有罪。

后人一般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位首席御医就是莎翁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原型。此案件的证据收集、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对弗朗西斯·培根后来的哲学思考也起到很大影响。培根在他后期著作中崇尚科学，倡导实证，成为经验主义哲学家的鼻祖，其起源都可以追踪到他在洛佩兹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培根晚年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歧视，甚至在其1625年著作《论高利贷》（Of Usury）中为当时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普遍歧视做辩护，认为放贷取息虽然可恶，但有助于经济发展，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在他1626年撰写但未完成乌托邦小说《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中，培根给自己笔下的犹太人约宾（Joabin）这个角色以敬意和尊严，这也可以被解读为是对自己在洛佩兹案件中所做行为的“修正”。

而培根这种能够将貌似杂乱无章的信息归纳整理为条理清晰文档的叙述才华，就是在洛佩兹一案中崭露头角的。

然而，再多的政治喜剧也无法消除女王枢密院成员内心的不安。十六世纪的最后五年，英格兰并非后人在影视节目中看到的那种“黄金时代”。

进入1594年，大瘟疫散去，但英格兰却暴雨不断，气候从92/93年的大旱，进入94年的大涝。田地淹没，山林冲毁，大树连根拔起。国内收成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是此后连续四年大饥荒（1594-1597）的开始。饥荒造成英格兰从西北往东南移动的流民增多，伦敦和东南沿海的局势更加难以控制。

连年歉收也造成物价飞涨，民间见证了伊丽莎白时代最差的生活环境。从1594年到1597年谷物价格涨了三倍，普通人的实际收入则降到自十三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乡村田产无法保证家庭自身粮食供应，不得不去城市寻找就业机会，造成流民数量增加。流民的增加则带来社会动荡, “路有饿殍”已经不再是书本里的一个形容词。

这就是莎翁1595/96年所写新剧《仲夏夜之梦》中仙后缇坦妮雅对仙王奥博隆那段独白的大背景：

“耕牛徒劳地拉着它的轭，
农夫枉费他的血汗，青青玉米
还没长出芒须便烂在地里，
空空的羊圈立在淹没的草场中。”

莎翁借仙后之口指出，这一切皆是仙王仙后之间的争吵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仙王仙后当然是暗指君主贵族。

此时英格兰面临的民间不满是切切实实的。1995年，有人匿名警告诺维奇市长，六万伦敦手工业者准备就绪，只要一声令下，就会站出来造反。一位埃塞克斯劳工声称英格兰的玉米被装船卖给敌人：我们随时可以召集一两百人去码头抢回这些粮食，如果大家拧成一股绳，谁能拿我们怎么样？！肯特郡的一个男人说他希望看到这个王国里有一场战争，去惩罚那些不顾穷人死活的富人们。

这年夏季，托马斯·维尔福德爵士（Sie Thomas Wilford，其祖父曾任伦敦警长，父亲和哥哥都是代表肯特郡的下院议员）受命出任伦敦总警长，维尔福德被告知采用一切手段控制伦敦治安，逮捕任何制造动乱的人，并以“戒严法”为依据迅速公开处决。

必要时，堪称半个马基维利主义者的伊丽莎白女王手段绝不逊色于王权时代的任何男君主。

任何时代任何王国都一样，穷人穷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工农起义的时候。1595年秋天，德文郡伯爵写信给枢密院，建议枢密院下令所有德文郡乡绅回到德文郡，以备在“下等民众”（ inferior multitude）一呼而起要求救助时能够控制各自庄园或领地的局面。

1590年代的英格兰之所以最终没有爆发起义，完全是因为女王和枢密院在这十年内不断修改《济贫法》，让穷人不至于穷到为了活命而去拼命。这十年内，枢密院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教区教会和地方乡绅实施《济贫法》，将贫民救济工作交给地方，以减轻王室和中枢财政负担。

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并非如今的福利制度，而是只发放给的确无能力的贫困者。为此，地方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被指派对领救济的人做评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会被送到指定的作坊（workhouses）去做工。《济贫法》在1601年进一步完善后重新颁发，成为英格兰以后250年的社会保障模式规范。

1593年，伊丽莎白女王63岁了。这是一个是个敏感的岁数，威尔士主教坐堂圣大卫大教堂的卢德主教（bishop Ludd）进京为女王做主日礼拜。主教首先恭喜女王活到63岁这个高龄，并说63是9个7，而7在亚伯拉罕宗教中象征完美圆满，代表造物主与被创造者之间的交汇。这位主教还未尽兴，接着在布道中引用《传道书》经文，“当咀嚼停止因牙齿不多，当从眼窗望出皆是昏暗”[2]。主教话音未落，女王站起身，打开身后的窗户，告诉主教自己牙齿基本上都还在，视力也没那么昏暗，算术题还是你自己回家去做吧。

