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魁

　　三道湾胡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工人家庭，胡同里清晨的动静总是格外早。天还没亮透，院子里就响起了自行车推出来的咔哒声，锅碗瓢盆的碰响声，孩子的哭声和母亲的安抚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工业城市清晨的交响曲。男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女人们则把孩子交给邻居或老人照看，匆匆赶往各自的工厂。骑自行车是最常见的出行方式，车铃声在胡同口此起彼伏，为一天的劳作拉开序幕。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些国营大厂的“铁饭碗”。国营五三工厂离三道湾胡同最近，骑车十几分钟就能到，有人家双职工在那儿上班，厂区里甚至有自己的幼儿园和职工医院。大东区的黎明机械厂虽然远些，但因为是沈阳装备制造的骨干单位，在工人心中地位极高。铁西区的重工业基地更是沈阳的骄傲，那里有沈阳机床厂、变压器厂、电缆厂，三道湾胡同有人每天横穿半个城市去上班。更有很多人在其它地方国营或集体工厂上班，第三印刷厂在皇姑区，三道湾胡同有好几家第三印刷厂的职工。

　　清晨的大街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如潮水一样从一个交通路口分流向不同的方向，也有东西南北各方向来的人们汇入一个主要大街。公交车也满载着工人，车厢里早上总是人挤人，不时地听到售票员查票的声音。沈阳工业基础雄厚，尤其在重工业和装备制造领域，国营企业如同城市的骨架，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产业工人不仅是生产线上的操作者，更是城市生活的缔造者。他们的收入、福利、住房、子女教育，甚至婚姻选择，都与工厂紧密相连。国营企业的职工身份是一种荣耀。年轻人谈恋爱时，若男方在国营大厂上班，往往会被女方家长高看一眼。工资稳定奖金丰厚单位还能分房，结婚、生子、看病、养老，几乎都由单位兜底。三道湾胡同里听到谁家孩子找了个国营厂的工作，邻里间便会投去羡慕的目光。单位分房是实打实的福利，很多家庭从胡同搬进了职工宿舍楼，生活也随之发生大改变。

　　进入九十年代，三道湾胡同的工人家庭开始弥漫一种说不清的焦虑。曾经引以为傲的国营大厂逐渐显露出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的弊端，仓库里堆满了滞销的产品，厂区的喇叭不再播放生产进度的比赛，而是时不时地播出停产整顿的通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多角债如同蜘蛛网般交织，债务链条跨行业、跨地域、跨形式，谁也说不清谁欠谁，谁也还不起谁的账。流动资金的枯竭像一场慢性病，蔓延在一个个工厂的财务科。开始拖欠工人们的工资，先是一个月、两个月，后来干脆不发。厂里也没钱报销职工看病的医药费，去医院不交钱医院不给治，职工看病靠自己的积蓄。原本温馨的晚饭时光变得阴郁，饭桌上的话题从“谁家分了房”变成“谁家下了岗”。有人开始摆摊卖货，有的在街口修鞋修车，更多的人则在劳务市场徘徊，等待一个可能工作的机会。

　　工人们的怨声载道是对生活不确定的担忧，“主人翁”的自豪感开始崩塌，国营企业不再是大锅饭，工作不再是铁饭碗。人们不再以进国营厂为荣，有工作的人开始琢磨“下海”做生意，哪怕是卖袜子、开小吃摊，也比在厂里干等强。在三道湾胡同那些工人家庭，“下岗”、“买断”、“自谋职业”这些词开始还让人心惊胆战，后来就听得耳朵长了茧子。

　　三道湾胡同的杨建国正是四十岁的年纪，正值一个男人肩挑家庭重担、心藏隐忧的阶段。他是知青大返城的一员，顶替母亲在地方国营服装厂上班，那是一个带着计划经济余温的单位，厂门口的红砖墙上还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他和厂里的女工宋小蕾恋爱结婚，婚礼是在厂礼堂办的，单位食堂帮忙做了几桌饭，工友们送来的是搪瓷脸盆和毛巾礼盒。他们赶上了计划生育成为国策的年代，只育有一个儿子，大名杨向前十五岁了，马上初中毕业了。儿子学习一般，考不上重点高中，只能去职校学门手艺，杨建国心里不是滋味，却也无力改变。

