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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性教育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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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理解和做好一件事，必须对其历史发展有所认识。性教育亦然。

感谢有关部门的支援，在1985年我得以查阅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封存的大量"性书"和相关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中国近代性教育文献述略"，收在文集《性的社会观》中（1987年，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後来，见到199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卫生保健研讨会"的论文资料中，有一篇苏州大学医院陈永生撰写的"清末民初我国学校性教育发展概况"。该文也概述了清末民初（1900－1936）我国性教育的一些情况。

中国性教育的起始阶段

性教育作爲一个现代领域和学科，大体上形成於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我国的情况来说，1912年，陆费逵（1886－1941），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就曾在《教育杂?》撰"色欲与教育"一文，批评对"性"的消极抑制，主张积极地加以教导，可以说是近世中国提倡性教育的最早论述。不过，更完整意义上的"性教育"（SexEducationtion），是在20年代开始在我国传播起来的（那时"性教育"又译"性欲教育"）。

1914年志原在《教育杂?》发表"教育上之色欲问题"，指出"云有害者非色欲之爲害，而滥用或误用之害"，"消极之防，危害甚巨"，"戒除隐秘主义"，"以公然讲授爲得策"等。1919年王统照、王睛霓在《曙光》分别发表"两性教育观"、"两性的道德"，从理论和应用上阐述了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

1920年，潘公展（1895－1975，曾任《晨报》社长、上海市教育局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申报》董事长等职）在《教育杂?》发表"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M．A．Bigelow）教授著《性教育》一书的观点。後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公展著《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1925年）。巴哥罗教授指出性教育的内容可分八项∶个人的性卫生，社会病，性病，社会的罪恶，卖淫，私生子问题，性道德，性的卑视问题，结婚问题，优生学。巴哥罗的性教育观，在二三十年代广被我国学者所引用，影响较大。

1921年冬，桑格夫人（MargaretSanger，1883－1966，旧译山额夫人、山格尔夫人等）来华，在北京、上海演讲，备受欢迎，作爲国际和美国计划生育和性教育的著名倡导者，她的访华对我国的性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事实上我国第一本具体讲述性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的书，便是封熙卿译的桑格夫人著《家庭性教育实施法》（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张从很小的时候便要开始进行性教育，不要神秘化，不要说假话，不要怕孩子见到裸体，等等。这本书後来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性教育的示儿篇》（赵荫棠译，北新书局，1929），《性的教育》（董任坚译，潘光旦校订，上海儿童书局，1933）。可见其影响之大、之久。

1923年《教育杂?》出版了"性教育专号"，发表了13位作者的文章，其中有盛朗西∶"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中的位置"。任白涛∶"青年期性卫生及道德"，等等。同年，日本学者羽太锐治著《最新性欲教育》一书由任白涛分章翻译发表，全书八章，最後一章爲学校的性教育；美国斯梯生著《人生性教育》中译本也在北京出版。

192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教育丛书"共100种。有大中小学教材、医学、生物、社会、理工等类，其中专论性教育有的5种，笔者见到的有教育杂?编辑的第37到39种《性教育概论》、《性教育的理论》和《性教育与学校课程》。

《性教育概论》一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常道直写的关於性教育的11个问题∶爲什麽要研究性欲，爲什麽要反对研究性欲，爲什麽要有性教育，爲什麽要反对性教育，什麽是性教育的正当范围，使性教育成爲必要的理由是什麽，性教育的目的是什麽，谁最相宜担任性教育的责任，父母、教师和医生三方面怎样分担责任，性教育应当怎样进行，施行性教育时应当注意的是些什麽；第二部分是译介日本市川源三的性教育论述。第三部分是黄公觉译介的美国巴哥罗教授《性教育》一书的要点。

《性教育的理论》一书包括:陈兆蘅"性教育之真谛及欧美各国之性教育运动"，周建人"性教育的几条原理"，潘公展"两性生活与性教育"三篇文章。陈兆蘅提出∶"性教育实爲校内校外合力工作,使青年对於自身性欲问题得到正当解决的种种计划的总名"。周建人写道∶"人类既是两性动物，一生当中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性有关系"。潘公展写道∶"两性生活乃是人生最重大、最贴近、最富於兴味的生活。两性生活的根基，即在於恋爱。恋爱与生活，一而二，二而一。"他们早在20年代便如此直截了当地指出"性"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至今看来，仍然难能可贵。

