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小捷加拿大

中共20大已经闭幕，习近平再次当选。如果把习近平的执政看作一场足球比赛，那么可以说上半场已经结束，下半场即将开始。更进一步说，如果把共产党的执政期也看作一场足球比赛，那么也可以近似地说，上半场基本结束，下半场马上开始。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中场休息的时间里，评论一下共产党、讨论一下习近平吧。

    当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改革派，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国内的还是海外的；也无论是主张激进的西式宪政民主的，还是主张温和的“党主宪政”或北欧式“社会民主制”的，所有这些人都对习进平抱有极大的希望。理由主要是，习近平的父亲是党内公认的改革派，又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习近平本人当年作为黑五类的子女，自然也受到了牵连，在只有16岁的时候就去上山下乡，等等。当然，现在所有这些人都统统失望了，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了。他们一方面是感到万分的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习近平做了那么多在他们看来是如此明显的错事、蠢事，党内怎么就没人出来反对他呢？怎么习近平还能在20大上连任，甚至地位比过去更加巩固了呢？另一方面，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目前，至少在海外媒体上，舆论几乎在一边倒地指责习近平、嘲讽习近平、甚至谩骂习近平的同时，也一边倒地对中国今后的命运做出了悲观的预测……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习近平真的开了历史的倒车，掉转了前进方向，还是我们一开始就压根误判了中共这辆列车原本的前进方向？究竟是习近平真的具有某种特异的、超强的权术手腕，还是我们压根就没有搞清楚中共组织内部最基本的运作原理？中国的未来是真的没有希望了，还是我们自己更需要认真反思，走出某些理论的误区，从而提升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

本文就试图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对上述几方面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同时对习近平本人，虽然还不能盖棺论定，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基本考察。

• 首先，我们从中国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一下共产党

好了，让我们先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理性地考察一下共产党吧。从共产党的创建说起。不错，共产党的创建离不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但这绝不是因为当年那些年轻的热血青年们受了俄国革命的蛊惑，更不是因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脑。须知，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就有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传入了中国。但几十年间，它们无论是对于在朝的掌权者来说，还是对在野的社会精英们来说，影响都不是很大。而1917底爆发的俄国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以至不仅1921年就建立了共产党，而且当时在国内已经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民党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迅速调整自己的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策略。何以至此呢？我想，原因恐怕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公有制”“解放全人类”“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夺剥夺者”“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为富不仁”“劫富济贫”“官逼民反”“马上得天下”等等观念基本合拍或完全合拍，于是在当时的青年社会精英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句话，马克思针对19世纪西方因市场经济不完善所导致的病症而开出的行政式的共产处方，之所以会被当时的俄国和中国所接受，原因无它，恰恰是因为俄、中两国都是传统的以行政方式运作的国家，且当时又都处在落后的、急于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情形之中。如果马克思当时开出的不是行政药方，而是宗教药方，那么俄、中两国决不会接受它的。

    但会不会是因为“救亡压倒启蒙”的原因，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势了呢？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要论“救亡”的紧迫性，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救亡的紧迫性并不比1918—1920年时的救亡紧迫性小，但在漫长的七八十年当中，各种西方自由主义思潮都无法占领中国市场。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假如当时中、俄两国都处于非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和平时期，则西方主张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思想更不会在中、俄两国找到市场、获得共鸣。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土壤是市场经济统治下的社会，它也仅仅适合市场类型的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经过八国联军那么一折腾，慈禧太后已经醒悟，最终下决心实行宪政了。只可惜老太太寿数已尽，最终没能如愿。如果慈禧太后实行君主立宪成功，后面也就没有共产党什么事了。其实，即使慈禧太后真的多活一二十年，中国当时也是无法实现宪政民主的，无非是造成更大的混乱而已，最后还是会出现一个独裁政权，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苏联带来一片混乱之后又重新出现普京的独裁一样。还有一些学者认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给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发展壮大的机会，否则共产党就会被国民党消灭，根本就不会有后面1949年的掌权了。我们姑且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国民党消灭了共产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它所建立的政权依然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决不会出现一个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国家，区别只在于那时全国只允许存在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三民主义而已。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当初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学的是日本，也搞君主立宪，则命运会有不同。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当时的迅速崛起，并不是因为搞了英式的君主立宪，而是因为它通过明治维新，废弃了封建制，改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小人少的日本当时之所以可以打败国大人多的中国和俄国，主要是因为中、俄两国当时都处于一个王朝的极度腐烂的晚期，早已是泥足巨人，一推就倒。换句话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这和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地处偏远的处于上升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打败已经腐朽的中原政权，例如人数较少的东北满族政权打败庞大的明朝，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事件；而并不是因为像人们过去主观认为的，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宪政的先进的日本战胜了落后的封建主义王朝的中、俄。实际上，日本当时和中、俄两国属于同一种性质的国家，其真正开始实行宪政，是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的时期。

