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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谋幸福。1941年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宣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1944年9月8日，他在中直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会议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这里，他把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47年10月，他为陕西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所做的一切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当时站在敌对阶级一边的人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的事实，驳斥那些锗误的、反动的论调，旗帜鲜明地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奋起反击。党中央要求，走苏俄以工人为主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要收编共产党，共产党内不少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服从国民党领导。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既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又使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国民党为挽救败局，提出和谈，要求划江而治。苏美等大国为了各自利益，也要求中共停战而止。毛泽东为了祖国统一，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分裂之害，坚决不学楚霸王，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推翻了国民党统治。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越过三八线打到鸭绿江边。并且入侵台湾轰炸东北，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敢不敢亮剑?许多领导同志主张回避。毛泽东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力排众议，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英勇善战，以弱胜强，把以美国为首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大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愿望。有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走欧美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搞私有制，必然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群众受苦。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走集体发展共同致富道路。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在处理日常事务中，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一边，为群众撑腰。建国后，有些干部工作不细，作风不实，损害了群众利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些地方刮“共产风”，基层群众意见很大。毛泽东给各省委书记写信，要求纠正错误，坚决退赔无偿调用比较富裕社队的财物。他指出：“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这些问题及时解决，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为了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群众。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批评那些看不起群众的干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5年，黄炎培和章伯钧等人应毛泽东邀请赴延安考察，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亡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身体力行，走群众路线。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却去农村，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创建了一支人民的军队。红军时期，毛泽东在军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让战士参加部队管理。他深入湘赣农村调查研究，拜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为先生，了解群众的呼声，制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打牢了建立革命政权的根基。抗战前期，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毛泽东写出著名的《论持久战》，明确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指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把发动群众与扩大游击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打击和消耗敌人紧密结合起来的。1941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民主人士李鼎铭等提出一个有关财政的提案，建议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并指示在全党立即推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调查基础上，总结推广了东北民主联军基层连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和纪律性，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激发了英勇杀敌的斗志。新式整军运动是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发起全面反攻的战略动员，对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等，调查研究，听取广大干部群众意见，形成了治国理政的科学决策。1952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兰考，开始了对黄河的考察。第二天，他走出专列，到了西北方向约两里远的一个小村庄，走进农家，向老乡了解生活情况，征询治理黄河的意见。1953年到1955年，他3次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关于治理黄河情况的汇报，提出了许多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意见。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坚持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把治理黄河的事情办好。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集中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毛泽东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有尊严、有温暖、有希望，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像火山的熔岩喷薄而出，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治了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患，创造出大庆油田、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两弹一星等奇迹，使古老的中国换了人间。

 

毛泽东是布衣出生，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深厚感情，最关心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认为，为人民服务就要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着手，为老百姓谋取具体的利益。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进一步说明要注意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942年12月他在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