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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缔造和迎接人类性学的第三个高峰

在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WACS）成立大会暨性学高峰论坛上，与会者对於笔者提出的“在21世纪，将以说汉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的预测普遍表示赞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敏伦教授以其亲身经历说明，一些西方性学家早就有这种看法。他在大会发出的《华人性研究》创刊号“发刊词”中写道∶

近年来，我们尊敬的性学前辈与同事阮芳赋教授到处向人表示，根据他的分析和推论，现代人类性学已进入第三个高峰，而这将会是由华人所领导的。他这个说法或许还未有很多人信服，因芳赋本人是华人，难免有“卖花赞花香”之嫌。但是，多参加国际性学会议或多与外国性学家交谈者，便会知道很多西方性学家其实也有类似想法，甚至不只是想法，而是寄望。因为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和信仰，已开始顽强地拖著“性科学”的後腿，使它在欧美等地已再难寸进，反而由於被性政治的缠扰拖累，已渐有进入死胡同的迹象。一年前，我在《性与关系治疗期刊》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中发表“一个中国模式的性文化蜕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exual culture, the Chinese paradigm) 一文後，更收到很多外国性学家的来信，认为世界性学若要摆脱诅咒，那才是唯一可走的路。

所以，对华人性学家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谦虚礼让的时候，而是要提起勇气，努力接棒，以求不负众望。

