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涧采萍

进入1602年，爱尔兰局势进入关键转折点。1601年10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派往爱尔兰的舰队在爱尔兰南方登陆后驻扎在金塞尔城（Kinsale），并在城内外建筑工事。英格兰驻军则开始围城，对城内西班牙军队采取切断资源断草断粮的“焦土策略”。

到儒略历1602年12月24日（格里高利历1603年1月3日），英军对该城发起攻势，泰隆领主修·奥尼尔带领爱尔兰本土叛军南下解救被围困的西班牙军队。由于协调不力、夜间行军以及英军的骑兵优势，在城外遭遇后溃败，造成约1200名爱尔兰士兵伤亡。到1602年1月12日结束围城战役，西班牙指挥官向英军投降，放弃金塞尔镇，并与英军谈判确保其部队安全返回西班牙。

图1：金塞尔城在爱尔兰海的位置图

这场战役标志着爱尔兰人反抗英格兰统治的九年战争结束，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得以稳固，直到1922年爱尔兰分裂成南北两块，天主教南爱独立成为爱尔兰共和国，北爱留在联合王国内，成为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的后半部分。

到1602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朝堂对与英格兰之间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也感到厌倦。英西战争对两国来说都耗资巨大，为此西班牙国务委员会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一些人继续拥护伊尤金尼娅取代詹姆士六世，以避免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两个王位统一到新教国王詹姆士六世手里；另一些人则认为，虽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詹六作为新教徒都不是英格兰王位的理想继承人，但或许可以派遣特使前往爱丁堡与詹六谈判，这样势必会激怒英格兰女王，从而破坏詹六顺利继位。

还有议员提议，可以让菲利普的妹夫、西班牙低地总督阿尔伯特大公派人去游说詹六，劝他将其长子亨利王子送到西班牙宫廷接受教育。这样即便将来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合并，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也不会继续恶化。但此时阿尔伯特夫妻俩在低地也被奥兰治亲王领导的荷兰七省联盟军队压制，他们并不想介入王兄菲利普三世的对英战争，而只想守住自己在低地的统治地位。

到了1602年夏天，泰隆领主奥尼尔和他的死忠支持者们还在和英格兰驻军打游击战，但他的许多亲属和军官都已绝望，想放下武器臣服伊丽莎白女王。在驻爱尔兰英军总指挥官的劝说下，女王接受了爱尔兰天主教叛军的投降协议，即叛军首领们逐一宣誓，承认她是“爱尔兰王国及其所有地区和人民唯一真正、绝对和至高无上的女王”。之后，女王归还了宣誓贵族们的土地。

到1602年底，逃亡到林间继续单枪匹马游击战的泰隆领主奥尼尔也挺不住了，提出谈判，但被女王拒绝。整个九年战争让女王耗资近两百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两个亿），女王为此还不得不出售四分之一的王室财产，故此要求奥尼尔无条件投降。

而此时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也正在试图收复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弗朗什-孔泰大区（ Franche-Comté ），试图切断“西班牙大道”（Spanish Road）。这条大道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法兰西的勃艮第大区，是西班牙军队从神圣罗马帝国到低地行军大道的陆地部分，西班牙要想保护低地南方（今天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免受北方荷兰七省联盟的继续进攻，就必须守住这条大道。

 
图2：弗朗什-孔泰大区位置（左）和“西班牙大道”（右）

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已无力再持续对爱尔兰天主教叛军的军事支持，西班牙驻军全部撤离爱尔兰，伊丽莎白如释重负，在给英军的爱尔兰最高指挥官第8代蒙特乔伊男爵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 8th Baron Mountjoy）口述信的签名处亲笔添加一句留言，感谢男爵在爱尔兰的勤勉和勇敢。为了能尽快让西班牙人离开爱尔兰，男爵同意西班牙军官们撤出金塞尔城时保留军人荣耀，全服披挂，穿军服佩军剑骑马离开。

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衰老，整个1602年春夏，69岁的女王将自己的活动行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四月份在宫里举办舞会并亲自加入非常需要体力的中世纪宫廷舞蹈 Galliard dance，五月初骑马外出和伦敦市民一起欢度五朔节庆典（Going A-Maying），六月份在伦敦市外三十英里范围内巡游，在二十多位朝臣家中吃饭或下榻。巡游的最后一站是萨里郡的奥特兰兹（Oatlands），女王在这里隆重地接待了几位外国大使，包括新任法国大使，女王告诉法国大使：我还没有很快就死的计划，也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老。

