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魁

　　宋小蕾也曾动过心思，想学崔师傅那样，缝缝补补，做些手套拿去市场卖，或者替人改改衣裤，挣点辛苦钱。她甚至在家里翻出结婚时买的缝纫机，擦了擦灰试着踩了几脚。可等她真去市场转了一圈，那点念头就像被风吹散的烟没了踪影。下岗的人太多了，摊位挨着摊位干啥的都有，缝衣服改裤子的、修鞋补包的、卖袜子卖纽扣的，个个都嚎着嗓子抢顾客，仿佛谁声音大谁就能多活一天。宋小蕾站在市场口，望着那一片嘈杂，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喘不过气来。

　　有天傍晚她去另一个市场转了一圈，也没抱啥希望就是闲转。等她回家时街灯已经亮了，光线在地上拉出一条时长时短的影子。她走过一条紧邻娱乐场所的大街，那地方白天冷清，晚上却热闹得像另一个世界。几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人坐在人行道靠墙一边的马扎上，半明半暗的灯光照着她们的脸，有的涂着淡妆，有的穿着有点露的衣裳，像是不经意的打扮，又像是刻意着装。

　　宋小蕾有些好奇，脚步慢了下来，不确定她们在等什么活，还是要干点啥？她走近了些，女人们却像没看见她一样，眼神空空地望着前方。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过来，有女人立刻叫着“老板、大哥”，声音里带着一种熟练的柔媚。宋小蕾看见其中一个女人伸出右腿，那男人摇了摇头，女人又伸出左腿，男人似乎点了头。女人站起来，拉着他拐进旁边一个暗胡同，身影很快就消失了。

　　宋小蕾站在原地，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她突然明白了她们在干什么，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反复伸出左右腿。她退后几步，站在不远的一个灯影下，继续偷偷观察。又一个男人走来，一个女人说着话伸出右腿，露出的鞋底上写着“40”。男人似乎同意了，两人一起走进那条暗胡同。宋小蕾一下子明白了，鞋底上写着价钱，右脚鞋底写着要价，左脚鞋底是还价。如果男人嫌贵，女人还想做成一笔生意，就出左脚鞋底的低价码。性交易就像市场上挑菜砍价，她们的身体标着价码。

　　她站在树下，一点风也没有，却闻得到娱乐场所飘出各种说不清的味道。她忽然觉得冷，不是天气的冷，是一种从骨子里冒出来的寒意。她想靠手艺谋生，靠勤劳换饭吃，可现实像一堵墙；让她更想不到的，有人在鞋底标上价码，用身体赚取生活的费用。

　　宋小蕾看到那些卖身的中年妇女，都是女人看得她心痛还有同情，有家就有了责任多么落魄都要活着。她还在努力找机会，哪天她家生活陷入绝境，她会不会也去站街？她不敢想这个问题，她低头在夜色里近乎小跑一样走路，要快快回到温暖与期盼的家。

　　姑娘时的宋小蕾，曾被胡同人私下叫作“马子”。那是个带着污名的词，是一块冷酷的牌子，被人悄悄贴在她背后。她不过是和胡同里几个名声不好的男孩一起玩闹过，在街上打过架在胡同口一起说过话，有时听他们讲些不着边际的荒唐故事。她那么年轻，眼睛里还一派天真，心里还没来得及长出防备，哪里懂得什么是“坏”？她只是觉得和那些男孩们在一起比在学校里有趣。她的笑声太响，她的裤子腿太短，她穿过别人送她的尼龙袜子。她那么年轻什么也不懂，能干啥不好的事呢？即使和某个坏男孩在一起，也不过是打情骂俏，哪里就会做那种出格的事儿呢！她和他们都不懂得避孕，那时也没有避孕的工具和宣传，没人敢做那种事。真要不小心未婚怀上一个小生命，那是比杀人还要厉害的罪过。一个女孩未婚先孕就没法活了，那是太羞耻的事情，打胎要单位介绍信要丈夫陪着。正正经经谈恋爱的人都不敢牵手，更不敢让人看见亲吻；那时人们不敢谈“性”，男女“流氓”都要被挂牌子批斗或游街。很多时候男女有了“奸情”被发现，女方往往是反咬男方“强奸”而洗脱自己，男的则被判徒刑甚或被判死刑。这种严厉的惩罚让“性”成为禁忌，人人喊打让未婚青年男女不敢尝试禁果。

