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ginwell

在旧金山的日子

回到了旧金山，杨志开车把我接到他家。去休斯敦前，我曾经来过他们家。他们家在旧金山市外不远，过了好莱坞的那座大山，在一个叫Palo alto的地方。家门口还有个小游泳池。

后来几天，我就一直住在他家里。他爱人冯丽敏是武大日语系跟我们同一届的毕业生，她家是华中工学院的老师，所以平时都挺熟的。冯丽敏在出国前就生了一个儿子。那时我们一家三口还去华工她父母们家玩过，冯丽敏当时说：“生孩子太他妈的痛苦了，老子这辈子发誓不再生了！”可这次来美国，看到她又刚刚生了第二个，也是个儿子。我打趣地问她：‘你不是发誓说不再生了吗？怎么又生了一个？”冯丽敏不好意思地说：“是啊，但是过了几年后又忘记那种感觉了，觉得还是想生，就又生了一个。”我笑了起来：“这很正常啊，如果每个女人生了一个后都不想再生了，那中国人口就慢慢没了。之所以人口这么多，说明大多数女人记性都不好。”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杨志家

他们家里养了一条黑色的中型犬，看样子挺老实。一天，我正在跟狗玩，突然想起“美帝国主义”这个词，就问杨志：“这是美国狗吗？”杨志得意的说：“当然是正宗的美国狗啊！”我一听，立刻对着这狗踢了一脚。狗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杨志生气了：“你干什么踢它？”我笑着说：“我只是想体验一下踢美帝国主义是个什么感觉。”杨志皱着眉头说：“神经病！”然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他们家里，我们又聊到“六四事件”。杨志拿来一本影集。那是专门反映六四期间在美国的华人上街游行的纪念册。他指着上面一张照片：“你看，把我这个人照得那么大，中国的安全部门肯定会把我盯住了，搞得我回国都有点害怕了。”我问他：“有回去被抓了的吗？”杨志说：“好像六四以后回去的人很少，我不清楚。”我看着他想：如果以后再也不能回家了，那才是很郁闷的事啊。

后来，杨志又带我去旧金山逛了一天。由于著名景点已经看过，所以主要是逛街，再去买点要带回去的东西。

走着走着，路过一个书店。用眼角瞟过去，大门内仿佛摆放的有中文书！我好奇地走进去。里面果然辟了一块地方是专门卖中文书的。我大致一看，发现这里卖的几乎都是国内的“禁书”。像什么《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还有一些关于“六四事件”，以及有关江泽民和李鹏等领导人的一些书。我拿起来看了看，书倒不贵，但要是买了带回去可能有点危险。万一在海关给查到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算了，还是就在这里看看算了，不要惹麻烦。

我就站在那里，东一本西一本的乱翻着看。突然，我看到一本书《七二零事件》。我好奇地拿起来，这是一本很薄的小说，黑色的封面上赫然写着：陈再道著！

我更加好奇：陈再道？不都说他是大老粗吗？要不怎么搞出个“七二零事件”来，怎么还会写小说？我看看书不是太厚，时间也还早，就干脆坐在那里看了起来。

“七二零事件”是一九六七年发生的。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但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这本小说不厚，我不到两个小时就看完了。这本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描述了这个事件，在这本小说里，很多事实被颠倒。书里的“陈再道”以四人帮受害人的身份自居，他在武汉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错误，只有“与四人帮斗争”的功劳。

我很惊讶这个“陈再道”居然可以这样无耻地吹捧自己，把一切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付冰清玉洁的样子。

我感到有点好笑：这显然不是一本“禁书”。如果真的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完全可以在国内出版啊，这不是抬高陈再道的好机会吗？为什么不？是不能，还是不敢？

记得陈再道在文革后调到福州军区当头，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报道，宣传了他的“丰功伟绩”。而对“七二零事件”基本上是避而不谈。还有点起码的自知之明。而在这本书里则起码的羞耻感也没有了。这就是老革命？！

我把书丢了回去。

晚上，杨志找到我：“你想不想来我们这个公司工作？如果想，明天来我们公司，给我们老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吗？”