然而，在如何论证这一预测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刘达临教授在会後有很详细的敍述，题为“迎接‘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放在他的新著《我与性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出版），作为该书的“後记”，全文如下∶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世界上将出现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世界第一次性学高峰是以德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在20世纪的初期和前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德国科学家如赫希菲尔德、莫尔、布洛赫等。世界第二次性学高峰是以英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後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美国科学家如金西、迪金逊、玛斯特斯和詹森等。而进入21世纪，华人世界将达到第三次的性学高峰。
??提出这个预测的是阮芳赋教授。
??我认识阮教授已有二十三年了。1985年，当我刚刚进入性学领域的时候，他是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那时他已经有了风靡全国的成果，这就是1985年春天出版的《性知识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後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又有一定深度的性学读物，当时这本书真是被人争相购买，“洛阳纸贵”。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人还不好意思公开地去买什麽性方面的书，都在书店说∶“买那本黄封面的，两块五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学史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985年7至8月，我参与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届性教育讲习班，在上海举行，有来自18个省市的八十多人参加，大多数人都成为以後中国推行性教育的骨干力量。授课教师有三人，一是从北京请来的阮芳赋教授，二是从广西请来的一位何教授，三是我。 [实际上不只3人，记得共有16课，阮一人讲8课，另外6人分讲另外8课----引者注]
??这次讲习班办得很成功，阮教授建议我们乘胜追击，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我说∶“成立学会要政府审批，怕很难吧？”他说∶“不要紧的，可以先成立一个筹委会，成立筹委会不需要批准。”於是，我们就成立起来了，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性教育研究会，这是中国正式成立的第一个性学会。
??可惜，到了1985年年底，阮教授到美国学习工作去了，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他得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华裔中的第一个性学博士(那时他已加入美国国籍)[“那时”是1991年，阮入美籍是1997年—引者注]以後长期在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工作，同时也不断地和中国学者取得联系。2007年夏天，他和几位学者反复磋商，决定建立一个“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2008年1月在深圳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他将发表关於“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演讲，而且邀请我和胡宏霞博士参加。
??对於他这个预测，我是十分赞成的，从我的研究的切身体会中深深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许多优势，中国文化一定能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能明确地提出这个预测，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看到了阮芳赋教授在网上发表的演讲文章时，我却有些失望，他举了一些个案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而这些个案都有一些局限性，说明不了这一伟大的预测。
??例如，有些工作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而且中国学者并不是太占主导地位，这就说明不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了。他十分推崇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性权利宣言》，可是据我看这个宣言虽然有意义，可是有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也有偏颇。另外，有些事例虽很突出，但是只举这一件事，就显得单薄了，“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香满园”嘛！
??我的看法是，提出一个大论点，最好不要单纯以许多个案来作为论据。因为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十分多元，可以举出任何个案来说明任何观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举个案，总是很难全面，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势，在什麽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在什麽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怎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
??这麽一个宏观的预测一定要有一些宏观方面的因素作为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应该是∶
??1．世界上有许多人预测，到了2l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高潮必然会带来文化发展的高潮，中国未来的经济地位也会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性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2．就现代性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在某些科学理念、研究性学的技术手段等方面还和西方国家有些差距，当然也能迎头赶上；另一方面，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性文化在世界上占有十分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现在，这方面的文化正在不断挖掘的过程中，这就是说，中国人有潜力，有本钱。
??3．中国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方针，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性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内涵，但是由於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必将带来性文化的巨大发展，这股浪潮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奔流。
??4．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和性科学的关系至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性科学的发展得到计划生育的支撑甚大，在今後的发展中，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也是一个开路先锋、一面大旗和坚强的後盾。
??5．中国人口众多，人多，经济发展，就可能涌现更多的文化精英。中国现代性科学虽然兴起稍晚於西方，但是学术力量雄厚。即以全国性的性学组织中国性学会而言，它有会员6200多人，就以活跃分子占30％计算，也有2000名性学家的这样一支浩荡大军，同时还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队伍，这股力量是世界少有的。
??我深信，从以上这些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人力资源的条件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生，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以上这些条件为中国所独有，那麽这次性学高峰要在以华语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生，也是必然的了。
??但是，怎样和阮芳赋教授探讨呢？他现在远在台湾，对这麽大的一个问题不当面讨论是说不清楚的，可是哪有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写一篇文章阐述我的意见给他寄去，可是如果他不接受呢？如果他不接受，我再坚持，就形成“对立”了。在这麽一个大会上形成“对立”，总归不好，中国人不总是提倡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在一段时期内，在大会上是否要谈这些意见，我颇费踌躇，而开会的日期却一天天地临近了。最後我下了决心∶讲！掀起“以华语为中心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是一个伟大的预测，如果只用那些个案来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说服力的。对此，我不讲谁讲呢？如果我畅所欲言地讲了，阮芳赋教授会不高兴，而这几个个案中的人也会因为我不赞成把他们捧得那麽高而不高兴，那麽怎麽办呢？应该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
??我几次徵求了胡宏霞博士的意见，她也很难置可否，只是说∶“尽量还是少得罪人吧！”
??2008年1月19日，我和胡宏霞从上海去深圳参加“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成立大会暨高级论坛”。这次大会有180多人参加，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许多知名的性学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几乎全来了，我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同时也感到阮芳赋教授能够发起并组织这次大会真不容易。
??大会把我的发言放在第三天(最後一天)的上午第一个，而把阮关於“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放在下午最後一个，他发言以後就是闭幕式了。按照逻辑顺序，我在他的发言以後再讲则比较好，可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动了，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我要讲什麽呢？
??当我们到达深圳的第二天晚上，阮芳赋教授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阮教授，我在这次发言中要对你提出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论据提一些修改与补充的意见，可以吗？可是，你的发言是在最後，我只能根据你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谈了。”
??他说∶“好的，不过每个人的发言只有25分钟。”
??1月22日上午，我发言了。回顾了二十多年前我和阮教授的交往，赞扬了他多年来为中国性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肯定了他所提出的“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这一预测的重要意义，谈了几个个案不足之处，讲了这一宏观的预测应该有几个宏观的条件作为依据，等等。因为这次发言的重要性，我事先写了讲稿，可是一发言，我就不知不觉地离开讲稿，顺流而下了，因为这讲稿的内容我在心中已经想过千遍万遍。
??这次大会的发言限定每人25分钟，似乎控制很严，当我讲了还不到一半内容的时候，主持人彭晓辉教授提醒我∶“还有8分钟。”
??我一愣，只好说∶“好，我快点讲。”
??没想到台下突然有几位听众大声地说∶“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我们要听刘教授讲话！”然後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个“突发事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望望主持人。这时一位会议负责人陶林主任赶快上台，对主持人说∶“让刘教授讲吧！”主持人说∶“好，好，刘教授请继续讲，按照大家的意见，你的发言不受时间限制。”
??当然我也不能不识相而占用过多的时间，但是总算安心了一些。我用这麽一段话结束了这次演讲∶
??最後，我想送这次大会一首诗，这是清朝晚期一个叫黄遵宪的人写的，他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还有梁启超等人齐名，这首诗的题目是《赠梁任公同年》∶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我想，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大家的壮志豪情，这也是鼓舞我们在阮教授所预测的“第三次性学高峰”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力量。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协会的精神所在。
??谢谢大家！
??引用这首诗，我感到比较得体，华人性学家应该有这股劲儿，才能干成大事，才能达到“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我发言以後，台下掌声很热烈。
??轮到听众向发言者提问了，有几个人问了我关於研究性文化，性文化可以不可以是“下里巴人”、性文化节与“卖淫合法化”是否可行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主持人念了一张递上来的纸条，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张静女士写的，她写道∶“刘达临教授是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性学家，我们读过他的许多书，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请乘此机会向刘教授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谢意。”
??上午走出会场，一位香港学者对我说∶“刘教授，你的发言真好。”晚上台湾的文荣光教授请我和胡宏霞吃晚饭，他说∶“你发言中说什麽‘一花独放不是春’，确是这样。”
??到了下午，阮芳赋教授最後一个作关於“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了。他讲起话来总是很激动，不太按稿子讲，好像心中有一股热浪挤在喉咙口要进涌出来。可是，可能因为太有激情了，有些口不择言，讲话中有些漏洞，例如他说∶这“第三次性学高峰”之所以落在我们华人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而是因为人家(美国)不要了！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怎麽可以这麽说呢？不过，出自阮教授的声望和大家对他的尊重(他是老一辈的性学家，又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一般是不会有人公开地站出来对他进行质疑的。怎麽办？就让这件事过去了？我又要被逼著去当“出头鸟”了！
??在向报告人提问的时候，我举手说∶“你方才说，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麽为什麽日本人不去拣，印度人不去拣，而我们中国人能拣起来呢？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许多优势，所以时代的重任才必然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而并不是人家不要了、我们才拣起来的问题。”
??阮教授作了一些解释，说是中国人当然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方才刘达临教授都说过了，他就不讲了。
??整个大会结束了，酒阑人散，大家纷纷走出会场，一位成都的性教育工作者胡苹对我说∶“在所有的学者中，你是我最尊敬的学者。”
??从深圳回到上海，我并不是很高兴，总觉得欠了别人一些什麽，好像做错了什麽事。阮芳赋教授和我是多年的交情，这次好心好意地请我去深圳开会，我为什麽要公开地反对他呢？虽然只是学术讨论，可是弄得他的发言不那麽圆满了，似乎在抢了他的风头。不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有话不说也不行啊！
??我问胡宏霞∶“你说，阮芳赋这次会後悔邀请我去开会吗？”
??她说∶“但愿不会吧！”
??是的，但愿不会。我和阮芳赋教授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性学家，都已年过七旬了，尽管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却总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担心了。我们一辈子为了性学研究、为了光复人性而历尽风浪，受尽委屈，如果还有什麽误会，也不必放在心上了。思前顾後，怕这怕那，实在活得太累。我们即使厥功至伟，也不过是一块铺路石，让後来的性学家们踩在我们的身上，迎著“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继续前进。
??让这美好的目标早日实现吧！ 