尽管《济贫法》避免了英格兰在特大饥荒下的民间哗变，但到1595年，爱尔兰泰隆叛乱（Tyrone's Rebellion,1593-1603）战火再燃。这是一场由爱尔兰泰隆领主修·奥尼尔（Hugh O'Neill，Lord of Tyrone）领导的凯尔特被征服者与亨利八世之后英国征服者之间持续十年的战争。1595年2月，爱尔兰地方军无视停战协议，攻克了爱尔兰北港一座英军驻守的城池。

同年，奥尼尔以爱尔兰成为西班牙属国为条件向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求援，菲利普二世建议将自己妹妹奥地利的玛丽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之妻）的儿子奥地利大公兼红衣主教奥地利的阿尔伯特（Alberto de Austria）封为爱尔兰亲王，以备登基为爱尔兰国王。而阿尔伯特此时已接替1592年去世的前总督帕尔马公爵[3]成为尼德兰的西班牙新总督。

而就在英格兰女王为爱尔兰叛军操心的时候，英吉利海峡对岸又出事了。

1596年4月，奥地利大公阿尔伯特带领西班牙低地驻军进入法兰西，法王亨利四世以为他的目标是与低地接壤的皮卡第大区，但没想到阿尔伯特的人马直接南下攻打皮卡第以南诺曼底大区的卡莱城（Calais），此时英格兰军队早已撤出诺曼底，卡莱的法兰西地方军队根本没有反击，阿尔伯特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卡莱港。

卡莱位于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多佛海峡的对岸，这里的海峡宽度不到21英里。为了英格兰的安全，女王不得不下令再次集结军队支援亨利·波旁，并将指挥权交给德佛罗。但就在英军准备开拔时，女王得到消息，得知当阿尔伯特大公的军鼓和军号震动城墙时，卡莱市民全部躲进卡莱城堡，之后城堡被轻易攻克，整座城全部投降。

这种情况下，伊丽莎白虽然解散了军队，但还是在法兰西资深贵族布永公爵（Duke of Bouillon）担保下再次贷给亨利四世一笔钱，意图助他早日打败西班牙重金支持的法兰西天主教联盟。

于英格兰国防而言，女王决定，与其坐在家里等待西班牙从爱尔兰海和/或英吉利海峡再次入侵，不如主动出击停靠在大西洋海岸线的西班牙舰队，再来一次“火燎西班牙国王胡须”行动[4]。目的：先发制人，摧毁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为此女王再次召集军队，此时全英格兰可谓上下一心，决心再一次教训教训年迈的菲利普二世。

根据史学家、女王纹章官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在其所著编年史《不列坦尼亚》（Britania）中所写[5]，1596年出征舰队由150艘舰只组成，其中17艘皇家海军战舰、2艘荷兰战舰，其余的是吃水量不等的大小武装商船。人员则包括6360名领饷士兵、6772名水手、1000名绅士志愿者和未明数量的荷兰人。

女王任命了两位指挥官。一位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之战总指挥、花甲之年的海军总司令、第二代艾芬汉男爵查尔斯·霍华德（Lord Charles Howard, 2nd Baron of Effingham）[6]，负责海战指挥；另一位就是31岁的埃塞克斯伯爵德佛罗，负责陆地作战的指挥，并规定两人军衔相等。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一战中的副总指挥托马斯·霍华德勋爵、德佛罗的朝中对手华特·雷利爵士以及之前在低地、法兰西以及英吉利海峡参战的数名指挥官担任参谋。

法王亨利四世得知消息后说，伊丽莎白最好不要让德佛罗离开自己的衬裙太远。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不乏几分真实。女王已经年迈，乘自己还在位，总得给自己这个不省心的表外孙多一点历练机会。

虽然朝中也有反对这次出征的声音，理由是担心这么多将军同时出征，会给英格兰留下防守空隙，如果西班牙乘机从低地、卡莱或爱尔兰攻打英格兰，后果都会极其糟糕。即便如此，英格兰舰队还是在6月13日（新历）从普利茅斯出港，目标西班牙南方海岸加的斯（Cadiz）港。将军们的任务很明确，打劫该港的西班牙战舰，夺取城中储备的军需物资和钱财。

1587年第一次成功在该港烧毁西班牙舰队的德瑞克爵士，和1568年与他在英格兰-西班牙第一次海战圣胡安德乌卢阿之战中共同作战的霍金斯爵士[7]，都不在此次出征之列。这是因为到1596年4月，这两员大将都已去世。霍金斯爵士1595年11月在波多黎各死于海上，享年61或62；而德瑞克爵士则于1596年1月死于巴拿马海上，享年58。这两位驾驭海浪的大海之子，最终都死于海上，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十六世纪三位杰出的英格兰航海家/探险家。自左向右：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英格兰第一位环球航行者)、托马斯·凯文迪希爵士（Sir Thomas Cavendish，英格兰第二位环球航行者）【不知名画家。公众领域】