　　这几年服装厂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原本是靠着计划内订单维持运转。随着民营服装企业和外资品牌的涌入，市场像突然打开的闸门，潮水般涌入各种新潮服饰。五爱市场成了人们买衣服的首选，小贩们从广州倒腾来的货色花样翻新，价格还便宜。厂里那些老旧设备和厂领导一样，挣扎着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设计科的人还在画过时的款式，人们早就不穿了，商场也不愿意进货。仓库里堆满了滞销的衣服，这几年服装厂效益不好，大量民营服装企业和外资品牌进入市场，甚至有退休职工在家里自己缝制各种服装在市场上摆摊出售。厂长是上级委派来的，根本不懂服装生产，却在厂里任人唯亲，安排亲信做采购、做财务。他经常以“招待客户”为名，用公款在饭店大吃大喝，厂里却连工人的医药费都报不了。杨建国的腰病犯了，去医院拍片子，报销单被退回来，说是厂里没钱。他站在厂门口，看着那块“地方国营服装厂”的牌子，心里泛起一阵苦涩。国家已经不再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服装厂被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厂领导却没有丝毫危机意识。他们还在等上级的救助，还在等国家的政策，仿佛只要再坚持一阵子，就能回到从前。杨建国知道，从前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和宋小蕾晚上坐在炕头上，谈论的不是未来，而是下个月厂里会不会发工资。

　　宋小蕾以前在三道弯居委会办的街道小厂工作，街道小厂没有固定产品，居委会建厂的初衷就是帮助胡同里的困难家庭。后来街道小厂被合并到国营服装厂，宋小蕾也顺势成了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她到了懂事的年纪，开始收起那些年少时的坏毛病，不再顶撞人、不再迟到早退，她工作认真话语温和。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从街道小厂走进国营体制，是她命运的转折。宋小蕾长得好看，眉眼清秀穿衣有品味，总能把厂里最普通的工作服修改后穿出点样子来。厂领导注意到她，把她调到销售科做服装推销的工作。她第一次出去推销产品，穿着自己改过的衣服，手里拎着有服装厂样品的包，走在熙熙攘攘的市场里。这份工作对她来说，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她喜欢服装，喜欢与人打交道，也喜欢那种站在柜台前介绍产品时被人认可的感觉。她常说：“我不是在卖衣服，我是在帮别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样子。”这句话让她在客户中赢得了不少好评，也让她在厂里逐渐站稳了脚跟。她和杨建国的婚姻也是在服装厂里谈成的。杨建国沉稳踏实，宋小蕾活泼能干，两人性格互补，感情也算顺遂。他们的儿子出生后，宋小蕾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日子虽然紧巴，但她从不抱怨。她常在心里说：“我这辈子能有个正常的家，在国营厂有份稳定的工作，我也喜欢干销售，我知足了。” 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服装厂的困境也逐渐显现。宋小蕾眼看着厂里订单减少，仓库堆满滞销品，销售科的任务越来越难做。但她心里始终有一份执念，国营厂的工人，端的是铁饭碗。

　　有一天她去太原街商场推销本厂产品，回家时刚进三道湾胡同，看到本厂退休职工崔师傅用三轮车拉着一个大尼龙袋子。崔师傅家和早前的街道小厂都在文盛里五号，宋小蕾在街道小厂上班时崔师傅还没退休，两人那时没有交集，后来都在一个厂工作，才逐渐互相认识。宋小蕾就问崔师傅好，两人就站住聊一小会儿，互相交换些各自的情况。

　　崔师傅就是文盛里五号的崔大姨，因为崔大姨家是私房，这么多年也没有搬过家，已经是大院里唯一的老住户了。孩子们都已成家，分散在沈阳的各个小区，偶尔回来看看，更多时候是电话里嘱咐几句。崔大姨退休后，日子一下子空了下来。早上起来烧水做饭，吃过早饭就坐在炕上发呆，等到中午和晚上又是做饭吃饭发呆。她不是那种能闲得住的人，年轻时在服装厂干了几十年，裁剪、缝纫、熨烫样样精通，手艺在厂里是出了名的。现在国家不限制个体经济，她没事干就去各个小市场转悠，她尤其对服装衣物的摊贩有兴趣。有时看到那些摊贩卖的东西料子不好，活干的粗糙，就想到自己在服装厂几十年的手艺。崔大姨撇了撇嘴，有心唠叨小贩几句，想想还是忍住了。这要是在厂里，有工人活干不好，老工人都会上去帮忙。崔大姨就动了自己缝制衣物去市场卖的心思，以前和丈夫干过小买卖，现在她有手艺有时间，想干就行动。她即是为了挣钱，更是觉得做点事情心里踏实。

