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g_北美08

爷爷陈永珍的档案照

我没见过爷爷！

三十年后，我跨越海峡，试图寻找他最后的去向。在档案与记忆之间，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人的消失，往往不仅仅属于家庭，也属于时代。

1992年，96岁的爷爷偕同第二任妻子突然抵达北京，看望他的孩子——我父亲和住在保定的姑姑。当时生活在美国的我却完美错过。姑姑年轻时，因爷爷离开家乡，对原配妻子与子女不管不顾而心怀不满，尤其在亲眼见到他与后来成为继母的那位女子同居（并随其赴台）之后，当场为母亲不平，与爷爷彻底决裂，自此终身不再往来。因此，这一次爷爷来京探亲，她始终没有露面，只让养子代为前来。

我哥，爷爷和爸爸 -1992年爷爷到北京探亲，祖孙三人合影

听家人叙述，爷爷对大陆始终怀有一种亲切感。他曾多次提到，希望有一天能够从台湾搬回大陆生活，买一处带小院的平房，一家人住在一起，过一种安稳简单的日子。

他还说，六十年代中期，曾悄悄前往香港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但回到台湾后因此受到严厉斥责。这些片段，让我隐约看到他在制度与亲情之间的某种拉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两岸开始开放探亲，但往来仍受到严格限制，必须逐级审批，并通过香港等第三地中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爷爷与奶奶辗转来到北京。父亲通知了妹妹，但她依然没有出现——这也是多年积怨的延续。

尽管如此，爷爷与父亲一家的短暂团聚依然温馨。他非常希望父亲能去台湾探亲，但那时父亲已疾病缠身，无法远行，便邀请我母亲代为前往。

1993年，母亲抵达台湾，与爷爷奶奶共处十天。她后来回忆，那段时间里，爷爷奶奶每天牵着她的手，带她去街角的小饭馆吃粥和面点，大家慢慢吃、慢慢聊，很是温暖。爷爷一再提起，希望卖掉台湾的房子，搬回大陆与家人团聚，还想回四川江津走走。他知道我哥哥喜欢电器，还提出要资助他开一家兴趣小店。

然而，这一切设想很快被打断。1994年，爷爷因摔倒住院，不久去世。

随后，一位在台湾的亲戚通知我父母，说一位在美国的“干女儿”迅速处理了爷爷的财产，并将奶奶接去了美国。我通过留下的联系方式前去探望奶奶。她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神情黯淡。我问她过得好不好，她轻声说：“这不是我自己的家，一切都听人家的，有什么好不好的。”我问她是否愿意来我家，她只是摇头：“我什么都没有了，都交给别人了，就这样吧。”

此后，我父母多次通过海基会及台湾方面查询爷爷的墓地与财产下落，但始终困难重重。后来，那位“干女儿”得知我们在查询相关情况，还曾打电话表示不满，此后双方不再往来。

2019年，我前往台湾度假。在台北闲逛时，无意间走进了国军历史文物馆（现已关闭）。我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提到爷爷曾是国民党将领，希望查找他的安葬地点。对方以“陈永珍（号陈国儒）”查询系统，却未能找到任何记录。他们解释说，许多早期来台的军人，可能没有完整登记，或安葬信息分散于不同系统之中。

他们建议我从几个方向继续寻找：联系荣民服务处或荣民医院系统（如台北荣总），或前往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位于新北市汐止，为台湾规模最大、安葬高级将领及重要军人的公墓），以及阳明山第一公墓、军人忠灵祠等地查询相关信息。

2020年，我尝试通过更正式的渠道查询，致信当时的总统蔡英文。总统府将信件转交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辅会）及国防部。前者负责退伍军人资料与安葬管理，后者掌握军籍与服役档案。然而最终得到的答复却相同——查无此人。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这件事情被迫暂时搁置。

直到2025年，我再次与母亲谈起她当年赴台探望爷爷的那段日子。她语气中仍带着难以掩饰的温暖与留恋。对她而言，那种与长辈朝夕相处、被牵着手慢慢吃饭、慢慢说话的时光，弥足珍贵——因为她与自己的父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她的父亲章乃器曾被打成右派，全家长期承受精神与现实的双重压力；后来虽被摘帽，却已身患癌症晚期，在八十岁时于医院昏暗的地下室走完一生。

在这样的对照之下，我愈发坚定了一个念头：去台湾寻找爷爷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以及他最后的安葬之处。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母亲，她非常支持，并为我写下了委托书。可惜，她与爷爷之间的通信资料都留在大陆，无法带来，只能不断回忆当年的居住环境。

