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yang 名博

首先介绍一下中国教育减负几十年的历史吧。

1955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此后，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有近10道。

1988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决定》后，各地掀起为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的小高潮，但不甚理想。

随后，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同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又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2000年国务院和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出了7条举措，因此被称为“减负7条”；2013年8月，教育部又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俗称“减负10条”），公开征求意见；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方面提出30条措施……

这些“减负令”的内容，大多涉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要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以及制定每日作业量，保证学生睡眠时间，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当然最大的大招是，2021年的“双减政策”（外号教培团灭）

双减政策指中国为落实习近平对中国教育指示而提出的学生减负政策，目的在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政策，以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政策提出，对于义务教育，要压减作业总量、时长，减轻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对于校外培训，则规定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线上学科类机构改为审批制，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中国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还提出了更详细的政策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教育减负政策效果堪忧。过去十几年，减负政策一直在加码，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看，限制教育供给不仅没能减负，还带来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负面效果——拉大教育不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子焜、雷晓燕，以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沈艳计算了2008-2018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对初升高的概率、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学习时长的累计影响。结果发现，十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收入处于收入分位数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处于收入分位数上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

“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作者写道，“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减负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内卷’和‘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现象。”

该研究近期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3期。

减负政策只有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首先，作者梳理了2005年-2018年间的教育减负政策，然后通过理论推导得出，“教育减负政策可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在不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容易存在。”

其构建的微观理论模型展示了减负政策在三种场景下的可能效果，分别为：“无家庭教育投资、无升学竞争”、“无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以及“有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结果显示，哪怕是在第一种极端情况下，减负政策要有效也是有条件的，是由教育支出效用和教育产出的具体形式共同决定，而该条件并不总能成立。

在第二种情形下，最优学习时间只和勤奋程度的分布以及升学带来的额外效用有关。因此，减负政策也不能缓解学生的学习负担。

第三种才最符合中国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减负政策实施后的结果将是：

高收入家庭的升学概率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高收入家庭的学习时间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前期家庭教育投资占收入比重低的家庭的教育投资会上升较多；而占比高的家庭上升上升得较少、不变甚至减少。

作者通过对2010-2018年5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支撑了上述理论推导结果。另外作者也指出，韩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实施的减负政策也得到了类似效果。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的减负政策并未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刺激了非法补习服务。日本从2002年开始推广的、以缩减课内教育实践和课程为主的“宽裕教育”，被指弱化了日本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就业技能，尤其是低成绩群体和家庭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群体。日本于2011年彻底放弃“宽裕教育”。

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

上图展示了教育减负政策发生后，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学概率发生的变化。其中，A区域代表减负前不能升学而减负后可以升学的家庭；B区域则是减负前可以升学此后不能升学的家庭。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前46%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容易，后54%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困难。

从中可见，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减负减少了校内教育供给，此时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依靠家庭补充教育投资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缺乏相应经济支持，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会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作者写道。

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投入的分化

减负政策也带来了教育投入的变化。上图的区域C指的是，减负前不能而减负后能升学的家庭会增加资金和时间投入；而减负前能而之后不能升学的家庭则会减少资金和时间投入，即区域D；政策发生前后都不能升学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没有明显改变，见区域E；而政策发生前后都能升学的家庭，其教育投入倾向于在减负后增加，即区域F。

可见，“对于高收入家庭，既往的减负政策没有使得这些家庭和学生减负，相反，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增加，参与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当中；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减负政策的确使得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下降，然而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意味着教育减负实际迫使他们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在基础教育上‘躺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考察的是2021年“双减”之前全国各地的教育减负政策及其效果，彼时的减负主要集中在减少校内负担；而从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发布开始的“双减”政策，无论从范围和力度上要甚于之前，其中减少校外培训也成了减负政策的核心。

作者称，因为“双减”政策执行时间尚短，效果未能全面显现，但等到该政策长期施行之后再评估，恐怕会错过最佳的政策窗口调整期。因此有必要分析历史上类似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对当前的“双减”政策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基于他们的研究结果，当下推行的“双减”政策如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加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是“增量”，即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另一方面是“提质”，加大师资人才培养，提高教学效率，使家庭和学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达到学习目标。而要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后记：

上面的文章统计的是2009年到2018年，十年教育减负的研究结果，但是从2021年教培被团灭之后，是不是结果会有所改变，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中国家长的焦虑还在，只要中国的竞争内卷还在，只要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涨，很大概率就会使，教育减负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结果导向，教育的结果是后面几乎所有问题的解答，强行减负只会是让教培地下化和高价化，结果只会是进一步拉大学生的差距，因为富人和中产会尽量偷跑加负荷，而穷人会最后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