　　崔大姨去商场买了一台新缝纫机，她用三轮车拉着新缝纫机找到原来一个院住的马家。马家已经搬到北陵小区住宅楼，马大娘见到老邻居喜出望外，赶紧招呼进屋要烧水沏茶忙着做饭。崔大姨赶紧让马大娘停下，指着那台还没开封的新缝纫机，一五一十说了自己的来意。原来崔大姨文革前帮着马大娘买了服装厂处理的一台旧缝纫机，虽是旧的却比一般家用缝纫机好用，马大娘没少用那台缝纫机给家里大人孩子缝补胳勒拜儿、波棱盖儿、和屁股蛋儿那些破洞。现在生活好了，没人穿有补丁的衣服，那台旧缝纫机放在一边没用了。崔大姨不想占马大娘的便宜，买了一台新缝纫机来换以前工厂处理的那台老旧缝纫机。马大娘抱怨说：“你花那钱干啥，这台旧缝纫机用了这么多年，我早就回本了。现在没人穿补丁衣服，那台缝纫机就像废铁放着。要不是看着它想起以前那些日子想起你，我早就把它当废铁卖了，你需要拿去就是了。”崔大姨说：“我这可是占你的便宜，你那台老旧缝纫机功能好，劳动布厚棉布缝起来不费劲儿，我买的这台新缝纫机看着好，其实是个花架子，好看不好用。”两个人絮絮叨叨地就把缝纫机换了，崔大姨和马大娘说了会儿亲热话，也没吃饭留下那台新缝纫机给马大娘，拉着那台旧缝纫机回家了。崔大姨是有眼光的，沈阳冬季长保暖衣物需求大；大家现在都穿羽绒服和毛裤，她用那台旧缝纫机做市场上没有的棉手套卖；有时贱价买来一批没人要的牛仔衣裤，修改后再放回市场摆摊卖。崔大姨不嫌麻烦，有那挑剔的姑娘小伙儿抱怨牛仔衣裤哪有毛病，崔大姨就让人明天来，她一准按人要求把牛仔衣裤改合适。崔大姨有手艺有眼光更有耐心，更重要的是身体好，自己加工制作自己摆摊售卖；本钱小经营灵活，崔大姨赚了钱，她嘴严不和人说自己的生意经。

　　宋小蕾站在三道湾胡同口，暗下去的天光落在她脸上，让人看不清她的疲惫。她刚从太原街跑了一整天，脚底发酸，心里更是沉甸甸的。看到崔师傅推着三轮车从胡同出来，她上去问好，也是想找个同事倾诉心里的郁闷。她语气里藏着一丝无奈笑着问：“崔师傅，您这是又去市场啊？”崔师傅停下车，喘了口气笑着说：“是啊，缝了几件衣服，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这脸色不太好，咋了？”宋小蕾眼神望向灰蒙蒙的胡同尽头，叹了口气说：“工厂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们这些后进厂的，和你们那代人没法比。还是国营服装厂，明面上啥福利都没取消，可厂里已经没钱了。原材料进不来，奖金发不出，职工生病连医药费都报不了。”她说着眼圈微微泛红，“今天我跑了好几家商场，人家柜台都承包了，谁还愿意卖我们那些滞销的衣服？我是真替厂长发愁，下个月工资要是发不出来，大家咋活？”崔师傅笑了，安慰她说：“甭替领导们操心，那些人整天花天酒地，胡吃海喝。他们但凡把吃吃喝喝的劲儿用在生产和市场上，服装厂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地步。你还年轻，厂不行了，你就自己干，咋还不能养活自己？”宋小蕾低头沉默了一下后轻声说：“不能和你们老师傅比。我们进厂那会儿，正赶上改革开放，人们都向钱看。谁还愿意塌下心来学手艺？都想着国营厂是铁饭碗，大锅饭能吃到老。哪想到形势变化这么快，生产的服装没人要，厂子已经资不抵债了。”她说完这话，忽然意识到崔师傅还要赶着去市场，便收住了话头：“您忙吧，崔师傅，路上小心，天快黑了。”崔师傅点点头，推着三轮车慢慢走远，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宋小蕾站在原地，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既有对退休工人的羡慕，也有对自己命运的焦虑。她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停，明天还要去跑市场。