??刘达临
??2008年2月18日
??于上海万春轩

刘教授的文章虽然长，但与笔者的不同意见，只有两点∶

（1）提出一个大论点，最好不要单纯以许多个案来作为论据。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势，在什麽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在什麽样的文化背景下；

（2）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麽为什麽日本人不去拣，印度人不去拣，而我们中国人能拣起来呢？

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点根本不是问题。

先说“论据”问题。不要说我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光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就有31年之久。笔者当然很熟悉“大背景、大形势”的论证方法。事实上1993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性学会(筹)学术会议的闭幕即席致词中，笔者首次提出这一预测所用的论证就是中国的文化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人力优势∶中国文化不以性为原罪，阴阳和谐是“至道”；中国的医生、计划生育人员等等可以用上班的时间用国家的经费作性研究；中国要控制人口控制AIDS和STDS，就一定要支持性研究；中国有那末多医生、计划生育人员、教师、社会工作者等等可以参加到性研究中来，这在美国都是不可能的！为何到2008年，笔者不再讲这些，反而用“个案列举”？其实这是极其可喜的成就！！以上笔者早在1993年列举的“大”条件，只是“可能性”，只是“有可能”；而2008年笔者能列举的已经不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是已经达到的“实际成果”！这就叫“林中有千苹鸟，不如手中有一苹鸟”！！！！

以下就是我列举的“个案”，全都是1993年不可能有的最好例证∶

我们还可列举一些重要标?，表明未来华人社会在性学的第三次高峰的形成和发展中，会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999年，吴敏伦教授在香港主持了第一次在华人地区召开的世界性学大会，并通过了有伟大意义的“世界性权利宣言”；