总之一句话，共产党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并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而是一个发生概率极大的历史事件。

我们接着说共产党。1921年创建的共产党到底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政党呢？无论是从其书面上的党章、还是从其实际上的组织运作来看，它都和西方社会中的松散的理念型政党截然不同，而和俄国的组织纪律十分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行政类型的政党十分相似。一句话，它是一个以行政指挥的方式来组织并运作的政党，也是一个以军事组织的形式带领广大贫苦农民起来武装夺取政权的政党。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的农民起义的组织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区别仅在于，过去的农民起义大多以准宗教的方式来组织动员，如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白莲教起义等等，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而把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本质上就是中国漫长历史上的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而当时作为共产党对立面的国民党，其所信奉的三民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和共产主义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也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这里恕不展开论证）。而国、共两党之争，在本质上和当年的刘邦、项羽之争也没有根本的不同。总之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那么，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和中国过去自秦以来的2000年中出现的几十个王朝相比，有什么独到的特点吗？特点当然是有的，比如，尝试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政上的新探索，如信奉马克思主义、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我依然认为，共产党所建立的新政权，在本质上和中国自秦以来历朝历代所建立的政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其所建立的政权，其基本的架构和基本的运作方式，和中国自秦以来的历朝历代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知道，自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就是帝制。但帝制不是在辛亥革命时就被推翻了吗？皇帝的世袭制度不是早已废除了吗？为什么我这里还要说新中国和历朝历代的体制没有本质的不同呢？在这里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中国历史上的秦制和在它之前的周制完全不同。但这并不是因为秦朝的最高统治者叫“皇帝”，而周朝的最高统治者叫“王”。当然也不是因为周朝和秦朝的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方式不同，因为无论是秦制还是周制，其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方式都是血亲世袭制。周制和秦制的根本区别，其实就在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不同。在周制中，各地方官员的任免，由各地自己决定，中央并不干涉。而在秦制中，各地方官员的任免，完全由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决定。而我们知道，中国自夏朝以来，就一直是政府在社会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的行政型文明。而在一个庞大的行政型文明之中，最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对各地、各级官员的任免权。这个权力的归属，从根本上决定了该行政文明的基本性格和基本命运。