“感谢上帝！”，国务卿小赛西尔惊叹到，“这十二年来，我从未见过女王陛下精神这么好！”。 女王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骑马外出，虽然需要上下马鞍时需要有人帮助。伊丽莎白的另一位亲眷、第2代杭斯顿男爵乔治·凯里（George Carey, 2nd Baron Hunsdon，女王大姨玛丽·波琳的孙子）劝女王不要再在萨里郡无双宫和伦敦汉普敦宫之间骑马往返，因两地之间有十英里的路程，女王非常生气，两天都不让乔治进宫。

但不管女王如何掩饰，她健康的每况愈下都瞒不住其他人了，视力减退，健忘，食量下降，能记得朝臣和仕女的脸孔，但想不起他们的名字，还经常失眠，或因为梦靥而不敢入睡。

进入1603年，女王意识到，要在自己离世前将一个稳定的爱尔兰交到下一任手里，就必须与泰隆领主谈判，因为只要奥尼尔还躲在山里打游击战，保不齐哪天就卷土重来。2月16日，女王口述书信给蒙特乔伊男爵，大意是：

“朕相信世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保全这个王国和人民对朕的重要性，朕也珍视自己的荣誉。朕之所以拒绝了奥尼尔提出的诸多要求，仅仅是因为朕不愿开先例，轻易地向这位给朕的子民带来如此多苦难的人任何恩惠或偏袒。然而，鉴于朝中似乎普遍认为，适当的让步或许能避免基督徒流血，从而对国家有利，朕愿意宽宥他，因为在神的最终审判中，宽宥和惩罚同样重要。”

女王的底线是泰隆领主放下武器俯首称臣。如果他放弃天主教信仰，不仅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在投降后考虑给他其他赦免条件。如果这位叛军首领仍然信奉天主教，也不必担心被起诉，但必须交出在爱尔兰北方的领地，并且不得继续使用泰隆领主这个爵位，因为泰隆这个名字已与叛乱密不可分，以后禁止使用。

男爵和他的手下收到女王来信后，觉得和之前的条件对比并没有新内容，于是向赛西尔求援。塞西尔回信中解释了女王的内心矛盾， 因为在伊丽莎白女王一生中，只有君权和宗教这两件事她时绝对不会让步的。于女王而言，与叛军首领谈条件本身就已经如同滑向地狱深渊，但她也意识到只有谈判才能彻底平息爱尔兰动乱。

赛西尔深知奥尼尔不会放弃他的祖传爵位，因此建议蒙特乔伊男爵表面上服从女王指示，但谈判时可以暗中给泰隆领主更多许诺，但所有谈判内容都要有书面记录，尽一切可能达成和解，必要时甚至可以用一些小手段，因为“忠仆侍奉君主时，也必须有所取舍。”

1603年早春，对女王健康的最后一击来自于忠心耿耿服侍自己四十余年的仕女诺丁汉伯爵夫人凯特的病逝。她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那位海军元帅诺丁汉伯爵查尔斯·霍华德的夫人（Catherine Howard, Countess of Nottingham），也是玛丽·波琳的孙辈，和乔治和罗伯特·凯里两兄弟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1592年陪同女王一起到温莎城堡躲避瘟疫的斯克洛普夫人都是一母同胞的手足。

凯特15岁便做了伊丽莎白的贴身女官，虽然辈份上比伊丽莎白小一辈，但两人亲如姐妹，1572年被任命为女王首席仕女。凯特1603年2月25日在家中去世，享年仅52或53岁。得知凯特去世的消息后，女王陷入了忧郁，抱怨头痛、骨痛、手脚冰冷，此后大臣们除了赛西尔之外，没有一位枢密顾问敢接近女王。

