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魁

　　一九八四年夏末的莫干山林木葱茏云雾缭绕，在这座浙江的避暑胜地，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会议悄然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改革派精英汇聚一堂，他们多是体制内的学者、官员、研究者，怀揣着对中国未来的热望与焦虑。他们试图为沉重的计划经济体制注入一缕新风，“价格双轨制”作为一项过渡性的经济政策被提出。“价格双轨制”就是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并行，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由于物资稀缺和市场的不完善，市场价格远高于计划价格。它的设计初衷是温和地引入市场机制，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国家逐步从高度集中的物资分配体系过渡到更具弹性的市场调节机制。改革者希望通过逐步扩大市场价格的比例，缩小计划价格的覆盖面，以避免一次性放开价格所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与社会震荡。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裂隙。在物资极度匮乏、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年代，这一制度设计无意间为投机者打开了通道。他们将低价获取的计划物资转手高价售出，从中攫取巨额利润。这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普通百姓望着飞涨的市场价格与遥不可及的计划指标，感到愈发无力；而一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则在制度缝隙中迅速积累财富。

　　在价格双轨制引发的市场混乱与社会不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一九八八年的物价改革已势在必行。计划与市场的双轨运行本是过渡之策，却在现实中演变为利益的输送与秩序的混乱。物资倒卖、价格飙升、民怨沸腾，价格改革已无法再拖延。中央高层连续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会上不乏争论与焦虑，但最终形成了“长痛不如短痛”的共识。这是对改革阵痛的预判，继续维持扭曲的价格体系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社会不公，唯有一次性理顺物价，才能为建立市场机制扫清障碍。

　　这场物价改革的决心，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它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一次深水区的奋力一跃。决策者下定决心放开价格管控，这意味着通胀风险、意味着社会震荡、意味着体制内外的巨大压力。消费方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居民开始囤积物资，商家借机哄抬价格。

　　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一道惊雷。在价格双轨制已然失控、市场秩序频频动荡的背景下，中央决策层试图以一次性放开价格的方式，打破旧体制的束缚，推动市场机制的全面建立。这是一场政策突围，也是一场对社会承受力的极限考验。政策一经出台，便如同一块石头扔进安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涟漪；全国市场瞬间震荡，民众心理随之剧烈波动；街头巷尾居民不满，传言如风恐慌如潮。人们不再相信稳定，未来太多未知，更多的人去银行取钱开始疯狂抢购。城市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龙，乡村的小卖部也被一扫而空，米面油盐酱醋茶糖，凡是能囤的都被视为“硬通货”。人们推着小车去抢购，家庭住宅成为日用品和副食品的临时仓库。

　　这一年的经济失控，被许多学者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宏观紊乱。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物价指数飙升，社会信任体系遭到重创。人们在抢购中寻找安全感，在囤积中安抚焦虑，却也在混乱中迷失方向。后来在一九九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梁左和姜昆共同创作、由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对口相声《着急》，用一种引人发笑却又令人深思的荒诞，说明那一年人们抢购并囤积的心态和行为。相声表演虽然夸张，背景却是现实的，反映了当年的抢购现象：

甲：“告诉你们，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你说急人不急人哪？乙：老太太就爱传这个。甲：哎哟！急得我，第二天早晨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那个平板车、三轮车、小推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呀。乙：你拉什么呀？甲：油盐酱醋啊。乙：拉一趟不就完了吗？甲：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知那醋我打了多少啊？乙：多少？甲：一洗澡盆。乙：哎！甲：那酱油。乙：多少？甲：两水缸。乙：哎哟！甲：豆油。乙：多少？甲：十五桶。乙：好嘛。甲：味精。乙：多少？甲：两抽屉。乙：嗬。甲：五香面儿。乙：多少？甲：一大衣柜。乙：嗬！甲：黄酱，乙：多少？甲：一被窝。乙：哎？你怎么都弄到那里去啦？甲：酱坛子打了，全折床上啦。你说多恶心哪？乙：你听着这份儿乱。你要开油盐店哪？甲：油盐店没开，小卖部让我给买光啦。乙：他给包圆儿啦。

还是那家啤酒厂，“价格闯关”前640毫升的瓶装啤酒要0.41元，价格放开后一年之内涨到0.84元，上涨超过100%。最普通的日用品火柴，早前由于一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火柴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外加电子炉具引进厨房，火柴使用率减少，大抢购救活了火柴厂。

