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1.05 我的这一次人间旅行

科大瞬间 (2023-03-20 22:25:12) 评论 (0)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庆

我的这一次人间旅行
──在科大的日子里
刘海溶 (科研处)

这次去北京是工作，是去安家落户。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之地，谁不向往?真是一步到了天堂。记得我在火车上还写了一首幸福随想小诗，以表达心情之喜乐。当火车快开进前门火车站时，正阳门的古老城堡呈现在眼前。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顿时在脑海中高大起来。作为一名中国儿女我由衷感到自豪!
走出前门火车站，远远地望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上停靠着写有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亲笔所书)五个大字的大轿车。此时，我们的心情很兴奋，确实是中科院在欢迎我们这批在海上工作了八年的海军干部，去投入我国最高科研学府的怀抱。科学院干部局的朋友对我们表示了热忱的欢迎。车子从前门开到西城区祖家街端王府。干部局局长唐若愚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说，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研工作的领导力量，各院所都想“放卫星”(这是当时的流行语，就是把尖端科技搞上去)，还要自己办一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情报大学。总之，急需大量人才和管理干部。还说，你们都是在海军学校和舰队工作或教学多年的科技干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欢迎你们在脱下军装后，和我们一起投入大跃进的战斗行列。
我们在端王府休息了三天。那几天，我还带着伤痛，在农场插秧划破的左脚大拇指正在发炎流脓。干部局的同志带我到附近的白塔寺人民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把脓排掉，自己感到轻松了许多，背了半个月的包袱终于解除了。1958年9月7日，唐局长召开大会，宣布分配名单。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中关村的各研究所，只有我和史孟云、宣耐山夫妇被分配到筹建中的中国科技大学。来领我们的科大人事处高处长，带我们从祖家街坐七路公共汽车，到复兴门转三十八路车。沿途，他给我们讲述科大的创建情况，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汽车也不够用，今天只好让你们坐公共车。也好，可看看沿途的风景。玉泉路的院子是郭老通过聂总从部队要来的，在石景山区的东侧，偏僻了一点，不过根据北京市的建设规划，整个城市建设要往西移，要不了几年，这里将会变得很繁华。沿途我们看到了几个大兵种的司令部，特别是海军司令部 (当时人们都叫海军大庙，因为是大屋顶建筑)，这是我四年多以前去参观和住过的地方。还有空军司令部、总后勤部、通讯兵司令部、铁道兵司令部等。这些建筑都在马路南边，北面基本上是一片农田。笔直的复兴路一分为二，中间是两排整齐的矮柏树和大杨树。高处长领我们进了玉泉路十九号院。小礼堂的前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洋溢着解放军驻地的气氛。因为学生还没有来，整个校园里只有办公楼内有十几位工作人员，显得十分安静。我被安排在东二楼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史孟云夫妇被安排在东平房家属区。第二天，人事处就找我谈话，要我到办公楼的勤工俭学办公室上班。干部科的栾蓝玉科长对我说:老刘同志，你在海军学校是轮机教师，懂技术。到勤工俭学去组织学生办工厂、搞产品、进行实验和开发。史孟云在海军是政治教师，被分配在学生科，便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和我几乎同时分到勤工俭学办公室的还有王东成和金福庆同志。王是解放军的老连长，金是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后的转业干部。还有一位李振忠处长，胖胖的整日带着微笑。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少校军人，曾在北京军区某油料库当主任。因为我们都是转业军人，海陆空都有，彼此很尊敬，气氛十分融洽。李处长是一位比较关心同志和大大咧咧的老干部，不计较小事。他见我脚疾未好，就带我到校卫生所去换药，在宿舍休息几天，等完全好了再去上班。李主任的几句贴心话，使我感到科大这个工作环境十分温暖。