《性教育与学校课程》一书包括:廖世承"性教育与中学校"，提倡"利用各科目施行有系统的性育"；盛朗西"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上的位置"，提出性教育的具体目标26条；邰爽秋"中等学校性教育之实施"，拟订了大纲共62条；常导之"美国中学校性欲教育大纲"，介绍纽约生物学教员协会委任的性欲教育委员会拟定的大钢；沈泽民译"同性爱与性教育"，原作者卡本特（E．Carpenter，1844－1929，英国诗人、性学家），是在英国最初公然用本名写作关於同性恋的人之一。这篇译文乃录自卡翁名著《中间的性》（1908年）一书，其中有一段论及学校与性教育，很爲精辟，引述如下∶

"现代的文明学校用一扇铁门把两性的事情完全闭起来了。门边是一种沈默，一种严酷的沈默，於是合法的好奇心立刻各如其状地变成不合法的好奇心了，狂热的色情暗暗地生长起来，本来没有色情的地方也起了色情了。阴沟的方法现在正流行著。学校既不能公然承认小学生的要求，於是违禁品在他们自己中间互相传授了，淫秽词曲代表了聪明高雅的说明了，损害卫生的行爲跟著来了。性的神圣一去永不回头，於是学校中充满了早熟，而关於一个照权利是应该把它擡到一切思想以上的题目，在学校中是充满了病态的谈话和想象了。人工压抑了那高雅的方面而使那卑鄙的方面加速早熟，结果不过使那高雅方面完全受损害罢了。”

今天，一切对性教育抱疑虑态度的人，也许还能够从这段深刻、尖锐的评论中，得到啓发与教益。1926年，上海国风书店出版德国医学家、性教育的先驱者罗乃戴尔博士《性与教育》一书的中译本《现代青年性教育》（戈乐天译），包括绪论,性教育的需要原因、性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的范围、如何实行学校内的性教育、结论。著者指出∶

"沈默主义不但不能增进道德上的纯洁，反而是一个极其多灾难的迷惘，甚至成爲童子天真的大祸。"

译者在译序中，对我国性教育开展中障碍所作的分析，颇有见地，引述如下∶ "考我国人对性欲教育或性欲说明，所以抱怀疑或反对态度之最大原因有四∶第一，不知人类性欲本能之难於压抑；第二，不知性欲疾病爲害之烈；第三，误于因袭的道德观；第四，误于从来所谓淫书的魔力。"他并郑重指出∶教育书不是淫书，必须清除上述四种误会，才能使性教育有效地发展起来。

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南洋大学学监柴福源著《性教育》。1928年，世界书局"ABC丛书∶科学部自然科学组"中，收入了他的另一著作《性学ABC》，内中也论及性教育，指出∶"性教育的目的，普通说来共有四种∶(1) 性欲的卫生；(2) 心理的建设；(3)性病的预防和治疗；(4)优生。综合这四个小目的，成爲一个大目的，与卫生、伦理、纯美三大原则结合，方才能算达到圆满的地步。"

1928年，周建人的《性教育》一书出版，爲商务印书馆"师范小丛书"中的一种。作者指出∶"性教育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从用什麽方法去解答小孩的'自身从哪里来的'问题起，到淫书淫画在社会上究竟有什麽损害的讨论，都属於性教育这一名称的范围之内的。"全书分八章∶性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历史，性教育的问题，性教育中应说明的几项重要事实，性的由来，性的生理，性的伦理，性教育的实施。

1930年，杨冠雄《性教育法》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共十章∶什麽是性教育、性欲的根本原理、两性的关系、两性生活与性教育、家庭的性教育、性教育与学校课程、性教育的效能、性教育实施的程式、男女同校问题、性教育的过去与将来。

