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1.10 喜出望外上科大

科大瞬间 (2023-03-18 18:22:26) 评论 (4)

喜出望外上科大

阮耀钟（5802）

挑着行李上科大

1958 年，我从浙江金华一中高中毕业，那年我很走运。第一个走运的是，我被免试保送。也就是说，我不必“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也不必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了。我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广告，特别喜欢，可惜1958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浙江不招生。当时让我们填三个保送志愿，三个保送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最后一个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为什么我把清华大学电机系填作第一志愿呢？说来好笑。在我老家浙江诸暨，把青蛙又叫做田鸡，“清华电机”与“青蛙田鸡”谐音，人们常说“青蛙田鸡”、“青蛙田鸡”，我想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定很有名，于是就把它填作第一志愿了。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晚才收到，收到一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最喜欢的学校，最希望进的大学，我真高兴，我真走运，这是我的第二个走运。并且，我录取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又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念小学时，我曾问过老师一个问题：“天有多高？天有没有顶？天若有顶，那顶上面一直一直一直上去又是什么？”当时老师的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我对自然界充满好奇，对科学充满向往。

我高中物理老师毛颖可的物理课讲得特好。高中三年，我一直是物理科代表，即使高三担任学习委员了，仍兼任物理科代表。我的物理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在高考前，我还给班上同学们上过物理辅导课。我高中毕业能上自己最喜欢的大学和最喜欢的专业，况且这所大学本来在浙江不招生，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1958 年9 月初，我从老家浙江诸暨农村，挑了一担行李来北京，一头是一只向亲戚借来的旧板箱，另一头是铺盖卷。以前，我去金华念高中时，每次来回乘的都是每个小站都停的慢车，所以，我去北京乘的照样也是慢车。在诸暨到上海的火车上，有位好心人跟我讲，到上海火车站“加个快”，可直达北京，免得一次次转车。可是，我到上海火车站一看，从上海加快到北京，要四块多人民币，我舍不得这四块多钱，还是继续乘慢车吧。一路停了多少个站也记不清了，坐了好几天几夜才到北京。最狼狈的是在南京，那年头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南京站下车后，要自已赶到轮渡码头。我怕赶不上轮渡，挑着行李，几乎是一路小跑。这一跑，箱子的把手弄断了。这只旧箱子还是我妈妈向亲戚借来的。当时，真把我急坏了，幸亏身上带了一根备用绳子，匆匆忙忙、手忙脚乱地系上了，继续跑。

一路上，多少次转车也记不得了，最后一次转车是在天津。在天津站换车时，我碰到了第一位科大同学朱惜辰，他跟我是一个班。他对我说过两句话，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两句话都是他父亲跟他讲的，他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第一句话是，看数学之类的书时，旁边一定要放一张纸、一枝笔，因为，书上对中间推导步骤往往是忽略的，要自已去推导一遍。其实，这就是华罗庚说的念书的第一步，要先从薄到厚”，然后才能“从厚到薄”。第二句话是，进了考场，要有自信，即使被某道题目难住了，也不要慌，这道题我做不出来，别人也做不出来，应该先继续往下做。分专业后，我与朱惜辰不是一个专业，大学毕业后又一直没见过面，很遗憾。

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我碰到的科大同学当然多了，但我都不记得了。陈兆甲同学一直记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次碰到我时的印象：剃个光头，穿了双草鞋（其实是布鞋，这是他记错了，也许是因为我“土”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挑了一担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话，活像现在刚进城的打工仔。我与陈兆甲不是一个班，但分专业后都是低温物理专业的。并且，陈兆甲、曹烈兆和我，科大毕业后一起留校，我们三位老同学一起共事几十年，彼此从未红过脸，难得。遗憾的是，2014 年曹烈兆同学先我们之前走了，就剩陈兆甲和我了，我俩是联系最密切，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亲如兄弟。尤其可贵的是，即使我们两人的观点不一样，比如，文革中，他是“延安公社”，我是“东方红公社”，但我们依然是最好的同学，最好的朋友！