我有点动心了。这不是单纯为留在美国而留下来，那样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这是先去找工作，如果有了合适的工作后再想办法留下来。这倒是可以考虑。这个公司是搞高技术的生物公司，看起来挺不错的。我同意了：“行，明天就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第二天上午，杨志带着我来到他们公司。他先到老板的办公室里，他们谈了一会，然后出来笑着对我说：“你进去吧。”还在我屁股后面打了一巴掌。

我走进办公室。一个中年的美国人坐在桌子旁，看到我进来，很客气地招呼我坐下：“你是杨志的朋友？”我跟他握了一下手：“是的，在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搞鱼类病毒研究，现在是副研究员。”他点点头：“好的，能更详细地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情况吗？”我告诉他：“我这次是来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所以带有一些幻灯片。可以把它们展示给你看看吗？”他很高兴地说：“好啊，我对鱼类病毒不是太熟悉，有图片当然更好了。”我说：“没什么，病毒从鱼体里分离出来后，后面的研究几乎跟人病毒是一样的。“

我拿出开会用的一些幻灯片，给他介绍了中国草鱼出血病的研究，IPN病毒的研究，鲤鱼痘疮病的研究，还有鱼类干扰素和检测技术的研究等等。不知不觉，二十分钟过去了。那个老板很注意地听我介绍，但没有问一句话。

等我讲完了，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把等在外面的杨志叫进来。杨志很小心地问：“江讲得怎么样？”老板看来比较满意，他笑着说：“嗯，不错，看起来跟我们的工作差别不大，只不过他们是研究鱼，我们是研究人。”他转过头来问我：“江，你可以留下在这里工作吗？”我一下愣住了：现在就留下来？可我的签证是J1，这是不能延期的签证，那过期后我不就成了非法的了？我很婉转地告诉他：“我的签证是不可以延期的，所以我必须先回去，换一种签证才能来。”那个老板显出有点失望的表情，对我说：“啊，真抱歉，那只有等你再次来美国时再说吧。”

从他那里出来，杨志告诉我说：“在美国，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例外，关键是看对美国是否有利。虽然说是J1签证不能延期，但如果公司认为你很有用，他会跟美国政府交涉，把你的签证改过来。你自己当然是不可能改过来的。”我摇摇头：“那我必须冒着万一无法延期而成为在美国非法逗留的危险，这对我来说有点不划算。我又不是在国内混得不好，或者混不下去。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四十几岁了还这样干。”

我在杨志家住了几天。每天晚上坐在地板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突然，我们看到新闻中播出了莫斯科发生政变的新闻。我们都惊呆了！坦克开到了街上，莫斯科大学建起了街垒，到处发生了骚乱……。特别令人惊讶的是：苏联共产党竟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确实出乎意外。我设想过很多种苏联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外国入侵，内部有派别。像这样一巴掌把共产党打下去，而且是自己打的，太出乎意外了。看来，外表看来再牢固的政权也有垮台的可能性，只是你想不到从什么地方开始罢了。

我要回国了。杨志送给了我好多资料和书，还有好多试剂。这次来美国收获不少！

临走的那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上午，他一边帮我把沉重的箱子抬进后备箱，一边笑着说：“下次来可不许再踢我的狗了啊！”那天我们都很高兴。他开着车，我们边走边聊，谈笑风生。走了快半个小时，我猛然发现跟我们反向的车道上面有指向机场的标志。我指给杨志看，他一看，不好意思地说：“哎呀，走反了，这是去洛杉矶的方向。不要紧，等我开到前面掉头吧。”

到机场后我们很顺利地托运了行李。经过海关、边检等各种检查，一直到了登机口。我们在旁边找位子坐下，我很奇怪地问杨志：“你居然可以把我一直送到登机口？”杨志哈哈一笑：“岂止到登机口，我朋友有次一直把我送上飞机，如果想混飞机回北京都没人发现。”我不由得摇摇头：这跟国内比管理得也太松了点吧？

八月二十九日，我乘中国民航经东京回到北京。在美国整整一个月，看到很多，也经历很多。我感觉美国和欧洲虽然都是“西方世界”，在众多老百姓的文明和友善方面，欧美也都很相似。但显然它们是不同的两种社会，美国的包容性似乎更大。不过，我有时候自己暗暗地想：如果由我来选择自己的“永久居住地”的话，我更倾向于德国，而不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