1934年，英国著名性学家蔼理斯巨著《性心理学研究》中《性的教育》部分的中译本出版（上海青年协会）；夏南（T．W．Shannon）教授《性教育指南》中译本出版（杜佐周、钱亦石译，上海中华书局）。这本书是按性教育物件的年龄阶段而写的，共五编三十章，分述儿童时代、少年女子时代、少年男子时代、青年女子时代、青少年男子时代的性教育。强调∶"男女孩认识性器官的差异越早，则其病态的好奇心发展之机会越少。"

1936年，杜占真著，程克敬、卢永春、郝鸣琴校订的《幼儿期性教育》由北京教育短波社出版。前有常导之、袁敦礼、傅继良的序。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的袁敦礼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性教育的基本问题，不专在身体方面，而在心理方面，尤其在社会方面。所以使儿童有良好性的习惯、态度和知识必须从极幼小的时候著手，按照他的需要，和发育的情形循循诱导。"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是国人进行的关於性教育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论述。作者"因研究性教育，走访了华北几个重要都市和二十多个乡村，调查了大中小学校不下六十馀个。"作者认爲∶

"性与人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性与生活的范围几乎相等，性生活是穿插在普通的生活中┅┅性教育的范围，在纵的方面，应包括自婴儿初生以至成年育儿止；在横的方面，应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直接或间接与性有关系的一切活动。"

本书提出了性教育实施通则十二条，并具体讲述了幼儿期性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前面以文献爲主描述了现代性教育在我国的起始。

这个阶段的另一著作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列入"师范小丛书"中出版的《苏俄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张郁光据日本苏俄问题研究日译本重译）。正如书名所示，该书包含了当时苏联权威性教育专家的论述以及性教育的教学大纲。至此，可以见到美、英、德、日、俄等国性教育的代表性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国人自撰的性教育著作，也已接连出版，期刊文章不断，专号也有出版，演讲、大纲均已出现，实地的性教育和对比的调查研究也已问世，性教育在我国已可说是奠定基础了。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先驱者们勇於冲破中国封建社会性压抑的传统观念，反对性的神秘主义，不但致力於改变性愚昧的状况，同时也以性教育爲武器，预防性病的流行，革除与性有关的各种社会恶习。

自然，在这一起步过程中，在性教育的目标、内容、措施、方法等方面也有著不同意见的对立与争论。最明显的例子是关於张竞生教授的工作，以编撰《性史》而著称于世的张竞生教授，很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认爲"性教育一问题关系于人生比什麽科学与艺术更大┅┅性譬如水，你怕人沈溺麽，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美的社会组织法》，1926年）1968年《性史》的英译本出版时，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国最早的现代性教育论述"，评价很高。但《性史》以及张竞生教授本人，在国内则备受指责，以至性教育工作者必须与之划清界限以自立。例如杨冠雄在所著《性教育法》中责"所谓张博士者，更妙想天开，无恶不作，写出《性史》来，冒充性教育者"，"假借性教育之名，而大宣传纵欲主义，这是性教育的破坏者！"关於对张竞生教授的评价，著者另有专文，不在此赘述。这里，只是以张爲例，说明性教育起始阶段的一种对立与争论。其他争论还有，内容是激进些，还是保守些；内容的取舍是以性教育本身的需要还是偏重於公衆的可接受程度；是男女分班讲授还是男女生在一起听讲；性教育作爲一门独立的课程还是将有关内容融於各科之中；由谁来教，教师，还是校医、护士，还是兼而有之；是男、女教员均可，还是同性教员教同性班次；以及什麽人有资格充任性教育教员，等等。

中国性教育的延续阶段

从出版物来说，不断有性教育著作出版∶1940年，周尚著《性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作者根据其在中央大学、大夏大学的讲义写成。共分10章；性教育总论，性教育史略，性的生理，性的心理，性教育的原则，性教育的师资，幼稚园及小学低年级的性教育，小学中高级的性教育，初级中学的性教育，高级中学的性教育。作者在自序中说∶

"性教育不比他种教育，行之不得法，往往比没有更坏，而且不易下手。"

这一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1941年，朱云平著《性教育概论》（上海，世界书局）。共9章∶绪论、性教育的沿革、性教育的生物观、性教育的心理学观、性教育的社会学观、儿童时期的性教育、青年期的性教育、性教育与社会教育、结论。各章列有参考文献和注解，学术性较强，较有参考价值。作者认爲∶

