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暮雨言

     由于郭文贵爆料，由于刘晓波的遭遇，近两个月来，我重新开始了关心中国的时事。自从2015年我切断了“脐带”后，我视自己是世界公民；活在当下的理念让我更多关心美国的事和我自己的事。但世界公民也是要关心世界上的事的，更何况“母体”的事？脐带可以切断可血缘是切不断的。

      自从刘晓波的病情公布后，我每天都看明镜电视的节目。他们是报道刘晓波最多的媒体，特别是何频的“点点今天事”，不断更新，我便花不少时间看视频。当在网上溜达时，无意闯入了“大师兄”的视频，看了个开头就无法不一直看下去了。何许人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他的谈吐，内容，情感，深度，接地气，都会让我觉得听得很过瘾。此大师兄只有在周末来聊聊，不做报告，就是像在和大家聊天，抽着烟喝着茶，很独特的风格。今天他推荐大家去看看顾准先生的作品，他对顾准先生评价很高，因为顾先生在非常艰难的境遇里没有屈服而是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中华民族出了什么问题会变成这样。

      到谷歌上查询了一下，一篇作者为柴静的文章吸引了我的眼球，写于顾准先生三十五年祭。这篇文章简述了顾准的遭遇，其中的一些事勾起了我的回忆。共产党当政后，摧残了多少家庭，多少美丽的爱情，多少儿童的心灵，多少......

      我的妈妈在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就是个高中生。还没高中毕业，她的地下党上级通知她，单线联系的党员失踪了，为了预防那人叛变，我妈妈必须立刻转移。外婆告诉我这个故事时说：“我猜到她在搞共产党的事了，只有把她藏在国民党那里才安全，所以我把你妈妈送到我在南京国民党空军的堂哥那里。” 在南京，妈妈以同等学历考上了金陵大学，在那里，也是在搞地下工作发展进步青年时，她认识了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比妈妈高几届，那时他要毕业了。抗战时期，毕业后他参加了抗日救国军，一路南下到了缅甸。而我妈妈则因为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离开了金陵大学回到了上海，在大厦大学就读。好像因为是外公外婆搬了家，妈妈留给我爸爸的地址改了，所以他们失联了。妈妈回忆时说不知道我爸爸是如何打听到她的下落的，后来就又恢复了书信往来。妈妈后来去参加土改，由于迎接“解放”时很辛苦，体力严重透支，她病倒了。当时送回上海抢救，全上海的神经科权威医生会诊，靠铁肺（如今的呼吸机）维持生命。外婆说之前我爸爸猛追我妈妈，她不喜欢这个山东人，希望妈妈嫁给广东老乡，所以她是反对他们的交往的。可妈妈病了后，军队驻防在广西桂林的爸爸知道后，叫他在上海的弟弟去看望，去送花。他自己休假时到医院来看望，外婆对他说：“你别追了，她如果活过来可能也瘫了。”（当时的妈妈是瘫了的，多发性中枢神经硬化）爸爸的回答是：”只要她不死，瘫了我也娶她，我照顾她一辈子。“ 外婆说所有的追求者中好多没见来，来的也没这么倔的，不会讲广东话就不会吧。”

     57年，我出世不久，爸爸告别我们回到部队就被打成右派了。开除军籍到农场劳改。妈妈为了我，她必须与爸爸划清界限，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事我是到了很晚才知道的。那时我改了跟妈妈姓。但他们一直通信，妈妈一直寄我的照片给爸爸。妈妈去世后在她的遗物里，一个小盒子里保存了当年爸爸写给她的信，看到照片后面爸爸的题字，我实在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摘帽后他们复婚了，因为他们一直相爱。但右派实际上是永远摘不了帽的。爸爸回不了上海，64年妈妈带着我到了桂林。66年弟弟来到人间，而在弟弟才一岁半的时候，我们永远地失去了爸爸。

      常有人问我：“你被老美歧视过吗？” 我凭良心讲：没有！因为我知道受歧视是什么滋味，因为我受过歧视，但不是在美国，不是被美国人歧视，而是在中国，被中国人歧视，就像一棍棍打我爸爸的是中国人，送他两颗子弹的也是中国人，歧视我的是中国人，且不说那时我只是个孩子。我不能继续当班长了因为我的爸爸是被“镇压”的，我不能留在校宣队了因为我的爸爸是被“镇压”的。即便我有一个十六岁就已经是中共党员的妈妈，我依然是“敌人“的孩子。我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比别人付出很多的努力因为我要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顾准先生的孩子们不一样，我没有要与我爸爸脱离关系（要也不行，他死了）但我幻想着希望着我是妈妈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穷人家的弃婴，哪天我那穷人家的父母会来认领我，我就不在是狗崽子了。我说的是真的，那时我真这么幻想过。

     我一定会去买顾准先生的书来读，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华民族堕落到了今天这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