九月中旬，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学生陆续到校。少数从农村来的同学，还自己挑着行李来报到。大家都以能到新中国首创的第一所尖端学科的大学上学而感到自豪。郭沫若校长提出了“全院(科学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北京的每一个较大的研究所各自承办一个系，例如数学所办数学系，由华罗庚兼任系主任;力学所办力学系，钱学森兼主任等，因此名声很大。同时，郭老还提出发扬抗大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红专并进等口号，并亲自写了科大校歌:“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并请全国音协主席吕骥同志作曲。九月中旬，郭校长亲自带吕骥同志到大礼堂教大家唱这首歌，顿时，科大校歌的嘹亮歌声响彻了整个校园。
九月二十日是个吉祥的日子，新中国的第一所尖端学科大学在这一天诞生了。这一天，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张灯结彩，因为科大的开学典礼要在这里举行。玉泉路十九号的大门口红旗招展，由郭老亲自书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牌，披着鲜红的绸缎，挂在校门左侧，校门两侧摆着鲜艳的菊花，广播台播放着雄壮的校歌。从八点开始，贵宾就陆续到达。首先到达的是郭校长、张劲夫和郁文书记，随后，陈毅、聂荣臻、吴玉章、莫文骅、周培源等同志也相继到达。九时整，郭校长致辞，并宣读中共中央书记处、教育部、中科院、北大、清华、人大等单位的贺电，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郭老还即席赋诗，以示祝贺。接着是吴玉章(人大校长)致辞，他当时兼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他宣传了文字改革方案和设想(可惜至今未能实现)。莫文骅中将(政治学院院长)致辞后，北大校长周培源和科学家代表钱学森相继发言，强调中科院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自己办大学的重要性，强调科大学生必须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提出“重，紧，深”等口号。最后是教师和学生代表发言，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大会到十二点三十分结束，全体回到玉泉路会餐。张劲夫，郭老和郁文同志亲自到食堂和大家共进午餐......
下午在政治学院表演文艺节目。记得张子云同志还在会上朗诵了高尔基的名诗《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让我们飞得更高吧! 晚上还放了电影，在十九号的操场上还举行了烛光晚会，这一天大家都像过节日一样快乐。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消息，题目是《中国科学史，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成立》。这不仅对科大全体师生员工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全国人民也是一种振奋和激励。从此，科大这个响亮的名字，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升起在蔚蓝的天空，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学生向往的高等学府。
1958 年，在冒进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多快好省) 和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下，全国各条战线都要制定“放卫星”计划。中科院要放卫星，就要拿出尖端科技成果和产品来，各个研究所都需要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创新人才。当时主管科技的郭沫若、聂荣臻和张劲夫等同志，都感到人才供应不足，而且从一般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和科学院各所的专业不十分对口，因此产生了一种由中科院自己办大学的想法。郭老把这一想法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总理欣然同意，并指示由科学院党组写报告，呈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于是当时的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召集老科学家共商办校方案，呈报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总书记阅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并指示军事科学院予以大力支持。当时的聂总大笔一挥，就把玉泉路十九号这个院子批给了中科院办科大。张劲夫指定中科院秘书长郁文同志担任科大党委书记，还任命了早期的留法学生晋曾毅同志担任第一副校长，田夫为副书记，张新铭为教务长，王卓为秘书长。
1958 年的科大共设十三个系:一系原子核物理系，由原子能所和四零一所承办，系主任是赵忠尧。二系技术物理系，由物理所承办。三系化学物理系，四系工程热物理系，五系无线电系，由电子所承办。六系自动化系(自动化所)，七系力学系(力学所)，八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九系地球化学系，十系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系，十一系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系，十二系生物物理系，十三系地球物理系。
