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魁

　　下放农村的家庭回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回来了，城市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人。吃穿住行还有工作的压力，让任何一个城市的领导们伤透了脑筋。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四处寻找工作机会，他们无所事事在街上闲逛，他们为一点小事打架斗殴发泄怨气。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每家允许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其余的兄弟姐妹们都要下乡；每年都有老职工退休，他们空出的名额都由自家留守的孩子们填补上，返城的大批知青找工作太难了。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一直是“五四”学制，即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高中。农村的教育比城市差了许多，有的农民孩子不上学，从小就在生产队给家里挣工分。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只要愿意读书，可以从村办小学开始到社办高中毕业，高中不再是为考大学打基础。社办高中很多老师只是初中毕业，马家最小的两个孩子不被允许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参加劳动了。回城后就业压力太大，最小的老六被送回学校去读高中，他比同年级的学生大了几岁。马家还有两个待业青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的生老病死一应事情都要依靠单位，没有单位的人由居委会酌情办理。

　　马副厂长回厂工作，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太多的人浮于事，却没有合适的位置留给愿意工作的人。知青回城正值国家财政陷入严重赤字，计划经济难以扩大生产，知青回城就是失业。临时政策出台，一个人的饭要两个人吃，各个单位把子女招进来顶替父母。知青在农村没有学会种田，回到城市也没有能力和技术，“接班”进来多是滥竽充数；提前退休的技术工人不得已再“高”工资返聘，工作人多造成需求旺盛，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学生退学顶替父母工作，甚至有痴呆孩子顶替父母进厂，子女顶替违背了择优录取的用工原则。每年有新的初高中生毕业，城市就业几乎一团乱麻。

　　由于观念的落后，社会各项服务严重缺失，饮食、维修、各种家政服务成为社会性难题。国家劳动总局提交的《关于在劳动工资的汇报提纲》中：“建议在大中城市组建劳动服务公司，统一管理社会劳动力，统一调节职工余缺。”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行为都要由上面下发政策指导，个体经营都被禁止。劳动服务公司归于集体经济，私人雇佣仍被认为是剥削行为。

　　第三印刷厂的厂区在秋风中显得格外沉寂，二百多名青年待业，被时代的浪潮卷到无处可去。他们是职工的子女，是返城的知青，是刚毕业的学生，是城市里最年轻的一群人，却也是最无处安放的一群人。组建劳动服务公司没有先例，这个任务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被交到了马副厂长手里。他不是自愿接下的，但也没有拒绝的余地。这不仅是厂里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回避的麻烦。每个单位都有一堆子女需要安排工作，劳动服务公司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地兴起，却又像是一群饥饿的工蜂，拼命吮吸不多的可以酿蜜的花粉。

　　马副厂长借用了厂职工食堂，召集待业青年开会。那天的食堂像是突然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会场，呼啦一下子来了上百人。人群挤满了每一张桌子、每一条过道，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焦虑和青春的躁动。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一脸稚气，眼神里透着对未来的茫然；最大的三十多岁满脸沧桑，是返城却没工作的老知青，像是从另一个时代走来的中年人。

　　人声嘈杂，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人在低声抱怨，有人在打听消息，有人只是沉默地坐着，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马副厂长进来的时候，整个食堂突然安静下来。他是唯一上年纪的人，也是唯一穿着旧式干部中山装的人。他的出现像是一个信号，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都怀着那么一点点希望。知青们事先都听说了点情况，也明白厂里一时没有工作机会。很多人还是来了，因为他们想知道厂里下一步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不是来抗议的，也不是来索取的，他们只是来听一个答案，哪怕是一个模糊的方向。马副厂长站在食堂前面，望着这三百多张年轻的脸。他的喉咙有些干，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摸底会，而是一次互相交流。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足够让后排的人也听见：“今天我们不是来分配工作的，我们是来一起想办法，看看我们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些活干。”