图3：伊丽莎白女王的忠实仕女、诺丁汉伯爵夫人凯特·凯里 （Catherine Carey Howard）

凯特去世后，哥哥罗伯特·凯里进宫探望女王，女王对他说：罗宾，我感觉很不好。3月19日，法国大使在给亨利四世的信中说，女王过去两星期吃得很少，睡眠也很差。另一份同时代报告向后人披露，女王“陷入悲伤、哀叹和哭泣”；但当仕女询问女王是否有让她如此悲伤的烦恼时，女王却回答：我不知道这个世界里还有任何事值得我为之烦恼。

3月20日，女王开始不吃不睡，也拒绝回自己的床榻，侍女们在寝殿地板上铺满了软垫，以防她跌倒弄伤自己。女王就这样坐在软垫上，目光紧盯地板，也不说话，看上去极度孱弱。每日入宫请示的国务卿小赛西尔不得不向女王抗议：夫人， 夫人，为了您的子民您也必须去睡觉。女王回答：小男人，小男人， “必须”这个词岂可用在君王身上。

到23日，女王开始将自己的手指放进嘴里，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最后羸弱到无法动弹，侍女们只得将在家哀悼亡妻的新晋鳏夫诺丁汉伯爵叫进宫，伯爵将已衰竭到无力抱怨的女王抱起来放回床上。当天，女王咽喉部的脓肿破裂，给她带来短暂的舒缓，可以少许喝一点汤水，但很快又陷入半昏迷状态。知道女王已经弥留，枢密院聚集在她床边，询问女王是否接受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为继承人，女王此时已不能发声，只能用手点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枢密院将此理解为女王同意。

23日晚上6点左右，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维特吉福特（John Whitgift）被唤到女王病榻边，大主教跪在床边祈祷了半小时，准备起身离开，却被女王做了一个手势要求他继续祷告。大主教继续祈祷了一小时，每当大主教提到天堂喜乐时，女王都用力捏一下他的手。可怜也已年过七旬的大主教颤颤巍巍站起身，之后女王便陷入昏迷，于儒略历1603年3月24日星期四凌晨在里奇满宫安静地离世，享年69岁又6个月。

听到女王寝殿传来侍女们的哭声，小赛西尔在第一时间快马加鞭一路往北，亲自到爱丁堡圣十字宫告知詹姆士六世已是英格兰新君。

同时代作家托马斯·戴克（Thomas Dekker）在其所写的《奇妙之年1603》[1]中这样描述：“星期四这天，如果你高喊“上帝保佑英格兰国王詹姆士”，那是叛国；而到星期五，如果你不喊“上帝保佑詹姆士国”，那同样也是叛国。星期五上午，朝野一片肃静，只能听到低声悲叹和悼念；而过了中午，你能听到的只有胜利和快乐的欢呼。”

伊丽莎白女王离世的消息在爱尔兰北隐瞒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3月30日泰隆领主向蒙特乔伊男爵签署了投降书，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其投降条件相当优越，奥尼尔不仅被赦免，还保住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大部分土地，并在爱尔兰议会占有一席，但被要求宣誓效忠王室，停止寻求外国势力援助，停止在其领地内建筑天主教教堂，并在其领地内用英格兰法律取代传统的盖尔人布雷洪法（Brehon law）。如果奥尼尔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已在一周前旧去世了，他还会不会投降？

1603年3月，历经五任君主历时118年的都铎王室正式落下帷幕，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儿子登基成为詹姆士六世/一世（苏格兰/英格兰），斯图尔德王室正式登上英格兰历史舞台，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四国形成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由此诞生。

都铎王室的君主，除亨利八世外，都葬于西敏大教堂。少年早夭的爱德华六世葬于大教堂亨利七世陵殿其祖父母的墓穴旁。伊丽莎白和其姐玛丽一世这对同父异母姐妹，除了都是都铎家的女儿外，生前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死后却同葬于亨利七世陵殿旁边的小偏殿里。而詹姆士六世/一世也于1612年将其母遗骸重新安葬的西敏大教堂。

詹六/詹一以伊丽莎白女王继承人身份御准墓穴石碑上的拉丁语墓志铭，列举伊丽莎白女王的终身成就如下：

恢复宗教的原始纯洁性、维护王国和平、恢复货币的应有价值，平息国内叛乱、帮助法兰西摆脱内战、支持荷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维护爱尔兰领地、立法维护剑桥牛津剑桥两所大学、让英格兰走上富裕之路。