第一年只有基础课，分设四个基础教研室，向仁生同志负责物理教研室。那时的方励之只是这个教研室的一名助教。龚升负责数学教研室，曾肯成是这个教研室的一名讲师。刘达夫负责化学教研室。曲毓琪负责外语教研室。还有从大连海校调来的郁志昂负责机械制图教研室，这个室以后改为机电教研室，由包忠谋同志负责。
办公楼设有郭沫若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主任为李侠。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为胡翼之、李振忠。教务处由李声簧 (他的父亲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会议就在他家召开，后泄密就搬到南湖)和王瑜任正副处长，都是十二级干部。教务处下设教学行政科、教材实验室科、和印刷厂等。柴璋、曾慕、许少英、余众群等都在教务处工作。我们勤工俭学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组织和带领同学们进行体力劳动，同时根据各个系的特点，筹建相应的实习和研发工厂。如几个化学系组建了化工厂，物理系组建了半导体厂和铁氧体厂，计算机系组建了电子计算机厂，还建了一个适合全校学生实习的机械厂。
在开学前的一星期，我们还带学生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建校和整顿校园的劳动，大家的干劲很足。当时的校园比较小，大部分学生都住在政治学院宿舍，就隔一条马路。这个校园原本是一所供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马列学院，只有六栋小二层楼。开学前把后围墙打通，征购了几十亩荒地，兴建教学大楼，家属楼，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半年多的时间就全部完工，使校园的面积扩大了两倍。
我们和系里的老师紧密配合，由他们提供知识和技术，我们提供物质条件，订购设备和器材。学生成立科研和生产小组，如力学系成立了火箭组，研发降雨火箭等。
1959年国庆节，科学院举办了一次放卫星成果展览会，科大也展出了自制的铁氧体、小火箭、氧化亚铁等产品，造成一种全民大跃进的声势。
最为愚昧和“壮观”的是大炼钢铁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发出“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他认为，只要钢铁产量上去了，就能赶美超英;只要粮食产量上去了，就能实现人民公社式的“共产主义”了，因此提出高指标、高产量，科学家也跟着起哄......。
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来临了。毛是靠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他认为中国人口多、力量大、热气高，只要人人参加炼钢，不信赶不上资本主义。真是一人高呼，全民响应，高等学校也不例外。顿时，玉泉路十九号校门口的一片荒地上，建造了几十个炼钢小炉，学生三班倒日夜守在炉前，拉鼓风机。我们勤工俭学办公室负责提供材料，到处寻找破旧铁器，开着汽车到延庆怀柔等边远地区的废品收购站收购废铁。当时大搞人民公社大食堂，老百姓免费到公社吃饭，家里的锅都砸了，提供废铁。记得司机班的尚师傅，开着一辆法国进口的中型运输车，在郊区的马路上飞奔。他会拉京胡，会唱京剧，一边开车还一边哼几句京戏。当时还以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光荣，其实是破坏。完全是土法冶炼，最后成了一堆废铁。
当时炼钢总指挥是晋曾毅副校长。他本来就体弱，仍然日夜坚守岗位，监督各个环节，怕出问题。记得当时的总务科长李维新就因为未及时派出汽车，被晋校长大训了一顿。这位勤奋的晋校长，不久就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安眠在八宝山烈士公园。留下一位寡妇赵乃祥和五个孩子。那几年机关里的青年人清明节都到八宝山烈士公墓去扫墓，一是听李声簧处长讲共产党的奋斗史，二是为晋校长扫墓。
1958年我住在东二楼的集体宿舍里。同室的有张菊生(力学系勤工俭学干事)、梁宝驹(原子核系政治干事)、胡理睦(保卫科干事)。张菊生当时负责力学系的炼钢炉，每天晚上熬夜，天亮前才回来睡觉，实在辛苦。我们这四个人已经知道的是梁、胡早已作古，张失去联系，我则漂流他乡。世事难料也!
大炼钢铁运动折腾了三个月，人困马乏，学生不能上课，老百姓连做饭的锅也砸了，真是作孽。加上粮食产量虚报，老百姓粮仓空虚，造成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
那两年，中国最大的疯子用他那神一般的魔力，把几亿人也搞疯了。当你坐火车路过神州大地时，到处都冒火光，大大小小的炉子在熔化废铁，其实它是在燃烧中国人的心......
1958 年刚到北京时，走进职工食堂，真有一种进了“天堂” 的感觉。桌椅整洁，房屋宽敞明亮，小卖部摆着各种各样的小菜，比起在农场时每天蹲在地上啃窝窝头和咸菜，有天壤之别，似乎好日子又回来了。谁知人祸比天灾更厉害，我亲爱的母亲就是在这三年的苦日子里过世的，刚满 59 岁...... 令我痛心一辈子......
