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第五章 共产嫩芽多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毛泽东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第四期曾因刊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章，于当年八月中旬被长沙军带所查封，致印就的第五期搁置发行）；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毛泽东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毛泽东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倔强奋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一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策划打回广东。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的彭湃、罗绮（qǐ）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法避免。

   其实，广东共产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等与陈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而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祖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国民党人物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这件事后来也为中共内部一个重大的争论。

   以上我所简述的共产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确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殊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偃旗息鼓。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