墓志铭叙述：伊丽莎白，在位45年，一位极其审慎的统治者、凯旋而归的女王、虔诚的信徒，幸福的君主，于我主之年1602年3月24日平静而安详地离世，享年70，留下遗骸等候基督旨意将她复活以获永生。她的遗骸安葬于她所创立的教堂内，谨此永志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亨利八世之女、亨利七世之孙、爱德华四世之曾孙。她是祖国之母，宗教及所有博雅学科的养育者，精通多国语言，拥有美好的身心和超越性别的君王美德。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虔诚而公正地为她竖立此碑，以纪念他所继承的美德与王国。

这个墓志铭没有提到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45年内，话剧艺术从公子王孙府邸走入寻常百姓家，议会成为主要政治力量，英格兰不仅从一个中世纪岛国成为欧洲主要海上强国，更成为首屈一指的新教王国。

尽管后人对伊丽莎白女王临终前是否真的在清醒状态下承认詹姆士的继承权也有所争议，从本质上来讲，选择詹姆士一世继位是小赛西尔主导的枢密院和议会的决定，以此将苏格兰纳入联合王国版图内，这也符合小赛西尔一贯秉承的与苏格兰彻底停战的政策初衷。

讲完了都铎王室的故事，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辉煌一生，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本系列的同步主题，即英格兰宗教改革，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的一笔重彩，它是欧洲现代史的开端，其错综复杂之程度不言而喻，笔者只能尽自己所知所能而为，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首先需要说明的就是“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术语的中文翻译。

“天主教”这个词的英文是Catholic/Catholicism，最早于公元107年由安条克的圣伊纳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 ）提出。这个词的原义是“包罗万象”，源于希腊语“Katholikos”，由“kata”（关于/根据）和“holos”（整体）组成，意为普遍的、一般的或与整体有关的。当时使用这个词是为了统一和整合耶稣受难后七十余年内在欧洲和西亚形成的诸多基督徒地方教会。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主教们通过了基督教最古老的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正式将教会定义为“唯一的、神圣的、大公的和使徒的教会”（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基督教完整统一的教会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正式诞生，但当时并没有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改革教派（Reformed Religion ）对“旧宗教”（Old Religion ）冠以“罗马”前缀，才有了 Roman Catholic 罗马天主教这一称呼。

而中文“新教”这个词的英文是Protestant/Protestantism，其原意并非“new religion”新的宗教，而是“反对”或“抗议”。在《剑桥高级学习词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ner’s Dictionary）中，Protestant 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其解释是：a member of the parts of the Christianity Church that separated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during the 16^th century，“十六世纪从罗马天主教教会分离出来的一组基督教教会”，而且是parts“ 一组”，强调并非只有一种Protestant。

Protestantism，德语Protestantismus，源于1529年4月19日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斯派尔城（在如今的德国境内）的一场抗议（Protestation at Speyer）。当时有六位德意志诸侯国王子和帝国境内十四个自由城市代表在这里向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以及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发起请愿，抗议帝国重新执行其1521年沃姆斯议会（Diet of Worms ）公布的对马丁·路德的禁令。该禁令宣布路德为异端，可不经法律程序将其逮捕，并禁止其著作的印刷、发行、买卖和阅读。

图4：1521年马丁·路德在沃姆斯议会受审

其后路德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使得神圣罗马帝国不得不在1526年做出让步，停止该禁令的执行；但1529年卡洛斯五世试图恢复这一禁令，故此导致上述斯派尔抗议。此后，反对罗马教廷并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给与各邦国自由选择其宗教信仰权力的运动即被称为Protestant 和 Protestantism，直译是“抗议者”或“抗议主义”。而其中文统一翻译为“新教/新教徒/新教主义”，则是在十九世纪初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由到中国传教和帮助翻译中文圣经的英美新教传教士所确定，本意是与由罗马教廷耶稣会修士早在元朝就传到蒙古以及明朝传到中国的“旧教”做区分。