大炼钢铁以后，全国进行了反思，再这么搞下去中国将要完蛋。高教部也提出“大学要重点抓教学和科研，学生要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到工厂去劳动。科大党委作出决定，撤销勤工俭学办公室，改为科研劳动处和器材设备处。包忠谋、金富庆分到科研处，李振中、我和王东成分到器材设备处，负责建设全校的基础和专业实验室。处下面分计划、采购和储运三个组。我负责计划组，李俊，张洪斌负责采购组，魏俊丰负责储运组。我们组有王东成(副组长)、关静春、杨吉孚、闻友兴、赵凤玲、陈典方和李芝兰等人。面对着一个白手起家的新型大学，而且当时的口号是赶超清华，把科大建成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党委书记郁文同志亲自召开了科学院器材局局长和科大秘书长，处长等人的会议，我也到端王府去参加了会议，提出三条方案: 一是只要科大能用，从器材局的库存设备中无价调拨；二是各个相应的研究所大力支持科大，调拨器材；三是科大本身立即成立上海、天津两个采购站，派张玉琛到上海，李俊到天津负责采购，各系派教员去分把技术关。北京的订购工作，包括国外订货由我负责。那时是计划经济，许多物资要申报年度计划才能订到。由我来汇总各个系的申报计划，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赶报计划，有时要忙到深夜。记得当时工程热物理系有个科研项目叫“煤的综合利用”，提出要订 20 吨大同块煤。货到以后，项目又停了，只好把大块发亮的煤堆在玉泉路附近的马路两旁。幸好那时这边还是一片荒地，只有一个小小的妇女商店。
那时的国外订货，主要是订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的设备，如匈牙利、德国和丹麦的声学仪器。幸亏我在三海校学了一点俄文，解放前学了六年英文，都用上了。只要能看懂名称型号和规格就行。我们也请原子核系的孙良方教授作顾问，把技术关。
我和老孙经常到王府井进口仪器商店去选购设备。他是搞加速器的专家，清华物理系毕业，在原子能所又工作了好几年，实验经验比较丰富，也乐于助人。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严重冲击，江春江甚至唆使造反派殴打他，不准他的孩子上小学，直到钱宁的哥哥(物理学家)从美国回来讲学和探亲时才恢复人格。1979年前后，他们全家移民美国，长期住在旧金山。他曾几次邀我去西部玩，可惜未能成行。
从1959年冬开始，全国出现食品紧缺状况。粮食定量由原来的三十斤减到每月二十六斤。肉食品店只有空空的案板，每人每月只能凭肉票买半斤肉，许多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什么都要凭票购买。植物油也是每月四两，只能吃红锅子菜。校卫生所经常出现浮肿病人。许多人到食堂的垃圾堆里去拣白菜帮子。器材处的李振忠处长是军人出身，想出办法派人到顺义等边远山区打大黄羊给大家解饥馋。果然有收获，我家分到两斤黄羊肉，当时真有雪中送炭的感觉。幸亏那时学校的东门外有一大片空地，大家争先恐后开荒种地。我家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每日天刚蒙蒙亮就去开地，并到十四楼前面的大粪池里掏粪施肥。和我几乎同时起身的还有位住一楼的副教务长张耀南先生，一位高级干部也挑着一担粪桶，真是很好的时代写照和南泥湾精神。我们相顾一笑罢了......1966年 6.4开始，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搞大串联，煽风点火，斗走资派。走资派斗倒了，就清理阶级队伍，抓群众中的反革命。1968 年6.4，当我在教务系统群众唱歌时，突然被揪到仓库，宣布我为反革命特务分子，同时派人到14 楼 301 抄家，从此与家庭失去联系，被关在物理楼的“狗洞” 监狱里，达八个月之久(这段历史不细说了)，直到1969年4月才放回家。1970年就下迁到合肥，在农场劳动两年。1974年平反，任器材处管理组组长。1978年被任命为科研处副处长，兼实验室科科长。在此期间，曾参加李昌和马西林同志组织的“地区开发咨询委员会”工作。李昌同志是12.9学生运动时的民先队总队长，清华大学学生，后到延安从事共青团工作。解放后，被邓小平点名担任哈工大第一任校长。文革后期，又和胡耀邦一起来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兼科大第一副校长，此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以纪委书记名义，带一班人马，去帮助地区搞开发工作，想办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兰德公司。我们先去了湘西自治区，协助地区建了一所大学。我们的第二站就是绍兴，浩浩荡荡，十几位专家学者，李昌带队。成员中有科学院老专家高原，闫蕴;外贸部的两位专家，和科大的几位教授，如候定丕及其研究生，化学系的王教授，无线电系的钟教授，科研处就是我，还有黎彤教授。因为李昌是中央一级干部，所以绍兴地区的第一书记，市长，都出席宴会为我们洗尘。最好的绍兴黄酒，芬香可口，南方的美食，杯盘满席。李昌在会上大力赞扬绍兴地区率先发展乡镇企业，在全国起了启发和带动作用。我们分四个组，分别考察绍兴的工业，农业，外贸和教育。我分在教育组，并提交了一篇《充分挖掘教育潜力，积极为本地区发展服务》的考察报告，并多次与地方干部座谈，历时共10 天。