"性是两性间在生物上、心理上与社会上所交互而成的一种行爲。性教育是供给关於性知识的一种教育，在生理上求得性的正常发展，在心理上求得性的合理适应，在社会上求得两性间完美的生活。"

作者对'性道德'的见解也很发人深醒，他写道∶"道德（morels）在拉丁语中爲

morse，意即'习俗'的意思，可见顺从习俗即爲道德。习俗有空间时间的不同，道德因之也有变异，甲地的道德或不适用於乙地，过去的道德或不适用於现在，因之道德的标准是相对的┅┅性道德是对於人类欲望中强烈的性欲加以一种'限止'，使之与社会利益不发生冲突；同时性道德是对於性欲也加以'尊重'使之不被社会所压抑，这二层意义是性道德应具的素质。过去无论中国和西洋，对於性道德大都倾向於'限止'一方面的。"作者提出∶

"性道德在性的'限止'与'尊重'上应同等重视。"

这个意见，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1946年，德国布式克和雅各生合著《性教育新论》，由董秋斯据保罗夫妇的英译本转译爲中文，生活书店出版。共二十四章。原书本是一种关於性卫生的书，所以内容涉及性知识、优生学、婚姻与家庭等较广泛的内容。

1948年，美国雷婉（LenaLevine）医学博士著《医生对新娘的一夕谈》（张紫洞译，上海，家出版社）。此书精简扼要，对於新婚夫妇所需要的性知识作了相当具体而正确的描述。此後，家出版社还出版了美国儿童研究会原著、江同编译的《儿童的性问题》。对儿童常发问的或对儿童进行性教育常遇的23个问题，作了解答，亦颇具体扼要。以上两本书都是由黄嘉音主持出版发行的，并由其作序。当时，黄是上海"家"杂?的主编。在其爲《医生对新娘的一夕谈》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性教育的文字与猥亵的文字是有著一大段距离的。猥亵的文字是诉诸情欲的，故作不必要的动情的描写。性教育的文字是诉诸理智的，是客观的、冷静的，只把你所必须知道的科学的事实告诉你。读了猥亵的文字，只使人兴奋而激动，除了想入非非之外一无所得。读了性教育的文字，使人沈静而清醒，知道应采取的态度和该走的路向。"

这段话很中肯地指出了性教育与淫秽文字的差别和性教育的积极作用，至今仍不失其意义。把性教育严格地和淫秽文字区别开来，至今仍是性教育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性教育领域来说，大体上可以认爲乃是此前科学的严肃的性教育努力的继续。一个新的现象是，在解放初期，一些前苏联的性教育通俗读物被译成爲中文出版。作者记忆所及的，例如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健康的婚姻》，上海文通书局出版的《性与婚姻》，均出版於1951年。新出的国人自著的性教育读物，首推1956年出版的由《大衆医学》杂?发表过的18篇文章辑成的《性知识》（由著名皮肤性病科专家于光元编）。

当然，影响更大的则是1957年出版的由协和医院王文影、赵志一和谭铭勋

合著的《性的知识》。

说1949年以後，性教育仍然是继承了前此的工作，以下几点，可作证明∶

（1）《性教育新论》等书曾在1949年之後重印出版。

（2）极推动性教育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和叶恭绍等十多位医学专家的谈话中指出在女孩来月经、男孩遗精这些现象出现之前便要给予性教育。他说∶当时青少年时代在南开中学念书时，他所听到的一些性教育课程，使他受益终生。正面肯定了过去性教育实践的积极效果。

（3）我国性教育发展中起过主要影响的已故周建人副委员长，在20年代于《妇女杂?》发表的"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一文，经他重新审定，於1981年在《父母必读》杂?上重新发表。这既表明在性教育的基本观点方面的延续性，也使中国的性教育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之後，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性教育的发展阶段

1979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之後，中国的性教育才得以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就全国范围来说，提倡和支援开展性教育的最具影响的有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他们是∶已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建人教授，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原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系主任、著名少年儿童卫生学专家叶恭绍教授。

1981年，当时年高93岁的周建人教授，在重新发表他的《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一文时，在"後记"中写道∶