　　服装厂确实不行了，主要是领导不行了，厂领导早就和上面的人串通好了，要把服装厂破产拍卖。国营服装厂资不抵债，账面上是一堆烂账，拍卖时只象征性地挂了“一块钱”的价格，买主是上面某位领导的亲戚。拍卖过程让工人心里发凉，说是公开拍卖，可你没有后台，连拍卖的门道都摸不着。工人们还幻想着服装厂能卖个好价钱，结果连拍卖现场都进不去。就算你有本事竞拍到了，没有上面默许和黑社会保护，讨债的人能把你家砸了、家人打了。那个买主一块钱把服装厂拿下，立刻放出话给债主们，某月某日前债主可以到厂里拿资产抵债；积压的服装、老旧设备、运输工具都做了价，谁愿意要就拿走，债务一笔勾销。你要是不同意，那就慢慢等着吧，等着厂子再转手，等着债务人消失，最后让你连讨债的门都找不到。那些人都玩惯了这套把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服装厂还在的时候，产品积压在仓库，资金回流困难，已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几个主要厂领导不思进取，还以各种名目搞吃喝招待，不能开源也不想节流。上面把几百工人还有家属的福利交在他们手上，给他们很大的权利和优越的待遇，他们既不为国家出力也不为工人着想。工厂破产了，他们还要伙同上级捞最后一把，把公有财产吃干抹净。

　　没有像俄国那样把大国企私有化，就幸运地避免了公共资产的大量流失，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让几个寡头们垄断。服装厂是个地方国营小单位，坏了心眼的人们可以无所忌讳地侵吞公共财务，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会有更多的人虎视眈眈。

　　领导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工人阶级内部也开始了分化与认同差异，那些蛀虫们太贪婪了！有些领导是没有能力，有些领导是不负责任，有些领导是有计划地要把集体搞垮吃掉满足他们的私欲。

　　宋小蕾和工人们，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盛饭的大锅都没了，她们连人带碗都被丢到一边。她和杨建国说：“国营服装厂破产了，最吃亏的是咱们工人。”

　　国营服装厂就这样没了，没个告别仪式，大家的工龄被买断就完事了。服装厂没了那块地还在，位置特别好，紧邻商业中心。没几天开发商就带着图纸和设备来了，穿着皮鞋踩在工人们工作过的土地上，规划建几座楼建多高的楼。各种机器轰隆隆地开进工地，推土机、吊车、混凝土搅拌车，一辆接一辆，那些机器张开大口，把服装厂地表杂物吞得干干净净。一年后这里就变成了高档住宅小区，售楼处灯火通明，没人提起这里曾是几百名工人赖以生存的地方。

　　国营服装厂的破产拍卖、资产抵债、楼盘开发整个操作一气呵成，是早就计划好的。开发文件上那些大红印章清晰耀眼，一般人都不知道上哪儿找谁去盖上这么多章子。“一块钱”就把国营服装厂卖了，买和卖都光明正大，工人心里却都不服气。宋小蕾站在新建小区的围栏外，看着高高的住宅楼，心里堵得慌。她曾在这里工作，车间缝制过衣服，厂食堂办过婚礼，办公室做过销售。那过去的一切都被挖出扬散无处可寻，记忆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铁饭碗就这么丢了。

　　被买断了工龄后，每月没了进项，杨建国和宋小蕾一家人的日子难过了。杨建国当知青时扛粮入库伤了腰，毛病时好时坏。宋小蕾不能指望丈夫蹲劳务市场找体力活干，她怕他腰病犯了没钱去医院，买断工龄那点钱要给孩子存着，以后托谁为孩子找工作要花钱。早就听同事们说了，稍微好一点的工作岗位只招年轻人，要想得到那个岗位，还要托人把暗码标价的钱送给有关的人。她常常在夜里醒来，听着丈夫在床上翻身时发出的呻吟，心里像被针扎一样。再难受也得忍着，她在黑暗里默默地想：“孩子以后可不要像爸妈这样活着，要找个好点的工作，哪怕是花钱也愿意。”她要替孩子多吃点苦，只要孩子比爸妈强，可是孩子学习一般，花钱能替孩子买到一个什么工作呢？

她和丈夫都是过了四十岁的中年人，三十五岁就是招工不待见的年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