　　杨建国和宋小蕾结婚前，他心里是有些打鼓的，胡同里流传过宋小蕾的风言风语，他听过半信半疑。传言过于夸大，那些话却未必全是空穴来风，宋小蕾当姑娘时有点浪。他也知道，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只要笑得稍微放肆一点、和男孩走得近一点，就能被贴上“马子”的标签。杨建国不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家境一般长相平平，但他老实厚道。他知道自己配不上宋小蕾，她长得好看说话利落，会穿衣爱打扮工作勤恳。他不敢奢望她是干净的，只希望婚后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

　　结婚那天，他心里有一份准备，也藏着一份不安。谈恋爱时不好问她过去的事，确定结婚前他往好里想她，就更不愿意从别人那儿去了解什么。他只是告诉自己，宋小蕾愿意跟他过日子，别的都不重要了。初夜过后，杨建国一颗心安定下来，宋小蕾对得起他。宋小蕾是那样慌张，她温柔羞涩没有丝毫敷衍，和他紧紧地搂抱着说话。他忽然觉得，那些流言蜚语不过是胡同人们的嫉妒。

　　宋小蕾不知道杨建国心里的那些弯弯绕，她没做亏心事，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遮掩。杨建国虽然不够聪明能力有限，但他忠厚踏实可靠，是那种可以一起过日子的男人。她满心欢喜地嫁给他，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把自己全部身心交付的人。杨建国是她的男人，她要一心一意和杨建国好好过日子，一起生儿育女，和他白头到老。宋小蕾收起了做姑娘时的任性，学着做饭洗衣省吃俭用，和杨建国一起过柴米油盐的日子。杨建国也学会了体贴和忍让，把她的大气和热情当作福气。

　　看到那些女人出卖自己的身体，宋小蕾惊讶之余并没有瞧不起的意思，宋小蕾有过一段和男孩鬼混的过去，对男女之事看得比一般人透彻得多。她少时和那些男孩打闹与亲昵，不过是青春的迷茫。她没有做过出格的事，却学会了不用道德的尺子去丈量别人。那些女人出卖身体是无奈，谁不愿意体面地赚钱呢，谁让她们赶上这波下岗的大潮呢。她和杨建国结婚后，两人都有工作，日子一开始还算平稳。可下岗的通知像一把刀，割裂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夫妻双双失业，家里没有一分钱进账，儿子还在上学。多少个夜晚，他们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墙上的钟滴答响而睡不着。

　　只要能挣着钱、能养家、能供孩子读书，有家又下了岗的人什么活都愿意干。宋小蕾早已把端“铁饭碗”时的尊严放下，那个曾经在服装厂里穿着白围裙拿着剪刀的女工，如今在市场里穿着旧衣服，满脸汗水地奔走。她托熟人找工作，她去市场找机会，下岗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所措。好点的就业机会要有关系要送人情，宋小蕾和杨建国既没钱也不认识哪个有能力的人。