"时间虽然过了六十年，社会也经历了两个时代。但对性教育的问题在我国一方面还蒙上一种封建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由於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的侵蚀，许多男女青年没有正当的性的教育而染上恶习。如果不进行正当的教育，无论对於青年个人的生长发育和道德品质，还是於国家民族的前途都是有极大妨害的。这种教育需要通过父母和教师循其自然地进行。教育的方法就是要用科学知识来战胜愚昧，使儿童和青少年对性的本能既不视爲神秘和猥亵，又不养成恶劣的习惯。使他们养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科学的卫生习惯。"

这位我国性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的上述意见，是很中肯的。他把性教育看成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是很深刻的。

事实上，更早一些，周恩来总理就曾在1963年、1973年，以及1975年，多次接见医务人员时强调了性教育的重要性。但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指示虽然英明而勇敢，但也是无法贯彻的。仅仅在1979年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以後，这些指示才有可能公之於衆，并且变成一股力量，推动著性教育的发展。正是前面提到的吴阶平教授和叶恭绍教授分别在1980年到1983年之间，撰文回忆了周总理的几次关於性教育的谈话。周总理希望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这对他们的生理保健和心理健康都会有好处，并希望要很自然地做好这件事，不要试图回避，更不要搞神秘化。

吴阶平和叶恭绍两位教授，一方面以他们亲耳听到的周总理指示，另一方面以他们自己在性教育上的极大学术权威性，所以他们在《健康报》、《父母必读》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起了巨大的作用。"闻风而动"起而回应的，是北京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人民体育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作者们。在70年代末，北京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谢柏璋的《青春期卫生》（1978）、阮芳赋的《我们的身体》（1979）和林巧稚领衔主编的《家庭卫生顾问》（1980）。这几本书在70年代末，刚脱离文化大革命的书荒的年代出版，畅销一时。前两本书都有相当篇幅讲到性知识、生育知识和计划生育知识，後一本书则正面列出了一章"过好性生活"，参与这一章写作的有朗景医师和阮芳赋医师等人。朗景和医师那时以笔名在《健康报》连载性知识的谩谈，并参与了《健康与性》（人民体育出版社，1980）一书的编译出版，继而与韩向阳医师合作，撰著《新婚卫生必读》（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在全国发行量极大。与此同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谭铭勋重新修改了《性的知识》并重印出版（1980），一并成爲一时间全国各地"洛阳纸贵"的抢手书。以至於美国记者1980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如下标题的报导∶"中国最新的'红宝书'是全谈性事的。"在此期间，地方出版社已出版了《性知识漫谈》（胡延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等书。大体与此同时或稍後，在上海等地的中学，已开始了性教育的尝试；在广州，当时由中山医学院主办的刊物，也开始了性知识讲座。

假如说，以上是性教育在新形势下得到发展的一个普及的初始期的话，那麽，下面的一些进展则使性教育进入到一个提高准备期∶性教育的发展要以性科学爲基础。只有科学的现代性学在我国有所发展，才能使性教育有丰富而正确的内容。

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的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的《性医学》一书，1982年由北京的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标?著现代性学和性医学作爲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在我国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该书的编译前言，精辟地论述了性研究和性医学的巨大意义∶

"性医学是研究人类的性生物学、性心理学及性临床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性是生物繁衍的基础。性行爲是人的一种'本能'。然而，许多因素，包括社会、心理、遗传、疾病等等，都会影响或破坏这种本能。事实上，有这样或那样性问题的人十分常见。但是，很长一个时期里，人类自身的性问题并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有性方面疾患和苦恼的人常常羞於啓齿，苦於无处就医；许多医生对性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也了解甚少，又往往无师可问、无书可读。大量事实表明，人们十分需要性医学。性医学所提供的医疗保健，有利於解除人们性的疾患和忧虑，有益於人们的身心健康，有助於提高生活质量，使人们精力充沛地去工作、学习和生活。有关性医学的研究，也促使计划生育学、精神卫生学等等学科的发展。"

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适用於性医学，也适用於整个性学和性教育领域。这本书的出版，作爲一个信号和榜样，促进了性学禁区的打破和性教育的开展。

