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ginwell

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刚开始，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就逝世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这样高的领导人去世很少见，而且也没有领导人换届的意识，所以几乎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大家除了震惊，就是茫然。那几天，人们在上班之余，就是听广播，听世界各国对周总理的评价和唁电。人们都在单位里做各种开追悼会的准备工作，准备按照中央的精神举办隆重的追悼纪念大会。

谁知中央宣布一月十五日开追悼会的同时，向各级发出没有商量余地的通知：不许任何单位自己再搞对周总理的追悼会！仅仅集中收听中央的追悼会实况就够了。这个通知发得如此不合情理，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厂里一下子沸腾了。邱乃昂激动地叫了起来：“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开追悼会？”这种情况在很多单位都是一样。

因此，四月五号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那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本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都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因此在清明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而“四人帮”宣布这些群众的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出动上万名民兵，几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这就是四月五号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其实它只不过是人们情绪的突破口而已，不管公开赞同还是暗地里拥护，或者是因害怕而不敢表态，人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对目前的情况不满。

年初时，区工业局通知要我写发言稿代表先进工人发言。我刚写好，操书记就关心地问：“给我看看吧，不要出什么问题。”。操书记戴着老花镜仔细地读着我写的发言稿：“……生产一定要搞好！虽然生产好的人思想不一定好，但生产不好的人思想肯定是有问题的……”。念到这里，他不由得停下来，想了想，又反复读了几遍。抬起头来问：“是这样吗？不会搞错吧？”。我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啊，你看，生产好的人，有可能是搞白专道路，这没有错。但政治挂帅了，肯定生产就上去了，政治不是统帅生产吗？如果连生产都搞不好，怎么能说是政治好呢？那一定是空头政治！”操书记犹豫了一下问：“那你的意思是……”我说：“肯定只能从生产好的人中寻找哪些是政治好的，生产都搞不好的人里面没有政治好的。”操书记拿起我的讲话稿，又读了几遍，还是拿不定主意：“我怎么看你这话象绕口令，这样讲行吗？”又想了想“就这样了，你交上去吧。”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又开始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处在批判“唯生产力论”，特别是批判那些只讲生产不讲政治的人。有人为我捏了一把汗，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发毛。不料，一天操书记板着脸来到车间，四下看了看，突然大声说：“你们搞政治学习，动谁都可以，不许动小江。啊，记住没有？！”大家都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有人在打我的主意，想拿我开刀？我愣愣地看着操书记，眼睛有点湿润。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天啊！我怎么运气那么好，从农村到城市，总是有人在护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