让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执掌政权建立新中国后，70多年以来的基本历史事实，并把它和中国历史上的有关事实相对照。首先，实行郡县制的庞大行政系统有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最高决策者的一个重大失误，就会导致全国性的巨大灾难。当代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大跃进”和“文革”。而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如王莽推行的新政和隋炀帝征伐高丽的错误决策，就直接导致西汉和隋朝的垮台。其次，大一统郡县制下另一个特征就是凡事都一刀切。当代最显著的例子，如土地改革上的一刀切，把大体上适合汉族居住区的土改政策不加区别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结果导致重大灾难。甚至在西藏引发动乱，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又比如农业方面，把只适合一定地区的“大寨经验”强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等等。历史上一刀切的例子，典型的如王安石变法，把只适合一定地区的“青苗法”等强行推广到全国，最终也导致巨大灾难。郡县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下层的官员为了讨好上层从而保住自己的官位，因而普遍对上头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报假喜、瞒真忧。“报假喜”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大跃进”时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量了；“瞒真忧”方面的例子，当属60年代初期大饥荒时许多地方对中央的瞒报。甚至有的缺粮省份为了瞒报而竟然拒绝其它省份的援助。而这种只报喜不报忧的例子，在中国2000多年的秦制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里只举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记得是那个以作词出名的皇帝李煜，当宋军已经把他的都城团团围住的时候，由于下面对他的瞒报，他竟然毫不知情。只是由于某天他突发兴致想上城楼游玩，登上城墙后才忽然看到城下密密麻麻布满了宋军。郡县制的又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高官们之间毫无底线的“内斗”，当代中国的例子我们这里就不列举了。近代历史上如李鸿章和翁同龢的内斗，直接、间接地导致甲午海战的惨败。又如秦末时期赵高对章邯搞小动作，直接、间接地导致章邯最终投降项羽。在同乘的大船即将沉没之际尚且如此相斗，就更不用说平常时期了。当然，当代中国的文字狱和各级官员的腐败，在中国漫长的秦制历史中更是屡见不鲜，我们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一句话，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实际上和自秦以来的历朝历代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政权。它不比历朝历代的政权更好，当然也不比历朝历代的政权更坏。当然，我们说它们属于同一种性质，并不是说它们就一模一样。区别当然是有的，甚至可以说区别很大。但这种区别，只属于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区别。打个比方，就像电子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集成电路收音机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在同属收音机、而不属于电视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当然，新中国自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我们不去纠缠何谓“社会主义”，我们只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即：无论是过去我们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还是现在我们所宣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行政系统——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政府”——在社会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市场系统（私人资本）和理念系统（知识分子和宗教组织）则在社会中仅占有次要地位。在毛泽东的纯粹“社会主义”时期（1950——1976），行政系统在中国占据绝对强势的统治地位，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所占比例几乎为零。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1978——1997），行政系统相对减弱，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相对增强，但行政系统依然占据强势的统治地位；在江、胡时期（1997——2012），行政系统进一步减弱，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波动性增长，但行政系统仍然在社会中保有相对强势的统治地位。而反观漫长的中国历史，自大禹治水之后的夏、商、周开始，直到秦之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是行政系统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区别仅在于在周制的体制中，行政系统占相对强势的主导地位，在秦制中，行政系统占据超强的主导地位。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旦某个行政组织夺取了天下、掌握了政权，它是会坚决卫护自己的，决不允许其它任何行政系统或组织来染指，也决不允许其它系统、例如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包括宗教）来染指。

但从邓小平开始主动增强市场系统和被动放绑理念系统开始，就使不少中国精英人士产生一种错觉，他们一方面认为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巨大灾难，共产党开始“浪子回头”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市场系统通过良性竞争，理念系统通过公平辩论，就会逐步发展强大，最终战胜低效的国企和虚假的官媒，从而确立它们在社会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最终占据强势地位。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相对忽视了执政党一直不断发出的另一种信号，或者说他们无意识地陷入了一种“选择性失明”。实际上，无论是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宪法中反复强调、反复确立的共产党在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这个巨无霸式的中国的行政系统就一直在反复声明自己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绝不允许挑战，决不允许“轮流坐庄”，更不允许“取而代之”。甚至他们还怕市场系统、理念系统误解自己的意思，进一步反复申明“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等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共产党的这条决不放手自己的政权的红色底线呢？我们是否应该谴责共产党自私自利呢？先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吧。首先，中国是行政型国家，按照中国几千年行政系统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是共产党赶跑了国民党，当然就要由共产党来坐天下，此乃天经地义。当然，共产党执政后要确保广大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否则，“官逼民反”，人民如果活不下去了，是有造反起义的权利的。换句话说，只要绝大多数人吃得饱穿得暖，你就不能要求我共产党让出自己的政权。其次，我们再从许多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西方的观念来看一下。西方是市场型国家，按照市场系统的规则，只要这些企业、这些公司是我们资本家自己创办的，它们就天经地义属于我们这些资本家。你们工人可以罢工，可以要求提高工资，可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但决不能要求我们资本家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我们自己的企业和公司。至于西方的政府机构，它始终是为市场系统服务的仆人。仆人干的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仆人就可以接着干；干的不好，就换一群仆人来干。在市场类型的文明社会中，此乃天经地义。那么，到底我们应该用中国的传统行政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共产党的不肯放权，还是用西方市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共产党的不肯放权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共产党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而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共产党的。孰是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