值得提出的是，北京出版社及其出版的《父母必读》杂?，在开拓我国性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前面提到的周建人、叶恭绍教授的文章，就是《父母必读》刊载的。《父母必读》当时的编辑金马约请阮芳赋撰写"性教育漫谈"，从1985年1月起，共刊出十篇。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性教育作了较全面的系统论述。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父母必读》杂?是煞费苦心地征得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的同意，才得以顺利刊出的。也就是在那个时期，1979年到1985年，阮芳赋除撰写《父母必读》"性教育漫谈"专栏之外，还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一些刊物和报纸，诸如《中国青年》、《大衆医学》、《健康》、《祝您健康》、《中国妇女》、《百科知识》等等，发表了84篇有关性教育和性学研究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在1985年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出版。这是建国以来，国人自行编写（不是翻译）的第一部中型性学读物，兼顾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的需要，也爲性教育提供了一个现代的性科学知识基础。至此，我国性学和性教育书籍出版的大门，便成功地打开了。

1985年7月22日到8月8日，在上海举办性知识讲座成功的基础上，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刘达临教授、上海中医学院樊民胜副教授和上海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分中心蒋蕴芬主任共同发起主办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讲习班开办。这个班当时受到广泛的注意，国内外多种报刊作了报导。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组织地培训性教育人才。作爲讲课人的阮芳赋教授在课堂上提议建立"中国性教育研究会"（筹），获得了广大学员的热烈赞同。旋即成立了以上海中医学院洪嘉禾教授爲主任的筹委会，虽然之後由於种种原因，这个全国范围的性教育研究地至今仍未成立。但，这个组织行动，推动了在上海、黑龙江、新疆等很多地方建立了性教育研究会等机构。

自1986年以来，性学和性教育书籍大量出版。一些专科化的性学出版物问世，其中有刘达临的《性社会学》（1986），洪嘉禾等的《性的教育》等。很多西方性学的名著，也不断译成中在国内出了译本。这些书，累计到现在（1994年11月），大约有五六百种之多。更可喜的是，在性学和性教育书籍出版之外，从计划生育的角度切入性教育的普及刊物《人之初》出版了，销量不断上升，刊出了许多有益有趣的文章；以性教育爲中心的各种展览，也在各大城市纷纷出现，1994年九十月间的政府主管部门联合举办的大型展览爲其高峰；中国人民大学在1988年开办性科学的讲习班，把性教育和性研究引入了大学校园；以性教育爲博士论文的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校涌现；不同类型的青春期教育、性教育和计划生育、优生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更多的中学展开，据统计自1981年上海首开中学性教育课程以来，到1988年已有六千个中学开设了性教育课程，并且国家教委也发出通知，正式要求全国中学迅速开设性教育课程，这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发展；从学术组织和研究来说，继上海性教育研究会之後，很多省、市都成立了性教育或性学研究会、学会，特别是中国性学会（筹）在组织性学、性教育的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已经开过七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中国性学》杂?，1993年中国性学会已正式批准成立，在未来的年月，一定可以爲推动性教育和性学研究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更有甚者，十几个省、市电台、电视台开播了不同名称的性教育、性谘询节目，深受广大听衆欢迎。虽然我国性教育还存在著缺乏统一的优良教材（分不同的年龄阶段）、缺乏对广大从事或可能从事性教育教师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培训，缺乏对中学性教育课程的严格要求（如不得以"自学"草率了结等）等问题，但以上情况足以表明，我国的性教育已进入到一个蓬勃的发展期。这不仅对每一个受到教育的人大有好处，也对整个社会的文明和健康有著良好的作用，并且，就其密切配合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国家重大政策来说，就其致力於预防爱滋病以及各种性传播疾病以增进人民的健康与幸福，就其广度（那麽多地方和人员被涉及）和深度（把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紧密结合、培育一种现代的性文明）来说，可能都是在世界上走在最前列的。可以预见，在新的21世纪，中国的性教育将会更完善、更在成效地展现於世界。

周氏三兄弟与性教育

这篇文章说的“周氏三兄弟”，指的是鲁迅（周树人，1881－1936）和他的二弟周作人（1885－1967）、三弟周建人（1888－1984）。在中国现代性教育史上，这三位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回忆和学习。