　　宋小蕾怕杨建国腰伤复发，自己出去找门路让他管家，每天做饭和照顾儿子上学。杨建国知道妻子的好意，出门打拼他真不如宋小蕾，家里存款有限可不敢上医院。他心甘情愿在家，早起他做好饭送妻子出门和孩子上学，然后他去市场买菜。以前两个人都工作时，平时谁下班早谁买菜回家，周末则是夫妻俩一起去菜市场。有确定的收入，就没觉出副食品和蔬菜有多贵，和摊贩讲价只是一种习惯。现在全靠那点存款过日子，花一点就少一点，每次从银行取钱都让他心里不安。拿着钱去市场买菜，肉太肥瓜太老豆角茄子不新鲜，想买啥都看着不顺眼，从心里觉得东西贵。他明白不是摊贩的错，是自己的钱包太瘪。他在菜市场犹豫半天，最后只买了点青菜和一块豆腐；回家时路过熟肉摊，闻着卤肉的香味，心里一阵发酸。儿子想吃红烧肉，饭桌上他只好说：“忘买肉了，豆腐更有营养还好吃。”

　　菜市场也有熟人，一开始不好意思，后来就什么都顾不得了；说好市场关门前那些卖剩下不好看的肉给他留着，低价买回家洗干净放锅里，各种佐料小心按比例配好下锅。饭桌上有一碗卤煮或红烧肉，钱多花了那么一点，日常的生活多了些滋味。

　　杨建国现在去市场买菜都是傍晚去，卖菜的小贩回家前急于把剩下的菜贱卖以减少损失，他甚至从垃圾堆里捡过被扔掉的蔬菜。在服装厂工作时都不可能想到的行为，现在杨建国几乎经常在做，不能开源就要节流，他要是当厂长，服装厂至少不会被吃垮。

　　宋小蕾每每看着丈夫微驼的背影，心里满是心疼，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守住这个家。那些在街头卖身的女人，和她和她的丈夫一样，是在用身体换取生存的可能。她现在不会去干，她不敢说以后如何，她能理解那些女人的窘困。无论怎样都要活着是一种信念，是下岗工人咬着牙活下去的倔强。为了儿子，为了和丈夫一起看守的家，她也敢坐在那盏路灯下，向路人亮出鞋底上的价码！

　　宋小蕾进屋前，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她用手抚了抚头发，揉了一下脸，把身体的疲惫和心里的沮丧都藏进心里。她不想把那些沉重带回家，不想让丈夫和儿子看出她的忧伤。这个小而贫的家，是这三口人最可信赖的安身之地，是她在风雨中唯一的避风港。

　　杨建国在家里把饭做好，等着宋小蕾回来。厨房里还有做饭的余热，窗户上蒙了一层雾，他用手抹了一下玻璃，望向外面灰蒙蒙的天。刚撤火的小米粥锅发出点“噗噗”声，仿佛是他和宋小蕾为生活奋力的喘息。看到妻子进屋，他把饭菜端上那张有点残破的折叠桌，桌角的塑料皮已经翘起，靠一块胶布粘着。儿子早已坐在桌旁，眼睛盯着菜，肚子咕咕叫，却在等妈妈回来。

　　她进屋笑着和儿子打招呼，像是刚去邻居家串门而不是从暗夜中疲惫归来。她洗过手，坐在儿子给她摆好的塑料凳上，端起丈夫给她盛的粥。饭菜很简单，煮的小米粥馏过的白面馒头，菜是一荤两素。荤菜是有点肥的红烧肉，素菜是酱烧茄子和炒土豆丝。红烧肉裹满了酱色，酱烧茄子油亮亮的，炒土豆丝冒着热气。儿子正在长身体，宋小蕾和杨建国商量了，哪怕家里没收入，晚饭也要有一道肉菜。市场上挑便宜的边角料肥多瘦少，她先挑出两块看着不那么肥的红烧肉放进儿子的碗里。儿子吃得真香，嘴角沾了点酱汁，和父母一起吃晚饭是他一天最能感到的幸福。

　　宋小蕾看着儿子吃饭的样子，心里泛起一股柔软的爱意。她拿起筷子，和丈夫一起大口喝粥、大口咬馒头、大筷子夹菜吃起来。他们吃得不讲究，饭桌上没有多余的话语，只有咀嚼声和偶尔说一句什么。这一刻，她觉得生活虽苦但也有甜，日子虽穷还有希望。她明天还要继续找工作，今晚她守着这一桌热饭，有这一家三口的温情，所有的疲惫和沮丧都被她暂时搁在门外。