1929年也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起始之年，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起因和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起因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事实上，1529年之前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都是反对路德宗的。1517年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后，其著作1519年传入英格兰，但当时只能在学者圈内秘密传阅，特别是剑桥大学。亨利八世本人1520年代则是坚定地站在罗马教廷这边，1521年甚至亲自用拉丁语撰写了《捍卫七圣事》（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驳斥路德主义新教，为此还获得罗马教廷的“宗教捍卫者”（Defender of Faith）殊荣。

如果罗马教廷痛痛快快地批准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但历史的脚总是有它自己的意愿去决定伸进哪一条裤腿，注定了英格兰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事关王朝延续和世俗权威，而非教义。这是和路德宗以及加尔文宗改革的第一个不同点。

因为上述原因，英格兰宗教改革自始至终是由王室主导自上而下的改革。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扎根在“抗议”或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原则中。这是与欧洲大陆自下而上发生的宗教改革的第二个不同点。因为这一原因，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方向始终在君主的王权控制之下；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都不能被允许在英格兰占据主导。

鉴于此，英格兰宗教改革才有其独特之处。在欧洲大陆所拥护的新教中，罗马天主教的弥撒礼、圣母崇拜、圣者崇拜等仪式和习俗都被摒弃。但在英格兰，亨利八世除了反对教皇权威外，其本心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正统的旧教徒。因此，虽然修道院被拆除，教会土地被没收，教皇权威被取代，但弥撒礼和包括教历、教袍、蜡烛、拉丁语赞歌等很多天主教仪式却被保留，所不同的只是弥撒礼被重新命名为圣餐礼，对圣饼和圣酒的教义解释从“变体论” (Transubstantiation)修正为 “接受论” (Receptionism)，即圣餐礼过程中，虽然面包和酒并没有发生质变而成为实实在在的耶稣肉身与宝血，但受众却以天性和灵性方式（in Heavenly and Spiritual Manner）接受了耶稣基督肉身与宝血的象征。

圣母崇拜虽然被摈弃，但英国国教每个教堂的主祭坛旁边都有一个圣母偏堂，只是名称改为 the Lady Chapel。

圣者崇拜也是一样，虽然教堂内不再设立圣者圣龛，宗教实践也发生了转变，但宗教改革后，一些英格兰国教的大教堂里仍然保留了对那些对英格兰历史影响深远的圣人的尊崇或官方认可，最著名的就有为切斯特大教堂里的圣斯威辛（St Swithun）和其他昂撒圣者圣龛、西敏大教堂里的忏悔者爱德华（St Edward the Confessor）圣龛、 达伦（Durham）大教堂里的圣库斯伯特（St Cuthbert）圣龛和圣奥斯沃德 （St Oswald）遗骨。而诺福克郡小镇沃辛汉的圣母朝拜地（The Shrine of Our Lady of Walsingham），每年五月英格兰国教和天主教都会在这里举办盛大的朝拜巡礼 The National Pilgrimage。

是以，英国十六世纪历史学家和天主教护教者尼古拉斯·哈珀斯菲尔德（Nicholas Harpsfield）这样描述亨利八世：他是一个将你从高塔上扔出去，然后在你落地之前悬在半空中时让你留步的人。

而这种悬浮在半空中的英格兰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要归功于两点。

其一是教会拒绝对关键教义做详细具体肯定的解释，只要你承认亨利八世是教会精神领袖，否定教皇权威，具体教义良心问题由你自己去理解和决定，这一点伊丽莎白和她父亲如出一辙。女王著名地说过：“我不想窥探每个人的内心，归根结底毕竟只有一个耶稣。”，便是这对父女对神权与君权之间权衡考量的出发点。

其二是英格兰宗教改革在教义上并非路德或加尔文宗式的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渐变过程。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英格兰宗教改革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从1534年出台《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确定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的精神领袖，到1593年伊丽莎白女王出台《宗教法》（The Religion Act 1593），历经将近60年，才完成安立甘宗的最后模式；而这个最终模式可能亨利八世自己也始料未及。此期间，两到三代英格兰人在英格兰国教氛围内长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权威最终被时间磨灭。

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正处在英格兰从封建制度向现代制度的转型期，新生的律师、法官、议员和朝臣等知识阶层逐步取代贵族和教廷成为社会主要话事阶层，他们对宗教改革的支持大多出于其阶层利益需要，他们不仅需要从教会手里夺取对民事刑事的话语权，还想乘宗教改革的东风获得修道院的房产和土地，于他们而言，教义理论并非头等大事。而贵族掌控之外的绝大部分农用土地从教会转让到新兴阶层手里，也成为对初现代英格兰经济体系发展的巨大原始推动力。