鲁迅原是学医的，很重视性的教育。他早年在浙江初级师范学堂教授生理学时，就冲破当时的封建礼教向青年学生讲述生殖系统的解剖生理知识，这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教师回避不敢讲的。鲁迅认爲给学生讲生殖知识有好处，不过要规规矩矩地讲，不要嬉皮笑脸地讲，这是今天的性教育者也需要严格遵照的一条规则。据鲁迅夫人许广平（1898－1968）在《鲁迅先生与海婴》（1939年）一文中的记述，鲁迅和海婴幼时的谈话便包含有很科学、又很有分寸的性教育内容。例如海婴问∶“爸爸，你是谁养出来的呢？”鲁迅答∶“是我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当海婴一直问下去“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一直从前，最早的时候，人是哪里来的？”鲁迅便告诉他是从“子”即单细胞来的，但是海婴还要问“没有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从什麽地方来的？”鲁迅便说∶“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的。”

许广平还回忆道∶“对於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走进走出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於一要人体都了解没有什麽惊奇了。他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作爲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所以有些外国社会，不惜在野外男女赤裸，共同跳舞的练习，也正是足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满口道学，而偶而见到异性极普通的用物，也会涉遐想的变态心理的亟须矫正，要从孩子时代来开始了。”（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则在他的散文中多次谈到对性教育的看法。他在《重来》（1923年）一文中说∶“古人之重礼教，或者还有别的理由，但最大的是由於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道学家的品行多是不纯洁的，也是极好的例证。现代青年一毫都没有性教育，其陷入旧道学家的窠臼本也不足怪，但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罢了。”在《上海气》（1926年）一文中又说∶“上海气之可厌，在关於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关於性的迷信及其所谓道德都是传统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识道德无不是他们嘲笑之的；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卦的道学家。”（《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周作人还在他的回忆录中直率地承认“性的心理，这於我的益处很大”。周作人还认爲“可以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例如，他一再宣说霭理斯的意见，“以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麽奇异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爲要损害自己的健康，那麽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麽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周作人甚至自己也间或在文章中介绍科学的性知识，例如，二十年代，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性学著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竟生博士鼓吹的“神交法”，指出张竟生所倡导的就是古已有之的“御女而不泄精”的说法，其害处不可忽视，“使性器官长久兴奋而不能得究竟的满足，其结果养成种种疾病，有许多炎症悉自此起，而性神经衰弱尤其是其主要的结果。”

当然，大量论述性教育、传播性知识的是鲁讯的三弟周建人。周建人是一位元生物学家、教育学家，也是二十年代起，在中国提倡性教育的先驱之一。1922年，桑格夫人的《家庭性教育实施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序言便是周建人撰写的。在序中，周建人指出了我国性教育的缺乏，说“关於生殖一方面的事情，向来没有教法，如果小孩向父母了小孩怎样来的疑问，大人不是加以呵责，便是随口支吾，使小孩莫明其妙，眩惑不定。”1927年，周建人译著《性与人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译介了美、德、英等国学者关於性和性爱的一些有影响的论文。1928年，周建人著《性教育》一书，列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师范小业书”中的一种。在“编者说明”中，周建人指出∶“性教育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从用什麽方法去解答小孩的‘自身从哪里来的’的问题起，到淫书淫画在社会上究竟有什麽损害的讨论，都属於性教育这一名称范围之内的。”该书共八章∶性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历史，性教育的问题，性教育中应该说明的几项重要事实，性的由来，性的生理，性的伦理，性教育的实施。同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建人译的《性与遗传》。二十年代，周建人也曾撰文批评张竞生博士的某些言论。周建人正确地指出∶“现在讲到灌输性知识这个问题，浑而言之，目的是在谋青年的心身健全，拆开来说，凡一切对於性的偏见、秽念等等都在应当纠正之列的。”

二十年代，周建人还在《妇女杂?》上发表了一篇很精辟的文章∶《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文中概述了性教育的必要和障碍、内容和方法，并提出“应该分别爲男女青少年编写些性教育的书籍”。1981年，《父母必读》杂?将这篇文章重新发表，当时已九十三岁高龄的周建人，还对该文作了稍许修改，并写了後记（见前面的引文），对推动当前我国的性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