2006年，以林燕卿教授为所长的树德科技大学性学研究所博士班开学，连同前後的200名以上的硕士生，形成了当今全球最大的性学专业人员培训基地；

同年，以彭晓辉教授为主译完成了在“世界上最大的性学网站”中主要性学自学课程的中译，并使该网站的点击量大幅增长，其中的中文版居於各种文版之首；

近几年来，在广州、武汉、香港和深圳等地，接连举办性文化节，上海等地也有类似的大型活动，表明性和性学在华人世界已经成为大众化的社会行为；

也许刘达临教授，对以上个案都不以为然。“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性权利宣言》，可是据我看这个宣言虽然有意义，可是有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也有偏颇。”这是他个人见解的问题，在此不予置评。“有些工作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而且中国学者并不是太占主导地位，这就说明不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了。”这是他的误解。笔者说的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性学网站”中主要性学自学课程的中译，不是说这个网站本身。中译就不但彭晓辉占主导地位，而且全是他译的！网站本身的主导者制作者黑伯乐教授，非常兴奋，中译本一出现，点击量以每月几百万的大幅度增长，大大显示出中华文化的一种优势！！黑伯乐教授与笔者无关的认识到未来性学的发展属於华人世界，也因此特别扩大网站的华人顾问到3个人（吴敏伦，阮芳赋，李勇），在全世界总共15名中，已是很大比例了。

       再说“不要”问题。我记得在会场上刘教授对“人家不要了”的说法很反感，好像笔者把华人的伟大降低到“捡垃圾”的份上！这也是一种误会。人家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垃圾！！！自由，民主，平等，和平，是很多历史人物弃而不要的东西，也是一些国家弃而不要的东西，但都不是垃圾！！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以至东方国家，不再坚持性革命的进步大旗，不再领导性学研究，不再追求社会的性福，将他们“不要了”，难道这些就因为“被不要”而“垃圾了”！！其实，笔者说“人家不要了”是非常文雅礼貌而含混的说法，请看吴敏伦教授的说法，比笔者就更明白多了∶“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和信仰，已开始顽强地拖著性科学的後腿，使它在欧美等地已再难寸进，反而由於被性政治的缠扰拖累，已渐有进入死胡同的迹象。”

笔者在文中也曾写道∶“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性研究家劳曼(Edward O. Laumann)向我面授机宜的一个要点便是∶如何在提出研究计画时，避免出现sex和sexuality字样，要想办法找到“非性”的代用词，以便能得到经费的支持。”由此可见美国不要性学到了何种程度，真是21世纪的“谈性色变”也！！

是不是笔者写的、说的就真的一点毛病也没有呢？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也成

为笔者的心病。就是笔者未曾正面反驳刘教授的一种说法∶“这些条件为中国所独有，那麽这次性学高峰要在以华语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生，也是必然的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未曾正面展开“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这句很模糊的话。“第三次性学高峰”并不是一鼎美丽的帽子，可以拿来就载上，也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有一定的内涵的严重使命，简而言之就是∶

将要致力於实现“性全数”(性少数和性多数)的“人权化/性权化”∶全人类、全年龄、全性别都要有完全的性权利，既要消除性多数和性少数的性对立，也要消除性方面的年龄歧视(“老人无性”和“儿少无性”的严重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对女性的性歧视和对“跨性”/“第三性”的性歧视)，实现性的“四全”∶全人类、全年龄、全性别都要有完全的性权利。

笔者实在不敢妄断眼下实现这一切的条件“为中国所独有”，连为所有的“华人社会”所“有”，笔者都不敢说，更不用说所“独有”了！在实现“四全”（ 全人类、全年龄、全性别都要有完全的性权利）上，“华人社会”真的已经比“非华人社会”好吗？这些真的会很顺利在21世纪的华人社会再推及全世界“不可避免地”“必然的”实现吗？

是的，笔者很希望，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信，也愿意为之作最大的努力，但绝不敢盲目乐观。在中国，连“性学”作为一门学术专业，至今还未被承认，至今还没有“性学硕士”、“性学博士” 、“性学学士”的学位呀！连这个学科名称“性学”都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学术上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奈何得很呢，何况“世界性学的新高峰”乎！笔者并不自轻，所以才从1993年以来，一直宣扬“在21世纪，将以说汉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这个“大论点”，但笔者决不希望它成为“特大牛皮肥皂泡”。知其可行，所以去做；知其不易，所以奋斗！！！

                                                2009-1-27  于深圳华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