　　马副厂长站在前面目光扫过人群，等大家终于安静下来，便开口问道：“咱们大家都会点什么啊？”这话一出口食堂里顿时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前排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娃面面相觑，眼神里写满了茫然。他们大多是厂里职工的子女，刚从学校出来，连社会的门槛都还没摸到；听到这个问题低声嘀咕一句：“啥也不会，就会吃饭。”话音刚落引起哄堂大笑。

　　后排的老知青们却像是被点燃了话头，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有人站起来说自己会理发，曾在村里给全生产队社员和知青剃头；有人说会算账，在公社当过会计或出纳；有人说会照相，手里还有一架老海鸥相机；还有人说会修建房屋，泥瓦匠的活儿干了好几年，连木工也略懂一二。

　　这些技能不是学校教的，也不是单位培训的，而是他们在农村自学的本事。此时国家还没有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如果政策稍微松动，他们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甚至养活一家人。马副厂长听着点点头，心里泛起复杂的滋味，这些人不是没能力而是没机会。他们不是懒惰，而是被体制困住了手脚，他们的活力在政策之外，他们的技能在自己手上。他望着那一张张年轻又沧桑的脸，忽然觉得真有一种可能，一种在体制缝隙中生长的可能。他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开口说：“咱们厂里现在没法给每个人安排岗位，你们有手艺有本事，这就是咱们的底气。咱们可以试着干点啥，干点没人干过的事情，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养活自己。”

　　马副厂长不急不躁地接着说：“大家都很能干，相信大家也都愿意干，咱厂里有些资源也可以利用。咱们能不能推举几个代表，也可以毛遂自荐，我们一起定个大概章程，把大家的技能和咱厂里的资源结合起来；不敢说解决所有人的就业问题，咱们一步一步来，多一个人工作就少一个人待业。”他没有给大家许诺啥，只是要和大家一起找出一条可以摸索着走的路。

　　人群中开始有了回应，有人点头有人持怀疑态度，大多数人的表现是迷茫。马副厂长补充说：“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上面领导的支持，有咱厂工人们的帮助，我们集思广益，就能找出一条适合我们就业的路。”这句话听起来没啥实际可行，大家一看也没啥办法，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有几个下乡时当过干部的青年站了出来，毛遂自荐留下来，和马副厂长一起开小会。马副厂长把刚才讨论的要点写在纸上，几个人围坐一圈，开始策划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做起来。

　　有人提议先做个技能登记，把大家会什么、能干什么都记下来；有人建议利用厂里的闲置仓库，开个修理铺或照相馆；还有人说可以组织临时服务队，帮周边单位搬运、清洁、维修，哪怕是打扫院子，也是一份工作。马副厂长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一句：“这事儿得稳着来，不能让人说咱乱搞。”他知道万事开头难，不过这些人都是能干也想干的骨干分子，要对他们多给予鼓励。

　　空气里混着饭菜残味与旧饭桌的潮气，在食堂一张掉漆的饭桌四周，马副厂长和几位知青代表围坐一圈。昏黄的灯光里，他语气平稳却带着鼓动：“干事得有领导有骨干，你们都是有生活阅历的知青。咱们今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啥想法都说出来。我汇报给厂领导，想法解决各项难题。”知青小王第一个开口：“可以把咱厂临街的墙改成门市房，有了门市房咱才好挂牌营业。”他曾在农村搞过副业生产，懂得“门面”的重要性。马副厂长眼睛一亮连连点头：“你这个想法好，咱厂有施工队，知青也有会修房建屋的，盖几间简易门市房用不了多少钱，把厂里各角落的零散材料收集一下就够用了。”他说这话时，语气里透着一种久违的兴奋。不是因为这个建议多么宏大，而是这个建议实际可行，不依赖批文不依赖拨款，只依赖待业青年和一些基本建材。知青小张则建议道：“咱得有设备，把厂里不用的旧东西都收集起来，咱就有资产了。”他曾在农村修过农机具，知道工具和设备的重要性。马副厂长笑了，像是看到了希望：“还真是这样，咱厂淘汰的旧机器、旧手推车、旧倒骑驴，还有旧桌椅板凳都收集起来，咱的门市房就有办公桌椅和生产设备了。”他顿了顿补上一句：“这可不是占公家便宜，咱是利用资源解决就业，即是为厂里减负也是为国家分忧，厂里一定会支持我们。”