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我看到有科大的校车来接新生，使我这个乡巴佬感到意外。

到科大报到时，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想当然是浙江啰，但是，在浙江省的名单中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最后，在二机部的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原来是二机部从浙江招了一批学生，我是二机部送到科大代培的，是曲线进科大了。

为了从何而来，把我折腾了半天。我记得，幸菊芳同学为了找他的宿舍也折腾了好半天。原来，我们报到前，学校已把我们的宿舍事先安排好了，可是，幸菊芳同学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宿舍。后来发现，原来是搞错了，按照他的名字，把他分到女生宿舍去了。现在，幸菊芳同学已把他的名字改为幸勇，我猜想，也许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麻烦。

科大校歌

到科大报到后，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了“科大校歌”的歌谱，看到薛啸宙他们拿到歌谱便能唱，使我这个乡巴佬目瞪口呆——城里人真厉害！因为我是个“音盲”，我只认识阿拉伯数字，不识音符。高中毕业时，同学之间相互留言，楼维能同学给我的留言，我至今还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他是这样给我留言的：“阮耀钟，你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拉琴，不会吹笛，将来丰富多彩的共产主义生活怎么过？”

1982 年，我从美国回来，在杭州碰到楼维能同学，我对他说，看来我不用担心将来丰富多彩的共产主义生活怎么过了，因为，我肯定见不到共产主义了。

科大的校歌是郭沫若作词，吕骥作曲。郭沫若是科大第一任校长，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吕骥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音乐作曲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也是他作的曲。

开学典礼的前一天，郭老带了吕骥来大礼堂教大家唱科大校歌。58 级同学颜基义是这样回忆的：“那天上午，学校的礼堂里早早就坐满了人。礼堂太小，座位不够，过道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水泄不通。郭沫若校长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出现在舞台上，微笑又和蔼地频频向学生招手。然后他朗诵了亲自撰写的中科大校歌歌词，并介绍著名音乐家吕骥，让他教大家唱校歌。”虽然郭沫若当时讲话的内容他已记不完全了，但郭沫若当时朗诵校歌歌词的那种特有的姿态、那种特有的声调，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他脑海里。【1】

1963 年，我科大毕业后又留校任教，直到退休，至今还住在科大。学校凡有重大活动，都要唱校歌。我这个“音盲” 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国歌，另一首便是科大校歌。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科大校歌一直激励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造，勇攀科学的高峰。

我没有想到科大的校歌有时居然会变得悲壮。我在编《中科大下迁合肥》（电子版）时，在网上搜索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悲壮的校歌“永恒的东风”》【2】，是一位科大64 级校友写的从安庆去马鞍山(当年化学系师生是去马鞍山接受再教育的)路上的事，可是原文的网址现在打不开了。文章写道：

“那是在1969 年，中苏边界开了火，驻校工军宣队组织我们到科大西墙外的八宝山上挖防空洞，说是怕苏修扔原子弹。忘了介绍自己了，我是科大化学系64 级的。几个月后就坐火车，轮船跑到安庆。四十天后换了安徽的工军宣队，立即前往马鞍山。临上船前，在一所中学里集结。忽然，从一间教室中传出燎亮，悲壮，高昂的校长郭沫若作词，著名音乐家吕骥作曲的校歌“永恒的东风”。声音越来越大，唱的人越来越多，响彻长江两岸，在迎江寺镇风塔上空久久回旋！

在那臭老九不值钱的年代，唱出了人们的理想，唱出了知识分子的抱负。当时，系主任杨承宗也在我们的行列中。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呢？他说我不能在科大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掷地有声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得。

有这样一批科技精英何愁科大不能振兴！

我不懂音乐，我唱过无数次科大校歌，从来没感到科大校歌是悲壮的。但我相信这位64 级校友和他的同学们、老师们当时唱出的科大校歌一定是悲壮的！那时，他们除了唱校歌，还能说什么呢？悲壮的歌声唱出了科大人的不甘心，不服气！

还有一次科大学生唱的校歌也是悲壮的。那是1987 年1月12 日，中共中央下达“一号文件”，撤销管、方二位科大校长的职务。管校长离开合肥那天，科大上千学生，打着“管校长，您别走！”的横幅，到合肥火车站去送管校长，但扑了个空。原来，“上面”早就料到学生会到合肥火车站为管校长送行，所以，先用小车把管校长送到蚌埠，让管校长在蚌埠上火车。科大学生在合肥车站扑了个空。

