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ginwell

在NACA的专家组里

从九八年初开始，我每年都有一到两次去泰国曼谷，参加NACA总部召集的地区专家工作组和技术顾问组会议。当时在地区专家组和技术顾问组里各有九名专家。通常是这两个组先开几天会，然后再和各国政府派来的协调员一起开几天会。由于他们大多数是水产病害或者兽医方面的专家，以及一些政府的管理人员，很少有像我这样直接来自本国的检疫部门。技术顾问组里倒还有两个在本国是搞检疫的，而在地区专家组里基本上就我一个是来自检疫部门。所以有时候讲起话来，特别是讨论检疫方面的具体问题来，感到有些费劲，颇有点“鸡跟鸭讲”的感觉。

亚太地区水生动物健康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

记得在九九年初的第二次会议上，我在介绍中国的检疫工作时，举例提到年初在从日本经香港进口的炸蟹钳中检出O-157，以此为例说明要加强水产品的检疫。谁知那天参加会议的日本协调员听后马上站起来说：“我们在日本从来没有在水产品中检查到O-157！”我一听感到有点好笑：“去年你们日本几乎到处都有O-157感染发生。有四十四个县发生了集体中毒事件，造成万余人中毒、近千人住院、十人死亡、一百多所中小学停课。不仅震惊了全日本，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现在发现污染了一个水产品，有什么不可能的？”那个日本人还是坚持说：“我们没有在水产品中发现过。”我看着他问：“如果你们监测出来有，还往中国出口吗？那中国在从你们那里进口的炸蟹钳中检到的O-157是哪里来的？我们通报了日本检疫部门，已经把这批货退回去了。怎么会不是呢？”那人还想跟我争执，大会主席Rohana摆摆手阻止了他：“你是在检疫部门工作的吗？”那个日本人尴尬地摇摇头：“不是。”Rohana指着我说：“江是检疫部门来的。他说是，那就一定是了。你搞不清楚就不要说了，坐下吧。”我看着那个还不服气的日本人，感到又好笑又好气。检疫这事是可以随口乱说的吗？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证据的。他又搞不清楚检疫的情况，怎么就这样胡说一气呢？“

后来在讨论疾病防控方面的问题时，那些没有搞过检疫的专家提出来的一些措施简直有些奇葩，在具体执行时根本无法操作。我告诉他们这样不行，可谁也不相信，还在那里做各种设想。我对那些不是来自检疫系统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有些恼火，就跑到会场外面喝咖啡。秘书Memba女士发现我不见了，到会场外面看到我坐在那里不想进去，就跑过来劝我：“江，你还是回去吧。你是这里唯一一个懂检疫的人。多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在会议中，NACA秘书处拿出一个十五条的《亚太地区检疫指南》，请专家组和技术组讨论，看能否通过。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其中第八条和第九条是相互矛盾的。第八条大意是说，检疫不应当成为潜在的贸易壁垒，必须以科学原则为基础，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不能强制执行。而第九条则说，在对有关疾病没有足够的了解时应当采取较为保守的措施。如果对其无充分解释，应采用更严格的检疫。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列出这样相互矛盾的两条。显然出口国会根据第八条来力争出口，而进口国则喜欢利用第九条来掌握主动权。这是个发生争执的借口。

我向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写，但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指南》时，还是把这两条放在上面。直到二零零零年初开会要最后通过了，我站起来，再次指出这个问题。我说：“假设中国有一批水产品要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中检测到有某个未知病毒。根据第八条，没有证据说明这个病毒有害，所以应当放行。而根据第九条，不知道有没有害，就应当采取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你们说，到底是能出口还是不能出口？”会场上大家都一声不吭。Rohana 看到大家僵持在那里，就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跟我说：“江，一个国际文件要通过，肯定要照顾各个方面的情况。如果单写一个方面，另外一方肯定会不同意。所以只能这样写。你看，什么都说，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但一份国际文件，必须什么都要说，不能什么都不说啊。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听到他那如绕口令般的解释，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国际上也是这样办事的啊。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既然你这样解释，那就这样吧。”