随后，我再次致信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得到的回复与当年基本相同，并未取得新的进展。

与此同时，我通过哥哥联系到一位台湾朋友。他的父亲同样来自四川，是一位国民党军政要员，与爷爷来往密切。他小时候常去爷爷家吃饭，他的弟弟还认爷爷为干爹。他提到，在台湾，对于1949年来台的国民党员与军人，许多人不愿多谈往事。不过他仍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爷爷当年曾居住在“庙美村”，属新北市中和区，后来已演变为和美里与秀山里。

有了这一线索，朋友推测爷爷大致居住在新北市一带，但具体地址仍无法确定。于是，我开始向台北市、新北市及各地户政事务所发送查询邮件。反复寻找之中，我忽然想到，母亲当年赴台探亲，台湾移民署应当保有较为完整的入境与联系资料，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爷爷的居住信息。

在几十封往来邮件中，唯一明确回应并确认“陈永珍 / 陈国儒”这一身份存在的，是来自国史馆的一封回执。我既惊喜又困惑，进一步询问如何查阅更多资料，对方回复需要注册账号，并且仅限非大陆及香港居民方可到馆内查询。

不久之后，母亲去世。这件原本反复提起却始终未能完成的事情，突然变得迫切而具体。

于是我决定，在2025年十月中旬前往中国的行程中，先在台北停留四天：一是寻找爷爷的墓地，二是亲自走一走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

这四天，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段有目标的追寻——第一天进入国史馆，从制度与档案中确认他在历史中的位置与轨迹；第二天与第三天转向现实空间，试图还原他晚年的生活痕迹；而第四天，则是在有限时间内，对所有线索作最后的确认与整理。

抵达台北的第一天，我从机场直奔板桥酒店，存好行李后便赶往国史馆。事先已经注册账户，因此手续还算顺利。工作人员收走护照，并让我将书包寄存。我没有零钱，服务人员还帮我垫付了寄存费用。

国史馆保存的档案，主要记录国家层级的决策运作与军政体系的运行情况。从总统批示、军政报告，到干部任免与年度考核，这些材料构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记录。例如《国防部总局会组正副主官三十九年度服务成绩检讨册》这样的考核册，便将不同军衔与职级的人员按等级分类排列，逐一列出履历与评语，让个人命运被置于庞大的制度体系之中。

女馆员告诉我，凡是在工作上与总统、副总统关系密切的高级人员，相关资料往往都能在这里查到。按照她的指导，我找到了爷爷陈永珍（号陈国儒）的档案，并看到大量文件。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通过档案资料“看见”了爷爷。

在这些档案中，不仅有他的履历和任免记录，也能看到他参与或涉及的各类高层会议与报告往来。文件中不时出现蒋中正、蒋经国、戴笠、顾祝同、张群、陈立夫等当时重要人物的名字，信息量极为庞杂。限于篇幅，我只能择取其中极少数片段作为呈现。

其中一份较为清晰的人事任免文件，成为我判断爷爷生年的重要依据。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47年）的军职任免文件记载，陈永珍原任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新任联勤总司令部副官处长，时年四十七岁。据此推算，爷爷出生年份应为1900年。

另一份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949年）的报告，则呈送蒋中正，同时抄送或经由陈永珍处理。报告内容大致涉及川康地区长期军政分裂、地方势力复杂、部队素质与纪律不足、军政协调不畅，导致行政效率低、治安不稳。报告建议加强统一指挥、整编部队、提升训练与干部质量，并削弱地方势力，以恢复秩序与控制力。这些材料让我意识到，爷爷所处的位置，并非单纯的行政职务，而是与当时复杂的军政运作密切相关。

更令我意外的是，我还看到爷爷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人事档案。其中出生年写作“前十”，也就是民国前十年，推算为1902年，与前面1947年任免文件推算出的1900年相差两年。后来我又看到大陆百度百科中将他的出生年写为1910年，堂叔则指出，1910年很可能是爷爷弟弟的出生年份，被误记到了爷爷名下。由此可见，关于爷爷的基础信息，在不同系统和资料来源中并不完全一致。

在人事档案的学历与经历部分，记载爷爷曾就读日本明治大学，所学为政治，程度为大学。其经历包括四川省训团主任秘书、海军后勤部政工处副处长二阶、国防部政工局副局长兼五处处长、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西南长官公署政工处长、内政部次长、内政部参事等，级别约相当于少将。其中西南长官公署政工处长一职，也让我联想到他的上级张群——蒋介石体系中负责西南地区军政事务的重要人物。