“你们回去吧，学校已派车子来接你们回去。”

“我们不坐学校的汽车，我们走回学校。”

“不许游行！”

“我们走人行道，只唱歌，不喊口号，不是游行！”

上千名科大学生一路上唱着国际歌，唱着科大校歌，浩浩荡荡从火车站走回学校，唱回学校，走了十多里，唱了十多里。我相信，他们唱的校歌，一定也是悲壮的！

今天我写到这里，依然热泪盈眶。如果有人问我这个八十岁老头还有没有梦？有！我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悲壮的校歌！

第一次见到郭老

为尽快改变新中国科技力量薄弱的局面,满足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需求，1958 年初,中科院领导和钱学森、郭永怀等科学家提出,依托中科院力量,创办一所新型理工大学,培养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1958 年5 月9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呈交请示报告，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聂帅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6 月2 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予以讨论，并在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上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核同意书记处的决定。如今，在中科大校史馆里，还保存着这份邓小平的亲笔批示。

9 月20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从呈递报告,到9 月20 日开学典礼,只用了短短100 多天时间。这种速度在中外高校建校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当年，科大校园所在的北京玉泉路19 号，原本是马列学院。科大58 级学生约一千多人。我们住的宿舍是向旁边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借用的，开学典礼也借用政治学院礼堂举行。政治学院礼堂前有个很高的台阶，我参加开学典礼那天，正好碰到郭老也上台阶。郭老个子不高，穿了双布鞋。我这个乡巴佬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人物，给我的印象是郭老真朴素。

郭老当年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是现在肯定要警车开道，但那时周围没有任何警车，郭老就夹杂在人群中，与大家一起上台阶。郭老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记得，讲话中号召我们学习抗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其它都不记得了。但郭老的讲话顿挫有力，印象很深，因为我是头一次听大人物作报告。

开学典礼那天，聂荣臻元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校长都来了，他们都发表了讲话。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科大的诞生。

大炼钢铁与劳动

我们入学的1958 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在校大门口前也建了不少小高炉，我们也参加过大炼钢铁。一提起“大跃进”，人们就会想起粮食亩产万斤、土高炉大炼钢铁，这些荒唐的事。殊不知，在科学技术界，在中国科学院，当然也包括我们科大，也有类似的狂热与荒唐。数以千万计的人员参与的“土超声波化运动”即是其中之一。当年，北京市共有100 万群众参加了“超声波化运动”【3】，我们也参加过该运动。这个超声波化运动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可上网查，网上有介绍。

据王炽昌同学回忆，“我们入学的1958 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经常参加各种劳动，有时甚至出现了为劳动而劳动，影响了学习。我记得，我们班每星期四劳动，实在没有什么劳动任务，就要我们把校门口的煤堆从西面运到东面，下星期四，又从东面运到西面。同学们调侃说，我们的劳动真是倒霉（煤）！郭老发现类似情况后，语重心长地指出：要劳动，但是要安排好，不要影响学习（大意）。”【4】

大学三年级以前，每学期都要下乡劳动，时间个把月，参加割麦、收稻子等。我记得，有一次龚升老师还同我们一起劳动，给我们讲了很多笑话和故事。还有一次参加宻云水库周边的山上种树。在山上挖“水平条”、“鱼鳞坑”，劳动强度很大，印象特深，至今不忘。那时，一顿饭都要吃好几个窝窝头，但爬到山上不一会儿，肚子就饿了——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肚子总是填不饱。大学四年级之后，就很少下乡劳动了。但是，1969 年春天，科大师生被拉去三三九工地劳动约三个月，我们永世难忘。派来科大的军宣队来自铁道兵，当年正在修北京石景山到山西原平的战备铁路，三三九工地离石景山33.9 公里，故称之为三三九工地。在该工地炸山填谷，要建成16 股道的列编组场，为燕山石化厂服务。工地上，一天四班倒，每班连续工作6 小时，中间不休息，一天24 小时工作不间断。刚炸开的石头，峻角尖锐，用双手把石头搬到小火车上，再运去填谷，不仅劳动强度特大，并且工作相当危险，不少老师手指受伤。下迁到合肥，首先也是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物理系是去淮南煤矿，下井挖煤。随后又去寿县农场劳动。毛泽东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下乡劳动了。毛泽东在世时，我从高中开始，每学期都要下乡劳动，插秧、割稻、割麦……。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世时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有这么多劳动？不知是否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有关呢？