伊丽莎白女王对此次行动原本未抱太大的希望，但这次行动却是英方大获全胜，原因是兵贵神速。加的斯的西班牙守军没想到英军会来的这么快，完全没有防备。英军6月30日凌晨两点到达加的斯湾海域，这里停靠了大约40艘西班牙大型盖伦战船。英军在克服了潮水阻力后于凌晨五点与西班牙驻军展开激烈海战，寡不敌众的西班牙舰队最后不得不放弃战斗。英军攻势之迅猛，迫使西班牙守军主动将己方舰只凿穿沉水或付之一炬，为的是不让舰只落入英军手中。

海战于当天下午五点结束，之后英荷联军在勇猛的德佛罗带领下迅速占领加的斯城，开始抢劫城中物资，重点是教堂和军需仓库，但英军并没有粗暴对待当地居民，特别是对妇女儿童更是友善（这一点在1860年的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的记录中也被证实），因为出发前伊丽莎白女王特别下令，此行只针对城中财宝，不允许肆虐城中居民。

成功攻陷加的斯城后，德佛罗提出英军驻守该城，并建议自己出资为守城英军提供三个月军饷，但艾芬男爵霍华德和其他指挥官们不同意，他们认为作战任务已完成，没有必要违背女王命令驻守此城，德佛罗只能作罢。

根据西班牙人自己的估算，英军这次行动给菲利普二世造成的损失总数达五百万杜卡特金币。此战不仅彻底激怒了菲利普二世，也让欧洲看到英格兰的海上争霸实力。

消息传回英格兰后，年轻的徳佛鲁取代老一辈私掠/航海家成为英格兰的大英雄，但女王陛下却龙颜大怒。原因是，加的斯之战虽然是英格兰在昂格鲁-西班牙战争中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但伊丽莎白要的是西班牙国王的金子来充实国库，而不是她臣子们的战场荣耀。又因为女王自己未对此次出征做投入，所以也没有分红，打劫来的钱财都被军官们瓜分了。为此女王迁怒德佛罗，让他好好考虑应该如何报答他的君主。

加的斯之战后，女王将海军元帅艾芬男爵查尔斯·霍华德加封为第一代诺丁汉伯爵，其他指挥官们也得到相应的奖赏，唯独没有赏赐德佛罗。而当德佛罗在西班牙忙着打仗之时，女王已经在7月初将小赛西尔的代国务卿官职转正了。这些事加在一起，让德佛罗心存怨恨，还好有未来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劝他不要胡闹，学会克制，切不可在此时让女王觉得他还是那么幼稚，况且来日方长，女王不可能长生不老，王位总有易主的那一天。

1596年，女王的枢密院首席大臣仍然是老臣赛叟，但他已76岁高龄。这一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70岁了，已在西班牙王位上坐了41年，他和伊丽莎白女王这一对冤家之间的恩仇虽然接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

被加的斯一战激怒的菲利普二世，凭借巨大的财富优势，同年10月再次派出舰队讨伐英格兰，史称第二次西班牙无敌舰队。计划是与爱尔兰天主教联手，在爱尔兰登陆后攻打英格兰。不幸的是，舰队还未驶出比斯开湾就在此湾的西北边界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被暴风雨打了回去。

菲利普二世仍然难解心头之恨，大概也是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英格兰还是“异教徒”国家，于是1597年9月仓促集齐第三只西班牙无敌舰队，再次北上攻打英格兰。但似乎神不在他这一边，舰队在到达英格兰海岸线之前再次遭遇风暴，又恰好碰到10月份从亚速群岛打劫西班牙商船无功而返的德佛罗和华特·雷利，剩下未被暴风雨摧毁的西班牙界舰只也被英军俘虏。

这是菲利普二世为将英格兰拉回罗马教廷所做的最后一击，次年（1598年）他就去世了，享年77岁。

而仅仅在菲利普二世去世一个月之前，从伊丽莎白少女时代时代就像慈父一般呵护她的老臣赛叟也去世了。在赛叟流连病榻之时，65岁的女王亲自到赛府为77岁的老臣端汤送药。赛叟去世时，伊丽莎白哭成了泪人儿。

就这样，菲利普二世和老臣赛叟这两位定义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统治时代的人相继去世，而英格兰朝中年轻一代的殊死较量戏码还在继续上演，德佛罗的野心和对女王的怨愤也最终酿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