　　马副厂长心里有底，印刷厂是国营的，只要不影响本厂生产计划，厂领导没有不支持的道理。待业的人都是本厂职工子女，只要不影响生产，厂里的东西不拿到家里私用，什么新的旧的你的我的就混着用好了。能给子女有个安排，就解决了职工们的后顾之忧。

　　这一场讨论下来，大家发现能干的事还真不少。虽然一开始肯定不容易，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有事干，但只要有了活干出了名声，业务拓展开就能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人多负担重，人多力量大，大家齐心合力，从小做起从简单做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马副厂长听着大家的讨论，心里泛起一种久违的感动。以前都是工厂设备齐了再招人，现在劳动服务公司是先有人，再决定干啥。这是一次开发人力的尝试，是一次在计划经济之外寻找工作的努力。他望着这些年轻人，都下过乡受了锻炼，眼里没有稚气，有的脸上已刻上了风霜。他们不情愿地等着被安排，现在有了政策，他们愿意自己找一条出路。“有志者事竟成”，待业青年靠自己双手去挖掘希望。

　　大家一致决定，先修门市房，这是从“待业”到“创业”的第一步。门市房不仅是办公和人员的集散地方，还是一个可以挂上牌子让潜在服务对象看到和信任的标志。知青小王领着人去砸墙开洞，他对那群抡起十字镐和大铁锤的人嘱咐道：“别使蛮力乱砸，不能破坏墙体结构，这墙修好了就是咱的门面，拆下来的砖还要用来建房。公司初建啥也没有，都要咱们一分钱一分钱地挣出来，现在能节省一点是一点。”多亏是小王负责任，否则那群在父母家吃饱饭无事干的人，一顿蛮力恐怕整面大墙都被推到了。在农村呆过的人，从庄稼人那里学会了算计和俭省，做事前都会有个盘算。

　　门市房建好之后，各项服务也随之展开。理发店是最先被提议的项目之一，简单、实用、人人有需要。用了七个人各有分工，一人负责收钱，三人有技术的负责理发，三个女知青负责洗头。有人笑着说：“这可比咱在公社时候讲究多了，理完发还有人给洗头。”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顾客，待过业的人都希望早点能挣钱养活自己。承揽小件印刷品的队伍也迅速成型，有人负责出去找活，跑单位、跑学校、跑街道办；负责印刷的几个人，请厂里的老工人维修好厂里淘汰的旧设备，并手把手地交给自己印刷技术；负责运输的人们，不管揽来什么脏活重活，用手推车和倒骑驴在胡同里运送货物。每一份活都像是从石缝里抠出来的，人家信任你才能挣着钱，这是自己的事自然都好好干。非机动车辆检修更是五花八门，有补胎的、有电焊的、有修理轴承的、有拆洗零件的。有人稍微有点抱怨，马上有那下过乡的知青说：“这活儿脏？在农村比这脏的活多了去，还不就那么脏着干活脏着吃饭！只要有钱挣，咱就不嫌弃。”他们曾在农村修牛车修拖拉机，如今修的是城市的自行车三轮车和倒骑驴，都是城里最多的交通运输工具。各种服务项目管账和找活的多是女知青，本厂的旧手推车和倒骑驴都修好了，挑男知青里力气大的，推车、装卸、搬运全都负责了。尽量根据每人的特长和需要安排人，会说话头脑灵活的负责联系活，嘴笨力气大的负责搬运货物，心灵手巧的负责修理或者做技术工作。大家都开动脑筋收集信息，只要用心又舍得力气总有活可干。房屋修理服务则分得更细，修房顶的、修墙的、修门窗的、换玻璃的、抹灰刷油漆的，每一项都有人愿意干，成年后不再依赖父母，让年轻人充满干劲和自豪。