个个以艰苦朴素为荣

开学典礼上，郭老作题为《继承抗大的优秀传统前进》的致辞。这个题目是我后来从资料上查来的，郭老讲话的内容我也不记得了，但我有个印象，郭老在致辞中号召大家继承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学校也积极提倡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去中关村参观科学院的国庆献礼，校领导带着同学们，从玉泉路走到中关村，来回都是步行。

我来自农村，“剃个光头，穿一双布鞋，挑了一担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话……”，够土的了，说得好听点是够朴素了。可到学校一看，个个都很朴素。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桂芹同学，她是北京的高干子女，但也穿着土里土气，跟农村姑娘一样，从穿著打扮完全看不出她来自北京，还是高干子女。其他同学也一样，穿着都很朴素。

王炽昌在“典从风雅”「4」一文中写到，“同学们都很艰苦朴素，衣服都打过补丁，女同学也如此。我的上衣穿破了，就自己改缝了一个书包，一直用到大学毕业。”王炽昌还自已织毛衣，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男同学会织毛衣的。我在科大也自已拆洗过棉衣，翻棉衣时最难的是上袖子，我拆了好几次才上好的。王炽昌，虽然来自上海，也非常朴素，与我这个乡巴佬也差不了多少。退休后，从王炽昌的博客了解到，他上科大比我困难得多。他在《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真小人》「5」一文中，写到1958 年上科大时说：“我(考大学)的报名费是同学给我的，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是学校、街道出证明，政府给我的。我和父亲在上海只有一条被子，唐伟光同学的父母给了我一套卧具，解决了我的困难，他的二哥给了我几件衣服和几十元零花钱。1958 年9 月15 日，我踏上了赴京求学的道路。开始了我人生的新旅程。”而我来北京的路费是父亲给的，只是为了省钱，舍不得化四块多钱的“加快费”而已。

当年，所有科大学生，无论你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出身于平民百姓还是高干家庭，都是那样地朴素、朴实。那年头，北京若有高校游行或集会，从穿着上，你一眼便可认出哪个队伍是科大！我在科大学了五年，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科大特别重视基础知识，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我们这些科大学子受益匪浅。另外，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也使我终生受益。大家知道，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当你遇到难题时要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岂不苦也？否则，人们怎会说“十年寒窗苦”呢。科研更是项苦差事，你要经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磨练，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居里夫人在一间屋顶残缺漏雨、破烂不堪的棚子里，花了四年时间，从镭含量不到百万分之一的30 吨铀沥青矿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镭。她既是学者，又是工人、家庭主妇、孩子的母亲，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绝非常人可比。所以，我认为一个怕吃苦的人，学习很难学好，事业也很难成功。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对我们的学习和事业都有莫大的、无形的作用。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没什么要奋斗的了，但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使我现在很容易知足。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少了不少烦恼。因此，科大艰苦奋斗的校风，使我终生受益。