第三站是东北黑河市。这个城市的对岸是苏联的布拉格维申斯克，仅黑龙江一河之隔。当中苏关系紧张时，航行于南北两岸的船只，怒目相对，互相谩骂。自胡耀邦上台后，化解矛盾。李昌和胡是亲密战友，心领神会。他鼓励黑河市主动送一船西瓜到申市，因为对岸十分需要农轻产品。从此两国船只相遇时就有了笑声和“哈啰”声。其次就是交通问题。二战以前，从哈尔滨到黑河有铁路线，但二战后，苏联士兵把这条铁路线拆了，连钢轨都运走了。黑河市委请李昌同志向中央和铁道部反映，尽快修复，以利开发。当时李昌还提出“南深(圳)北黑(河)”的口号，要求黑河向深圳学习，成为重要的北方特区。哈黑铁路终于在两年后通了车。
这次去黑河，使我长了不少见识。我们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住在贵宾公寓。这里是一个封闭式的大花园，里面散落着几十栋小洋楼，是专为中央级干部而建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公园散步，就碰着张友渔老先生。他认识马西林。第三天，专车把我们送到齐齐哈尔，参观丹顶鹤公园，并午宴，当晚抵黑河宾馆，一打开电视机就看到苏联的节目，真是近邻。在黑河工作一星期，重点讨论了外贸出口及交通问题。然后坐专艇游览黑龙江，再到佳木斯，又返回哈尔滨。在黑河时，还参观了解放军的边防哨所，能清楚地瞭望到北岸苏俄人民及军队的一切动向，房屋及人员流动。这是因备战需要而设的，以后撤销了。
第四站是承德市。这里是清朝皇室的避暑山庄，风景优美，古迹甚多，如外八庙等。重点研讨的课题是如何开发旅游资源，把承德市建成一个中西合璧的旅游休闲和会议城市。其次是净化环境，停办污染工业，改善空气质量等问题。
地区开发咨询组还去了湖南湘西的吉首市和张家界市等地。这是李昌同志的故乡。他在北京的家是东单东总布胡同60号，有专门的办公室，我在那里干了半年的秘书工作。
1988年离休后，我受科大校友总会和研究生院王玉民之托，组织北京科大校友会，为迎接科大建校30周年校庆。由我组织北京校友会办公室，设兼职会长数人。他们是王玉民，张云岗(科学院计划局长)，陈颙(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姚广义(解放军放化所所长)及王运生，由我担任常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第一件大事，就是汇编北京地区科大历届校友通讯录。中关村各所是校友最密集的地方，其它就是国家科委，国家地震局，以及解放军三总部，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共发出60多封公函，每个单位推选一名校友负责，召开两次会议，经过半年的努力，才基本摸清情况。校友总人数达千余人，然后送校本部汇总成册后付梓。
1988年，除了和孙良方，廖白石等人去合肥参加了30周年校庆活动外，北京地区还在研究生院礼堂举行了庆祝会。邀请第一届党委书记郁文同志等建校初期的老领导，以及李昌同志，严济慈，华罗庚等科学家，参加大会并讲话。仪式开始前，由我指挥唱科大校歌。大家热情满怀，母校情，师生情，洋溢在整个校园。这样的庆祝大会在1998年又组织了一次。
1990年，科大北京校友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创办了一所科友专科学校，在石景山区教育局注册，招收高中生一个班，和会计班。经过两年学习，考试合格者发给石景山区成人教育高中毕业证书或会计证。总共招收了60名学生，在八宝山地震台院内租了房子，做为寄宿学生宿舍，聘请一名行政班主任。这项工作坚持了3年。另外，还和曹雅君，黄启玉等人办了一个信息班，晚上上课，直到我1999年出国。还参加了中科科技培训中心的短期培训工作，和张延令，王连淦等同志共事，到山东泰安市组织过乡镇企业干部的培训，招收了一批陕北地区的学员培训。和余众群，李全刚等同志筹建中国农民大学。农科院植物所的党委书记李朝三任校长，余众群任教务长，李全刚任总务长，我任教务处长。在玉泉路北何家坟租了一个院子做为校舍，专门培训农村乡镇干部，坚持了3年。现在，李全刚，余众群均已过世，思之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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