　　上海火柴厂二月份时仓库积压着六千万盒火柴，三月份又生产了三千万盒火柴，可是三月底三天时间就销售出四千万盒，四月份更是火爆，连库存积压的和三月四月生产的，近一亿盒火柴全部售罄。更有报道，南京鼓楼区一户居民一下子买了四百盒火柴存放在家，家中有小孩玩火而酿成火灾。各种副食品的价格上涨更证实了早前人们的传言，大城市肉食品、鸡蛋、粮食、蔬菜价格都失去控制，人们疯狂地去银行取款，去市场抢购所有商品。人们丧失了理智，拿了钱去商场见东西就抢购，连滞销的产品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象就行、电风扇可转就买、电冰箱能制冷就要。市场供应最好的上海，抢购也如潮水一般冲刷市场，市政府为了稳定市场供应，不得不重新实行凭票凭证购买民生必需品。统计数据显示，一九八八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一九八七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七月份已达到19.3%，市场已全面失控。（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462608939）

　　那几年，人们对物价上涨的焦虑、对传言的轻信、抢购的冲动，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现象。种种市场混乱，社会不稳人心浮动，政府面临一场巨大挑战。

　　个体经营放开之后，中国大地一股创业的高潮来临，街头巷尾摊贩林立，乡镇之间小厂遍地。只要能生产，似乎就能赚钱，只要敢冒险，似乎就能发家。物价上涨带来的利润空间，让无数人嗅到了机会的气息，那是一种久违的活力，也是一种少见的躁动。

　　公有企业也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项制度改革初衷，旨在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激发企业内部的积极性。承包制一出台，许多企业焕发新生，产量上升效率提高，职工们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参与感与成就感。企业有了发奖金的自主权，车间里弥漫着加班的热情，会议室里充满着生产指标的讨论。制度的裂缝也显现出来，自主权下的奖金分配，领导拿大头工人得小头。公有制企业逐渐被掏空家底，一些企业在短期繁荣之后，陷入了资源透支与管理混乱的泥淖。

　　改革就必须要公有制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对许多原本依赖国家输血的单位造成经营困境。更令人忧心的是，一些公有制企业在承包的名义下，逐渐走向私有化的边缘，公有私有界限不清。原本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资产，在制度模糊与监管缺失中，被悄然转移给私人。一些公有制企业领导在外另起炉灶，办起自己的小厂，然后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将本厂的客户、原材料、技术乃至订单输送给自己的私企。本厂的产品卖不出去、本厂客户被截走、本厂的工人领不到工资，工人们在公有制的工厂无望地徘徊和发呆。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的盈亏由国家兜底，生产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展开。那时的公有制企业不灵活却稳定，不高效却有保障。改革之后，公有制企业被推入市场的洪流中，既要竞争又要生存。一些公有制企业在风浪中再也经营不下去，一些公有制企业在灰色地带中变成私人所有，一些公有制企业则在制度的夹缝中艰难维系着生存。

　　一九九三年，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出台，这是企业制度建设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是法律文本的诞生，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一步。“公司”这一现代经济组织形式，终于在中国获得了法律上的身份与制度上的保障。

　　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开始确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不再只是行政附属物或政策工具，而是具有法人地位、权责明确、结构清晰的市场主体。《公司法》为公司的设立、组织形式、经营行为、股东权利、法人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系统规范，也为公司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筑起了法律防线。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多处于制度模糊地带，既有计划经济的行为，又有市场化的表现。企业的产权不清、责任不明、权力结构混乱，导致大量资源浪费与权力寻租。早期《公司法》试图以法律的方式厘清这些混沌，为企业行为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框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公司法》也不断修改、补充、完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从股东权利的保护到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从资本制度的调整到信息披露的强化，每一次修法，都是对市场机制的进一步确认，也是对法治经济的持续推进。这部法律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普通人的经济观念。公司不再只是“单位”，而是一个需要依法经营、自负盈亏、承担责任的市场主体。企业家不再只是“厂长”或“经理”，而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代表，肩负着管理结构与社会责任的双重使命。《公司法》是企业制度现代化的缩影，它影响了无数企业的兴衰起伏，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脉动。

　　沈阳这座北方的老工业城市，曾是国家工业化的心脏。它的脉搏跳动在轰鸣的车床之间，在高炉的烈焰之中，在铁西区那一根根直刺苍穹的大烟囱里。铁西区不只是一个地理和行政概念，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中国工业文明最具象的代表。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铁西区是国家重工业的堡垒，聚集着数百家国营企业，涵盖机械、冶金、化工、制造等多个领域。几十万产业工人日复一日地在车间里挥汗如雨，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真实写照。每一个清晨，汽笛声划破天际，工人们骑着自行车涌入厂区；每一个傍晚，黑烟在夕阳中翻滚，夜班工人在操作机器。