挨饿

1958 年进科大，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吃饭不限量。可惜好景不长，1959 年就开始粮食定量了。考虑到我来自农村，饭量较大，所以，我的定量全班最高，每月32 斤，但是，还是吃不饱呀。从1959 年至1961 年，官方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我则称它为三年挨饿的日子。这是我一生中对“饥饿”的记忆最刻骨铭心的年代。我常常问现在的小孩，你们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吗？估计很多的年轻朋友也没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天天饿肚子，顿顿吃不饱，这种滋味可真不好受！当年，我们不少同学得了浮肿病，手指在小腿上按一个坑，它就老也起不来……比起一般老百姓，我们大学生很幸运，国家保证供应我们的粮食定量，只是吃不饱。退休后，我从网上知道，“三年挨饿的日子”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我第一次听说三年挨饿的日子饿死人，是1964 年我参加科大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59 级毕业分配的时候。59 级同学中有位姓仝的，安徽人，假期回家听说家乡饿死人，回校跟同学说了，遭批判，毕业分配也受影响，分到保密级别最低的杭州制氧机厂。我第二次听说三年挨饿的日子饿死人，是1977 年我去安徽五河搞基本路线教育，相当于“四清”的时候。当地农民告诉我，三年挨饿的日子饿死很多人，开始还能挖个坑埋，后来连坑也挖不动了……真正了解三年挨饿的日子饿死人，是我退休后从网上知道的。我读了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这是用血的事实写成的，他在书中说，三年挨饿的日子饿死3600 多万人。并且，饿死的绝大部分是种粮食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种粮食的农民为什么会饿死，我有责任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编了本《回顾和反思三年挨饿的日子》（电子版），在我的新浪博客上连载。

第一次听科学家作报告

记得有一天，郭老请了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在学校大礼堂给同学们作报告。有两位科学家的讲话，我至今还记得。一位说：“现在你们念的书里，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希望以后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另一位生物学家说：“一头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世界上现在还没有一台机器，进去的是草，出来的是牛奶。如果能发明出这种机器，牛也不用养了，牛奶也不用订购了，想喝牛奶时，只要往机器里塞把草就行了，多方便啊。”

可以说，这两句话，一直激励我勤奋学习。从现在来理解这两句话，就是鼓励大家创新，学习是为了创新。

如果你念博士，博士论文必须有创新的科研成果，至少要有一项成果达到世界首创，否则，就拿不到博士学位。

如果你从事科研或教育，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教授，你必须作出多项世界首创的科研成果。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必须要有创新。以前常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我认为，应改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

80 年代前，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是瑞士手表，最好的照相机是德国相机，瑞士手表和德国相机几乎独霸世界。80 年代，日本用电子相机打跨了德国相机，用电子手表打跨了瑞士的机械手表。90 年代后期，这个世纪初，数码相机又打跨了胶卷相机。以前柯达胶卷销路多好，数码相机把柯达胶卷挤跨了，柯达胶卷质量做得再好也卖不出去。VCD 质量再好，也势必被DVD 所取代；模拟电视质量再好，也势必被数码电视取代。这些都是发生在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适应未来社会的生存者，在未来的竞争中能成为胜利者。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仅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还要能看到科技发展的趋势，预测科技发展的趋势，这才真正显示一个人的能力与本事。几年前，我买第一台高清数码摄像机时，当时摄像机的储存介质有四种：DV 带、光盘、硬盘、存储卡。作为生产摄像机的企业家和研发人员，就应该判断哪种最有前景，然后，集中精力、人力、财力攻。如果你攻错了目标就白费劲，最后就会被别人淘汰。从这些例子，足见作为一个企业家，创新非常重要，作为科学家就更不必说了——在科研上千万不能跟着别人的屁股跑，否则你永远落后于人家。

用草作原料制造牛奶，这个想法我当时觉得很妙，但现在我认为，若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有两个问题还必须考虑：

第一，这个课题几年能完成？比方说，你给博士生选课题，应在五年左右能完成。若是个硬骨头，啃不下来，研究生拿不到学位，就无法交待了。

第二，若作为应用研究，还必须考虑实用价值。这样的机器研制出来了，若造价很高，也没人买，作为应用研究就意义不大。

在科研上创新，我有两点体会，供年轻人参考。

一是借用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于自己的科研。文化大革命中，华罗庚推广优选法，我就学习优选法，并用于我的科研。我用优选法计算了氦液化器膨胀机的最佳进气温度。我国低温界的鼻祖洪朝生先生看到了我的论文，对我讲，你能否计算一下两台膨胀机的最佳进气温度，于是，我又用优选法计算了两台膨胀机的进气温度。后来，我又用优选法计算了液氦低温容器的颈管传热，计算了超导磁体的最佳电流引线等。这些都是国内首创，是否国际首创，我没调研过，不敢随便说。