　　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之初，只是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和一群满怀希望的年轻人。随着事业逐渐展开，公司开始拓展业务，先是餐饮服务，后来又设立了托儿所和清洁队。那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建设感，像荒地上开出良田，播下去种子生长出能让人饱暖的作物一样。厂里二百多待业青年，最初只有几十人得以就业，他们穿着父母穿旧的工作服，骑着破自行车，在晨雾中奔向自己的岗位。随着服务项目的扩展，一百多位青年人陆续加入，好似一条条断裂的电线重新接引上了电流；有的在印刷中学会了技能，有的在清洁队里学会了认真和用心，还有的在找活过程中学会了讨价还价。也有一些知青另辟蹊径，凭借亲戚关系或个人能力，找到了厂外的工作；有的在政策松动后，干起了个体经营，摆摊卖早点、修鞋补衣，街头巷尾都有他们的身影；还有的抓住了培训进修的机会，学会了新的技能被招工。

　　本厂职工就用到劳动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年轻的职工们将孩子送到托儿所，早晨的阳光还没照满院子，孩子们已经在小操场上追逐打闹。有人家里要粉刷墙壁或者修理门窗，只需在厂门口登记一下，劳动服务公司的人便会带着工具箱上门，干净利落地干好。中午午休时理发店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职工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去，洗头、理发，顺便聊聊家常。后来理发店还添了烫发服务，女职工头发缠着卷筒，脸上挂着一种对美的憧憬，即使工作很忙，也努力打扮自己。

　　印刷厂所在的街道也因劳动服务公司的存在而让居民生活变得便利。谁家要搬运大件家具，只需打个电话，倒骑驴就能准时等在门口；早晨出门巷口就有早点摊，热腾腾的豆浆、油条、烧饼，香气在街头巷尾弥漫，让将要工作一天的劳作者吃饱，让学生不空腹上课。本厂的清洁工作也全包给了劳动服务公司，厕所、走廊、车间地面，总有人在默默打扫。有时厂里任务紧急，劳动服务公司的人调来帮忙，搬纸装订都行；这是一个灵活的后备队伍，什么都肯干都能干，随时补位毫无怨言。

　　劳动服务公司虽是大集体性质，却始终背靠国营厂这棵大树。出去揽活时，只要在介绍信上盖上那枚鲜红的国营厂印章，信誉便像铁板钉钉，谁也不敢轻视。那是一种计划经济赋予的信用，一种时代特有的信任。上面对待业青年的政策也格外宽厚，劳动服务公司免征三年工商所得税，仿佛给了这群年轻人一个喘息的窗口。各地劳动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竞争也随之激烈。揽活成了硬仗，拼的是人脉、胆识和耐力。马副厂长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扛起了奔波的重担。他熟悉京沈线沿路的许多有关单位，靠着过去的交情和厂里的名头，一站一站地跑。有时一趟下来，车马劳顿口干舌燥，花了钱费了力，却连一单活都没接到。返回的路上，想着一屋子等着干活的年轻人，他的心像被石头压着；没活干就没工资，大家只能在家里无聊地呆着，等米下锅的日子不好过啊！

　　劳动服务公司工资定得不高，公司经营成本也低，门市房不用交房租，水电费也由厂里兜底。大家就这样靠着国营厂的庇护，一边到处找活干，一边咬牙坚持。这是一场社会性的动员，有政策支持还有专项资金拨下来，把所有待业青年编织进体制的网中，组织就业训练、开展劳动服务。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第三印刷厂开始扩大生产，专门为招收知青组建了一个纸袋厂，大家称之为知青子弟厂，最终知青子弟厂与国营厂合并了。那一天，大家都笑得格外灿烂，国营厂的工人旱涝保收，逢年过节还有福利，退休有工资，生老病死国家都包了。那是一种稳定的生活，一种被制度接纳的归属感，谁不想有个摔不破的铁饭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