家庭及个人情况栏中写道，陈永珍系四川省江津县人，自幼至成年，赖父兄培植，得以由小学、中学而大学毕业。其父早逝，家中仅遗弟及其在世子嗣，家庭生活主要依靠其入世后的收入维持。档案还称他“外似平易，而实有自持之处”，交友能够持久，但“不妄交”，处事谨慎，为人诚实，言行近乎谨严，读书之外生活较为简单。只是，这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原配夫人和一双儿女。

档案中另有关于工作能力与性格的评语，称他“思想信仰主义，思考明敏，学识常识丰富”；也说他品行端正，有时略嫌傲慢，个性精刚直，生活略欠严整；又称其作事认真负责，处事灵活，头脑清楚，具领导能力，文笔整洁，口齿清晰，对政策党务颇有经验。综合评语中写道：“刚直持正，察言观事经验丰富，惟不求表现，不急事功，意态嫌消沉。”这些文字虽然带着官样评语的格式，却也让我逐渐拼接出一个性格复杂、能力明确、并非平面化的爷爷。

看到爷爷年轻时英俊清朗的照片，更让我震动。过去，他只是家族传说里一个缺席的人；而此刻，他有了履历、面容、性格、评语，也有了那个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痕迹。

在这些档案所呈现的履历之外，我也想起过去在大陆能查到的资料。不同来源之间的差异，反而更显出历史记录的复杂与多重性。大陆百度百科对爷爷的介绍中，列出其曾任成都中央军校政训处政治教官、国防部新闻局第三处少将处长、陆军总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以及到台湾后任“国防部”史政局专门委员等职务。但其中出生年份写为1910年，与国史馆档案并不一致。这样的错置，也进一步说明，关于爷爷的生平，长期散落在不同资料系统中，既有重叠，也有误差。

在这些档案中，爷爷被描述为性情平和、为人谨慎、交友持久而不妄交的人。这样的文字，让我逐渐在脑海中拼接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之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后来听闻以及亲身经历的一些片段。

据说爷爷在台湾晚年身边有不少“干儿子”“干女儿”，这或许既源于他为人和善，也与他对外声称无儿无女有关。

他去世后不久，相关事务迅速被处理——一位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干女儿”协助处置其在台财产，并将潘铭君接往美国。关于这些安排，我们事后才从亲属处间接得知。

我曾前往探望她。那是一间略显昏暗的客厅，她独自坐在沙发上，神情平静却带着疏离。我问她过得是否习惯，她只淡淡地说：“一切都交给别人了，也就这样了。”当我提出接她与家人同住时，她轻轻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双方因相关问题再无往来。

回想起来，在一个人对外不再承认自己亲生子女的前提下，这样的结果或许并非偶然。当原本清晰的亲属关系在制度与现实之间变得模糊，一些带有目的的关系便容易在其中取得位置，甚至在关键时刻主导事务的走向。这种变化，并不只是个别人物的选择，更像是时代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结构性后果。

如果说这些片段让我看到爷爷晚年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关系，那么在国史馆的资料中，还有一些名字，让我意识到他在人生更早的阶段，也深深影响过他人的命运。

在翻阅资料中，李树衢这个名字也引起我的注意。他不仅出现在当时的政工体系之中，也是爷爷为自己最疼爱的妹妹所介绍的夫君。李树衢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任中将，长期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并曾在行政体系中协助蒋经国处理相关事务，其仕途与当时的核心权力结构有着密切联系。

两人一生共育八个子女，其中七个出生在大陆。1949年局势骤变之际，他们只来得及带走四个孩子，其余三个女儿被分别托付给四川亲戚抚养，并改随亲姓，以避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彼时许多人仍以为局势只是暂时分离，很快可以返回大陆，但现实却是长期的割裂。后来他们在台湾又生下最小的孩子。对于留在大陆的三个女儿，这段分离始终成为家庭难以释怀的隐痛。多年之后，我们与其中一位在北京有了来往，这段被历史切断的亲缘，才得以重新连接。

第一天在国史馆的查阅，使我第一次从档案中清晰地看到爷爷的履历与他所处的历史位置；而这些看似完整的记录背后所呈现的缺失与差异，也让我逐渐理解，在那个时代，个人的身份与亲缘关系是如何被制度悄然改写的。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台湾移民署板桥办公所，目的是查询母亲1993年赴台探亲时，爷爷当年的居住地址，以便前往实地看看，感受他生前的生活环境。