李振明等的“电流引线迫流冷却传热分析”、简弃非等“半导体制咨效率及空了间冷量传递特性试验研究”、康志成等“一种电流引线的热力学计算方法”等，都引用了我的计算方法。

我研制电容液面计，也是借助其它领域的成果，消除了引线电容的影响。

我创新的另一个体会是，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容易创新。例如，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研究高分子物理的何平笙教授，他说，他最近合成了一种新的一维高分子材料，发现其电导有反常。我说，那好啊，你让我测量它的低温热电势率，倘若电导有反常，则其热电势率肯定有反常，因为热电势率比电导更敏感。我后来一测，热电势率果然有反常，并且膨胀系数、介电损耗等低温物性都有反常。于是，我测量一种低温物性，都是一项世界首创，因为，会合成这种一维高分子材料的人，他们不会测量其低温物性；而能测量低温物性的人，又不会合成这种材料。并且，低温热膨胀系数和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测量装置，都是我自已研制的，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就很容易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均属首次的新发现。

第一次谈恋爱

我有个初中同学，姓石，跟我一起考上金华一中，并且跟我是同一个班，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念高中时，他因为与一个初中女同学谈恋爱，没心思念书，留了一级。他念大学时，又与一个高中同学谈恋爱，没心思念书，几门功课不及格，被学校勒令退学。我深深地吸取他的教训，在科大一门心思念书，心想，只要好好念书，大学毕业后决不会当光棍。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已当年的决定很英明。我是大学毕业后找的对象，在念书期间一直没谈恋爱。我在科大念书时，虽然母亲在老家给我介绍过对象，父亲在苏州给我介绍过对象，在绍兴也给我介绍过对象，都被我谢绝了。但是，在科大毕业前一年，也谈了几天恋爱，今天就来坦白这件事。

1961 年寒假，我回老家农村过年，父母跟我说，有人给我介绍个对象，也是个大学生。其实一年前，母亲就跟我讲过这个对象了，我谢绝了。寒假里经不住父母劝说，想到自已也快大学毕业了，所以同意去见见面。第一次是父亲陪我去的。后来，我又到她家去了几次，谈了几次。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因为，以前我从未与女同学单独两人在一个房间面对面谈过话。我回科大时，她到老家汽车站来送我，还送我一包糕点，一张她的照片，说好等她回校后给我写信，要我等她的信。

我收到她的信说，因我兄弟姊妹多，她父母不同意。当天，我给她回了封信，谈我的看法，有劝说之意。第二天，我收到弟弟的信，告诉我，她已经与一位南货店的店员在谈了，我当即给她写了封信，请她把我前一封信烧了。那个年代，一位名牌大学的学生还不如一个南货店的店员，知识分子真是太不值钱。以后我还会讲到，1971 年科大寻找下迁地址时，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要是现在，肯定大家抢了。

我科大毕业时，因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学生毕业的消息，她看到消息后，曾给我来了封信，但我没回。

20 年后，1983 年我从美国回来，又回老家过年。我弟弟告诉我，她在老家工作。由弟弟陪同，我曾去看望她，还给她拍了几张彩照。因那时出国的很少，解放后出国的，在我老家，也许我还是第一个，因此，那时彩照极少有人有，我还是送到美国去冲洗的。说实话，那次去看她，与其说是看望，还不如说是炫耀，告诫她的父母要尊重知识。

现在，我知道，其实这事完全不应怪她父母。我退休后，从网上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情况。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是谁造成的？从 1951 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运动等等，多数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知识分子成了二等公民，要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还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很多学术权威遭批判。最近，我在“北大最牛教授怒批中国教育制度”【5】一文中看到，“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6】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是我知道的，但“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是我想不到的。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会贬值这么厉害，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备注

本文原载我的新浪博客，此博客是2007年9月6日创建的，于2017年2月16日被封。现略作修改。 2017年11月25日

【1】颜基义：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2】悲壮的校歌“永恒的东风”（原文网址：http://zsb.ustc.edu.cn/bbs
/viewthread.php?tid=4507）

【3】 1960 年千万人大造土超声波

【4】王炽昌：典从风雅

【5】北大最牛教授怒批中国教育制度

【6】王炽昌：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真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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