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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春节：回，还是不回？这是个问题

快到一九六九年春节了。广播里在不断地报道某某地方的知青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的新闻。我们都在想：如果回武汉算什么？不革命吗？其实心里真的很想回去看看。看看家里究竟成了什么样子？小林现在怎么样了？还想看看学校有什么变化？广播站的战友们还好吗？一想到这次如果不回去，还得再等一整年才能有机会回去，怎么会不想回去呢？

回？还是不回？这是每个知青都在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组里，张崇武说他不打算回家了,叫我帮他带点东西回去。其他同学都要回去。后来到公社一打听，几乎每个小组都留了一个人不回去，绝大多数人还是回武汉了。

回不回的问题决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回？这么多知青要同时返回武汉，那几天路上到处是浩浩荡荡要回城的知青，买车船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荆门有好几条回武汉的路：直接坐汽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去襄樊再转火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到沙市再转轮船回武汉。但这些走法的前提都是必须买到汽车票，而荆门汽车站每天只往襄樊、沙市和武汉各发一班汽车，每天另外还有两班过路的班车。这对于接纳了大几千知青的荆门县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于是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条比较艰苦但比较靠得住的路线：先想办法到九十里外的沙洋镇，再乘那里的小火轮回武汉，船票总是能买到的。

二月九号，我们清早二点就起了床。头一天大家把行李精简了再精简，只带了一点糯米和老乡给我们打的糍粑，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我们走啊走，天亮了才走到麻城铺。匆匆吃了早饭，继续赶路。快到中午了才到达沈集，走了近一小半。但由于每个人背的东西很多，大家都感到累了。我们看到那里有很多军车在运粮食，就打起他们的主意。原来荆门是个产粮大县，由于当时没有铁路，所有的粮食都要用汽车运出去，所以经常调动大量军车来运粮。我们找了几个年轻的司机，跟他们商量：我们帮他们把粮食装上车，而他们把我们捎带到沙洋。这些司机也多是从学校招去的学生兵，大家都有些相怜，很容易就谈妥了。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几辆车装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坐上了顺风车，总算是省了一多半的走路。傍晚，我们才到达沙洋码头。船票总是有的。大家在候船室一直等到凌晨五点，才登上小火輪。冬天汉江水浅，船走得很慢，还不时地感到船底和江底摩擦的沙沙声。就这样走了几乎一天一夜，到十一号半夜一点到了汉口码头。一辆货车的司机听说我们是回城过年的知青，就说：“上来吧，我把你们顺路带到武昌去。”大家高兴极了。那个老司机边开车边叹气说：“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回来过年哪！”车过大桥时，我们都站在车头后面到处看。心里很激动，说不清楚是个什么心情。到“家”了吗？是我们的“家”吗？

在回武汉之前我已经知道，我一下乡，大姐姐就被放了出来。虽然还在被批斗和审查，但不像以前那样被关押，完全没有自由。而妈妈却被关起来审查。看来我原来的猜测是对的：专案组之所以没有把妈妈立即关起来，是因为我要下乡，小林需要照顾。一旦我走了，大姐姐被放出来，妈妈就理所当然地要被关起来。这两个单位的专案组是互相通气的。现在小林住在大姐姐那里，院里是没法住了，所以我就直接奔七医院。经过修整，洗刷，并到张崇武家去了以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学校找老朋友。那里只有工读班的人还在那里等待分配。广播站里除了韦琪、姜都、王晓林、陈宣美和刘仁森外，增加了好几个新来的广播员，李新新也经常到那里去。

姜都和王晓林是六九届的学生，我们下乡前她们才刚上学不久。所以要过一年后才会下乡。但她们两人都提出了提前下乡的申请。那时候她们才十五、六岁，可能是看到我们都下去了，反正总是要下去的，干脆早些下去还能和熟人在一起。她们很希望能和娄建华他们下到一个地方，这样也算是有个照顾。当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里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王晓林的爸爸那时是铁道部什么工程局的领导，后来到北京市当了市委的领导，算是很高级别的领导了。她要下去其实无所谓。但姜都的情况完全不同。

那天，姜都拿着她的情况登记表，跑来问我：“你看这样行吗？”我打开看了看，他家的成分很不好，好像是“地主”。但事已如此，我该如何回答她呢？我能说什么呢？也许和熟人在一起会好一些，说不定将来和班上的同学一起下乡会更糟糕，这些都很难预料的。知青有各种不同家庭成分的事实不可能永远隐瞒下去，一旦老乡们知道后会怎么对待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我心里乱糟糟的，简直不敢正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还行，就这样吧。”

第三天，我带着小林到了防疫站，找到了工宣队。我提出要拿些东西下乡。工宣队就把妈妈从“五不准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变相关押的地方）”里带出来，由两个人押着，一起回到家里。在路上，两个工宣队的人问了我一些知青下乡的情况。我装作汇报的样子，很大声地向他们讲述了我这两个月的情况。妈妈在前面走，头也不敢回，但能看出她在很注意地听。我尽量慢慢地走，慢慢地讲，大声地讲。讲了好些在农村里的开心事，顺便还提到小林要到二附中，我的朋友们都会照顾他等等，和工宣队的问话有些答非所问。他们似乎也不太管我说些什么，随便我想说什么都行。我在家里仔细看了看，发现我的很多东西都还在那里，特别是我高中时期所做的各科的笔记本都在那里。书我都可以不要，这些笔记本是我几年学习的积累。只要有了它们，我随时都能够复习。但现在是绝对不能动的，那两个人正警惕地看着我们。我装作清理东西的样子，“顺便”把我想带走的一些资料堆在靠窗户很近的地方。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窗户上的插销轻轻地拉了上去。我紧张极了，心里在叨念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 也许是长期没开窗户的缘故，虽然插销没有插上，仍然纹丝不动。我才放下心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回到了防疫站。这次我直奔家里。四周看看没人，就把那扇窗户轻轻地推开，翻进屋，把我高中的学习资料全部拿了出来，还顺便拿了两本“毛泽东选集”。其实下乡前已经送给我们每人一套了，拿这两本是万一被抓住了可以做挡箭牌。然后把窗户轻轻关上，溜回了医院。这才松了口气。

这些笔记本我一直保留着。在农村，我常拿出来看看。恢复高考时，我靠这几本笔记本，考取了武汉大学。到后来虽然没有用了，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就一直保留到今天。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它们仍然站在我的书架上。

这次春节我在武汉整整呆了半个月。每天就是到处串门。同学们对我非常好，知道我不能回家，没有地方呆，都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我也就吃了东家吃西家。

1969年春节和大姐姐、小林一起        1969年春节和二附中的同学合影

临走前，大姐姐给了我一个医院装葡萄糖盐水瓶的木头箱子。我把它修理了一番，安了一把锁，带下乡后可以用来装一些常用的东西。二十五号晚上，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车。第二天再转汽车，回到了荆门。

一到荆门汽车站，就看见张崇武正在那里等我们。原来先到的同学告诉了他我们今天会回来的消息。张崇武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问：“武汉的气候怎样？”我没明白他问的什么，就告诉他：“一天雨也没有下”。他笑着打了我一拳说：“我问的是政治气候。” 我恍然大悟。摇摇头，苦笑着说：“不知道，我天天在逃难！没有报纸看。”

这就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