在窗口，一位女士温和地接待了我，仔细查看了我带来的全部材料：母亲的身份证明、我们母女关系的公证书，以及她生前写下的委托书。她在电脑中输入相关信息，从她的神情中，我隐约感觉她似乎查到了什么。

不久，她找来一位短发主管，两人低声交流后，主管提出要求：必须提供由海基会认证的母女关系公证，以及母亲的死亡证明（需中英文版本并经两岸认证）。

我一时有些愣住。母亲刚刚去世，相关证明尚未取得，而我在台湾只剩三天时间，根本无法完成这些手续。我解释说，我并不需要具体门牌号码，只希望知道爷爷生前大致的居住区域。

她表示可以电话向海基会确认。十分钟后回来，答复仍是：“必须按程序办理。”

我有些不甘，又等待并请求进一步沟通，结果依然没有改变。情绪一时有些失控，我提高声音，希望能够当面说明情况。

她略显紧张，示意我跟她走到一旁，压低声音问：“你有没有查过新店区？”我说还没有，她又低声补了一句：“中兴路三段。”

说完，她便转身离开。

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心里却突然亮起了一点希望——至少，我有了一个方向。

离开后，我按照路人指点，辗转乘坐公交与捷运前往新店。车上，一位女子见我有些迷茫，主动询问去向。听说我要去中兴路一带，她说自己也正好前往新店，可以陪我过去打听。我感到一阵轻松，像是多了一份运气。

抵达新店时已近中午，我有些饥饿，便邀请她一起吃饭。席间她提到自己从事健康产品推广，并邀请我一同前往她朋友家参加分享。我坦率说明不会购买产品，但仍愿意随行看看。

在她朋友家中，已有几位女性聚在一起。她们听完我的情况后，都很热心地出主意，甚至帮忙联系各自的人脉。虽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线索，但那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让我心中颇为温暖。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几个小时，已近下午四点。我准备离开时，一位退休小学老师主动说可以陪我走一段，并提议带我去附近的户政事务所查询户籍信息。

在户政所，两位工作人员听完情况后，在系统中进行了查询。他们确认爷爷和潘铭君确实曾在该区登记，但具体地址无法提供。其中一人指了指上方，说：“这里有监控和录音。”

我低声问是否可以提供其他信息，她建议我去里长处询问，并将姓名和地址打印给我。

就在那堆资料中，我无意间看到一张记录，上面写着：“民国83年3月29日死亡，4月6日申登户长变更潘铭君。”

那一刻，我立刻意识到，这与此前听说的情况相互印证——爷爷去世后，很快便完成了相关手续。

离开户政所，我立刻打车前往里长宋美雪的住处。已是傍晚时分，她正准备吃晚饭。听完我的来意后，她有些为难地说，这一带住户众多，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难提供具体线索，并建议我再去殡葬部门查询。

走在中兴路上，我来回看了几遍街道，忽然想起母亲曾说，她与爷爷奶奶每天都会去街角的小饭馆吃面条、馄饨和粥。我向路边几位居民打听，一位男子指着附近说，这一带确实是中兴路三段，又指着一间牙医诊所说：“那里以前是小吃店。”

我走到那排店铺后面，看着一栋陈旧而狭长的楼房，心中不由得浮现出画面：年近百岁的爷爷和奶奶，也许就曾在这里出入，走过这条街。

我站了一会儿，拍下了几张照片。

第三天上午，我再次回到户政大楼，找到负责殡葬事务的办公室查询。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脑中输入爷爷的名字后，简短地说：“没有，他不是在这里安葬的。你可以再问问其他单位。”

我又辗转询问所谓“无名墓地”的可能性，却被告知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登记。对方建议我前往新北市政府查询，并提醒此时正值上班高峰，最好乘坐捷运，同时也要预留一定时间。

赶到市政府时已近中午。大厅里一位做义工的老人听完我的情况后，摇了摇头，说：“你找错地方了，应该去新北市立殡仪馆（板桥殡仪馆）。”他写下地址递给我，并说明乘公车不太方便，打车会更快一些。我随即再次出发。

抵达殡仪馆时已接近下午两点。我按照指引来到殡葬服务办理处取号等待。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认真翻阅厚厚的火化登记册，根据我提供的时间，一页一页地查找。那本登记册上，全是工整的手写记录，让我有些意外，也隐隐感到一种时间的重量。

查找许久之后，她抬头对我说：“没有。他不是在我们这里火化的，也没有在这里购买骨灰存放塔位。”