其实，不光在国际上是这样。在国内，搞鱼病的专家跟搞检疫工作的人在一起，在很多时候也是谈不到一起去。记得九九年五月NACA在北京举行《水生动物卫生证书和检疫的中国国家研讨会》，就是给中国有关人员宣讲国际上的鱼病防控问题的会议吧。农业部也叫了一些鱼病专家来参加。动检处的李处长听说中科院水生所也派了专家来参加会议，满怀敬意地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我在检疫部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希望水生所的专家们能继续像我那样支持检疫部门的工作等等。不料那些专家反问到：“你们能下达课题吗？有没有经费支持？什么都没有？那叫我们怎么支持你们？”搞得李处长碰了一鼻子灰。在会上，我给大家讲解检疫的基本概念。科学院和大专院校来的专家都感到很无聊，不知道有什么用。还质问我：“你觉得讲这些东西有意思吗？”唉，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相处时间久了，NACA发现我知道很多中国国内水生动物方面的疫情，而这些信息NACA很想了解。所以他们跟我谈过好几次，希望我能告诉他们有关中国疫情方面的信息。在国际上，各国的疫情基本上都是公开和透明的。但中国长期以来对疫情一直是处于保密状态，这个状况一直到二零零三年“SARS”以后才得到改善。所以那时我无法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使他们感到很不满：“江，你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疫情都是公开的，为什么中国的疫情不能公开？”我搔了搔后脑勺，想出来一个理由：“你看，中国的水产品产量是全世界水产品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其他所有国家的产量加起来还没有中国的一半。如果我们把疫情公开，一旦知道今年减产了，有些商人就会抢购水产品；如果知道今年丰收了，有些商人就会故意压低水产品的价格。你能保证这些信息不被商人所利用吗？”他们想了想，觉得这也确实是个问题。就问：“那以后呢？”我犹豫了一会回答他们：“从道理上讲，一年以后应当是可以公开的。”

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我去菲律宾的Cebu参加《第四届亚洲水产养殖病害学术讨论会》。此时世界粮农组织（FAO）、国际兽疫局（OIE）和亚太地区水产养殖网络发展中心（NACA）也联合发出通知，要紧接着这个会后在Cebu召开另外一个会议《世界养殖对虾病害管理战略专家讨论会》。Rohana博士这时已经调到FAO水产部鱼病办公室工作了，负责与NACA的联系，并参加NACA的所有会议。他给我来信，希望我能在会上介绍一下对虾白斑病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开始我有点犹豫，但后来想想，其实也没有什么保密的。已经过去五、六年了，如果还说要保密，理由是什么呢？于是，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白斑病在中国》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九三、九四那两年这个病在中国爆发、流行和扩散的情况。并用大量数据证明，这个病之所以在中国流行得如此广泛，造成的后果如此严重，可以说都是人为传播和环境恶化的后果。我讲完后，Rohana博士走过来，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感谢你提供了这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对虾白斑病是在中国首先爆发的，然后才扩散到世界各地。如果中国的情况不搞清楚，对这个病的防控会非常困难。再次谢谢你！”我笑笑说：“这些信息对大家有用就行。不过发表就不用了。建议不要放在会议论文汇编里。”Rohana看了看我，点点头说：“嗯，行，我能理解。我相信中国慢慢会改善疫情通报制度的。”

看着Rohana离开的背影，我心里感到有些疑惑。我问自己：“你这算是泄密吗？算，还是不算？”我不由得想起莎士比亚剧《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To be, or not to be？”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NACA在北京召开《发展亚洲水产动物检疫和健康证书技术指南的地区性技术合作》这个项目的最后一次会议。亚太地区各国的代表都在《亚太地区检疫指南》上签字通过。鉴于这个在九七年启动的项目已经完成，技术组和顾问组也将相应撤销。为了能让NACA继续在亚太地区的鱼病防控中起到积极作用，第二年十一月六日至十日，FAO、OIE和NACA又在泰国曼谷召集大家开会，准备成立一个亚太地区水产动物健康顾问小组。这次会议就是一个预备会议。NACA写信要求我务必参加这个会议。本来十一月五号至八号在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鱼病会，我已经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看到这个通知，我只好去武汉报了个到就离开了，留了一份书面发言稿。

在曼谷会议上，NACA决定成立专家小组。第一批专家只挑选了三个人：澳大利亚的Eva.Maria Bernoth、泰国的Supranee Chinabut和我。Eva是OIE鱼病委员会的副主席，Chinabut是泰国水生动物健康研究所的头。我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们几个，还有NACA的秘书，以及FAO和OIE的代表。会议研究亚太地区各国鱼病防控的形势，修改疾病名录，发布疫情信息等。在后来的几年中，专家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二零零四年已经达到九人。

从八八年NACA成立起，十几年来，我和NACA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十几次会议，认识了亚太各国的不少专家和同行，对鱼病防控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