　　铁西的大烟囱，是那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风景，它们像森林一样密集。站在铁西的大街上仰望蓝天，烟与云交织在一起，你分不清天上飘过的黑或白来自哪里。有大风的日子，烟云掠过上空，高耸的大烟囱在风中摆动，你站在底下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沈阳人以铁西区对国家的重要性而自豪，工人们为自己是铁西区产业工人的一员而骄傲，铁西区工人新村的孩子们都更早地体会到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关爱与重视。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他们穿着厂里发的制服，吃着食堂里的饭菜，工会组织各种文艺活动。工人真实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和计划经济制度下给予的尊严。

　　铁西工人新村的兴建始于一九五二年，那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期，是国家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写入现实的年代。在沈阳这座重工业基地的心脏地带，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关怀，为工人们筑起了一座理想之城，那不仅是砖瓦楼房，那是制度的给予工人的温暖与尊严。

　　工人新村的建筑布局井然有序，不仅有住宅楼，各种配套服务设施齐全，体现了国家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全面照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主人翁”身份的庄重承诺。

　　铁西区工人新村被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工人村”，一九五三年，工人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又设立了“街道办事处”，标志着工人新村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这里的居民不只是住户，更是参与者、建设者、管理者。他们在工厂里挥汗如雨，在社区里组织文艺活动、参与民主管理，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人”的理想。

　　铁西工人村也成为沈阳市接待外国友人的窗口。那些来自苏联、东欧、亚洲、非洲的国际友人，被安排参观这座工人新村，看到整洁的街道、欢快的儿童、忙碌的工人、热情的居民。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图景。工人村不仅是生活空间，更是国家形象的展示，是一种计划经济制度下自信的物化表达。

　　那真是工人阶级在沈阳铁西区当家做主人的光辉日子。孩子们在工人新村的院子里奔跑，父母在厂区里劳动，邻里之间互谅互让。每逢节假日家家饭菜飘香，街道上红旗飘扬，广播里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人们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希望。

　　（注：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新中国建国后对现代化的说法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铁西区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最先实现了“电灯、和楼上、楼下”。经过市场化的房地产改革，铁西区老“工人村”的样子并没有完全消失，可以在“工人村”生活馆中看到它的实物和照片，七栋当年的苏式三层红砖建筑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令人怀念，那时工资不高生活勉强温饱，但工人有稳定的工作、有免费的医疗、有子女的教育保障、有节日的慰问品、有组织的文体活动。他们在制度的怀抱中过着有尊严有归属感的生活。他们是工厂的主人，是技术革新的推动者，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力量。他们拥有“铁饭碗”，享受“大锅饭”，在单位里有话语权，在社会上有政治身份。他们的劳动不仅是生产，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劳动中体现工人阶级的荣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的浪潮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变迁难以适应。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工人阶级的身份标签逐渐褪色；工人不再是工厂的主人，而成为企业的雇员；单位不再是“家”，而是合同关系的场所。他们的工作变得不再稳定，随时可能被裁员，工资可能被拖欠。他们曾在车间里挥汗如雨，如今却在劳务市场上等待招工；他们曾在工人新村里享受集体的温暖，如今却在竞争中为生计奔波。

　　那家地方国营啤酒厂，计划经济时工人可以在厂里喝得酩酊大醉，工厂管理层却不能对那个工人有任何处罚；工人以厂为家，喝自己家几杯啤酒是很随意的事儿，没谁觉得有什么问题，顶多嘲笑那个工人太贪杯。在那个年代，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力。他们不是被雇佣的劳动力，而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铁饭碗”的持有者，是“大锅饭”的共享者。

　　侵华的日本人一九三五年在沈阳建设“麦酒株式会社”时，啤酒就成为市场供应的饮料，工人上班时不可以喝厂里的酒。在日本人建的啤酒厂里，工人就是雇来干活被剥削的，工厂主人是日本老板。工人喝啤酒要去市场买，工人上班时间不能喝酒，自己买的也不行。

　　解放了工人当家做主了，喝杯啤酒算什么，文革时啤酒厂领导们啥也不是了，弯腰低头被批斗全靠边站了。计划经济时代是多么好的日子，大锅里酒花翻腾酒花飘香，工人都端着摔不破的铁饭碗，大口喝那冒着气泡解渴又饱腹的金色液体。大锅饭的日子终究过不下去了，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铁饭碗被打破，工人竞争上岗，工作时间喝酒违规。啤酒厂不再是嗜酒者的乐园，酒花依旧翻腾，气泡依旧冒起，那都是利润在资本市场的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