英格兰新教教义基本上是由国教的第一任大主教、虔诚的信徒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一手完成的，而克兰默所撰写的《公祷书》也侧重于教徒的信心和虔诚而不是对教义的解释和对教会的忠诚。这种中庸之道，正是英格兰新教安立甘宗最后兼收并蓄的核心所在。

爱德华六世继位后对克兰默《公祷书》的精炼和对新教改革的深化，以及玛丽一世的旧教复辟，是英格兰教改道路上的插曲，而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和解才是安立甘宗真正的锻造熔炉。最后锻造出的是一个老臣赛叟称之为“大杂烩”（midge-madge）的新教，它融合天主教和新教元素，既非日内瓦模式的“纯信仰”也非罗马教廷“不纯的旧信仰”，而是英格兰所特有的兼收并蓄模式。因此，通过各种微妙务实的取舍，十六世纪末的英格兰成为一个名义上的新教国家，但本质上更准确地说是脱离了罗马教廷，不再是天主教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立甘宗与罗马天主教以及欧洲新教的双向脱钩，让英格兰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让英格兰相信自己是真正的神选之国，由此诞生出英格兰人的全民使徒情结，相信英格兰就是上帝的后花园，而上帝如果有国籍，那祂一定是，也只能是英格兰人；其最终结果不仅是君主成为国家的政治和精神双料领袖，而且宗教也成为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宗教不再是“外国的”，而是实实在在“英国的”。

而这种神选情结反过来也逐渐强化了世俗权威，社会结构的维护以及济贫等曾几何时由修士修女们承担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逐渐转让给了政府。1547年，亨利八世之子爱德华六世授予下院使用西敏王宫（Westminster Palace）里圣斯蒂芬皇家小教堂（St. Stephen's Chapel） 的权力，为下议院提供了第一个永久性的专用辩论场所，成为英格兰议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教会法（神的律法）向普通法（议会立法）转型的起点。1834年该教堂毁于火灾中，之后残留的十一世纪西敏大堂（Westminster Hall）扩建成为如今的议会大厦，成为议会的永久议事地点，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王室财产。

都铎时代宗教改革给后人留下的另一个精神遗产是“政府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of the Goverment）这一理念，因为虽然“良好治理”（强调透明度、问责制和国际标准）的具体现代术语和框架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但旨在维护秩序和公共福祉的结构化、高效化和中央集权式政府的实践理念，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得到显著发展。从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后期起，议会和国家政府，而非君主，被认为是对社会管理和经济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机构。

除了对国民心理和国家管理模式的影响外，英格兰宗教改革对其文化的影响也同样深远。英语圣经的使用与推广，不仅是现代英语的起点，更是英语戏剧诗歌等文学艺术巨大宝库的创立和普及的原动力，此后英格兰数不胜数的文豪和巨匠，都可以追溯到圣经翻译运动中对英语词汇、语法和修辞的标准化。

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1603年，宗教改革已在英格兰形成了若干文化条件：一个被大部分政治群体所认同的新教民族身份；一个涵盖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一种受圣经、布道和印刷品影响的、具有文化素养的政治文化；以及一种日益增强的英国作为一个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独特政治/宗教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崛起奠定精神和心理基础。

也就是说，1603年詹姆士六世/一世所继承的是一个宗教和政治认同已被深刻重塑、“大不列颠”理念已经萌芽的联合王国。亨利八世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教改初期，大概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场从王朝继承人危机而引发的变革最后会对他的国家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图3：詹姆斯六世/一世私人皇家纹章，象征着王冠的联合，
王冠覆盖下的都铎玫瑰与苏格兰蓟花相融合。这一融合理念至今还体现在一英镑硬币上。

图4：一英镑硬币，自左向右依次是
代表英格兰的玫瑰、代表威尔士的韭葱、代表苏格兰的棉蓟和代表北爱尔兰的三叶草。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都成为不久后将会发生的更大变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英格兰走向大英帝国的未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