我有些困惑，又问：“既然他当时住在新北市，会不会是在别的地方处理？”

她回答说：“也有可能。台北还有一个殡仪馆，不过他们下午四点就停止受理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微微一沉。第二天就是我在台湾的最后一天——第四天。尽管这两天已经找到一些线索，但关于爷爷最终的安葬去向，我依然一无所知。我原本最希望的，是能够找到他的墓地，将来可以来祭扫。

回到酒店后，我重新查找资料，找到了台北市殡仪馆——怀爱馆（位于大安区辛亥路三段）。那已经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可能。

第四天清晨，我乘出租车约一小时抵达台北市怀爱馆，成为第一个站在服务中心门口等候的来访者。开门后取号等待，大约三十分钟后，一位年轻的女子接待了我。她同样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册，开始为我查找爷爷的名字。

这一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爷爷的记录——他确实是在这里完成火化的。

我继续询问：爷爷是从哪个医院转来的？具体是哪一天火化？她微笑着解释，鉴于我无法出示与爷爷的亲属关系证明，这些细节无法提供。不过，她明确告诉我，爷爷的骨灰并没有保存在这里。

至此，我基本完成了这次来台湾的目的：爷爷陈永珍于1994年3月29日去世（据户政所资料）。至于他的出生年份，却始终难以确证。不同资料与记忆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档案推算有1900年、1902年之说，大陆资料中亦曾出现1910年的记载；而亲属回忆中，又有其去世时至少为九十余岁、甚至九十九岁的说法。若再参照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出生年代，这些数字之间似乎各有依据，却又难以彼此印证。

这些彼此交错、却始终无法统一的时间线，让“他的年龄”本身也成为一种模糊的存在。与其勉强归纳出一个确定的年份，不如承认，在不同制度与记忆的叠加之中，这样的基础信息，早已失去了单一的答案。

他的骨灰究竟在哪里呢？我更愿意想象，他早已与江河大地相融；而他那份英俊清朗的气质，也早已在后代身上延续。

后来回到北京，在整理家中资料时，我找到了爷爷与父母之间的通信，从中得知了他当年的详细住址。与此同时，一位在美国的家族亲戚仍与那位“干女儿”保持联系，对方将她的电话号码转给了我。听说她也已八十多岁，我一度考虑通过她了解爷爷和奶奶（想必已去世）的骨灰安葬去向。

我试着拨打了几次电话，始终只是录音留言。想了想，我最终还是决定不再继续联系她。在明知爷爷仍有亲生子女的情况下，相关事务却在极短时间内被迅速处理，其中的具体经过，我至今未能了解清楚。至于奶奶当年的处境与后续安排，也许只有当事人最为明白；而爷爷的去向，我更愿意想象他已化作轻烟，四海为家。

能够确认爷爷遗体火化的地点，对我而言，已经非常重要。也许，一个人的一生，并不会完整地保存在任何一套档案之中；但至少，我知道他曾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步。

也希望爷爷在天之灵能够知道，他的后代一直心存纪念；也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与我父母相伴，不再孤独。

回望这次寻找的过程，我逐渐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去向问题，更是一个时代在个人身上的投影。

在两个制度、两种政治环境长期分隔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最基本的亲属关系，在档案中却变得模糊甚至消失。爷爷在台湾的资料中，没有关于自己子女的记录，这或许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下对大陆联系的回避，以免影响个人前途，或增加内部审查的复杂性。与之相对，在大陆的档案中，父亲的“父亲一栏”却被标注为“不知下落”。同一段血缘关系，在两岸的记录中被分别“删减”，仿佛彼此不曾存在。

这种对亲缘关系的回避，或许在当时是一种现实选择，但也留下了难以预料的后果。当一个人对外不再承认自己的亲生子女，其身后的人际关系便更容易被重新界定，也为他人介入留下空间。一些带有个人目的的关系，便可能在这样的空隙中逐渐形成，甚至在关键时刻取代原本应有的亲属位置。这种由时代造成的断裂，最终又反过来影响了个人命运，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中的不幸。

至于爷爷的出生年份，在不同档案中也出现了差异，这或许与当时军职体系中对履历的调整有关，也可能只是长期流转中的记录误差。正如户政所工作人员所说，许多早期来台的国军将士，其个人背景资料本就不够完整，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模糊与不确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所经历的寻找，更像是在碎片之间拼接一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痕迹。也许，一个人的完整一生，终究不会完全保存在任何一套档案之中。

附录照片： 爷爷奶奶1992年北京探亲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