　　杨建国边吃边想起从前看过的电影《列宁在1918》。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吻别妻子时轻声安慰她，“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句台词像一盏灯，多少人大声地说或心里念叨过。（瓦西里一边说着，一边把妻子塞进他手里的家里最后一片面包悄悄放回盘子，留给在饥饿中挣扎的妻儿。）杨建国望着眼前的饭桌，妻子和儿子吃得香甜，红烧肉的香气在屋里弥漫。他突然觉得眼睛湿热了，像是那句老电影的台词在此刻穿越而来，撞进了他的心。他不想让宋小蕾看出来，便站起来走进厨房，假装去拿点什么，用围裙擦干了眼角。他端出一碟咸菜放在桌上，然后坐下继续吃饭。

　　宋小蕾正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探询，又像是早已明白。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她刚喝完粥的空碗里。那动作不言不语，却像是一种默默的感谢，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疼惜。

　　宋小蕾看着丈夫笑了，知道他刚才去厨房不是为了那碟咸菜。她咬了一小口那块红烧肉，趁儿子低头喝粥的空儿，把咬剩下的大块肉送到丈夫嘴边。杨建国愣了一下，张开嘴一口吃了，眼里又泛起一层雾。那碗红烧肉是昨天炖的，今天和馒头一起蒸过。肥肉多瘦肉少，父母不用商量好，都用“太肥了”做借口，把肉留给儿子吃。大人少吃点没啥，儿子正在长身体，不能缺营养；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助，就是吃再多的苦，只要孩子吃得香长得壮，他们的日子就还有希望。

　　他们的日子像罩着一口铸铁锅，他和她用力顶起这份沉重和灰暗，宋小蕾不再挑活儿，谁家要人清理房屋或做家务她去，谁家要人照顾老人或者孩子她也去，小时工也能挣一份养家的口粮。她的手上起了厚茧，脚底磨出了水泡，晚上回家时，杨建国早已给她预备好热水。

　　杨建国也不再讲究，原先在车间里他干活讲规矩不偷懒又积极，前一阵他在夜市摆摊卖袜子，现在给一家私人工厂守夜看大门。不管干什么，他认定“只要不偷不抢，干啥活都挣钱。”他俩的孩子还在读书，不抱希望考上大学，只要儿子身体健康就好。

　　有时候宋小蕾批发点蔬菜在市场里卖，她看着旁边摊位上那些吆喝得响亮、菜品堆得高的摊主，心里不是没有羡慕。那些人背后也有故事，有人是亲戚帮忙，有人是借钱撑着，有人是咬牙硬扛。她不敢奢望太多，只盼着明天能多卖一点，再多攒几块钱。

　　她在街上游动卖菜，一块旧塑料布铺在手推车上，一些青菜、一堆土豆或茄子。开始她不太会吆喝，声音小嗓门低，更多时候是看着人流从眼前走过。偶尔有人停下脚步，她赶紧迎上去陪着笑说：“刚下来的，你看多水灵新鲜。”顾客更看重的是价格，是摊贩的气势和售卖的技巧。市场里有些摊主是老江湖，嘴皮子利索手脚麻利，一边称菜一边还能和顾客拉家常。宋小蕾听着他们说：“今天白菜便宜，买两斤送一根葱。”她边听边学，再去批发菜时，顺便多买点小葱或者尖辣椒。她的蔬菜是凌晨去批发市场挑的，买那便宜的却也不能太差，批发来的菜都要卖出去，才能换来米面油盐。

　　有时候她站了一整天，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手推车上有卖剩下的菜就省下了自己家的买菜钱。她推车走在路上，看着街灯一盏盏亮起，一天又过去了。她想起家，杨建国可能已经做好饭，儿子在写作业。她走进门笑着说：“今天卖得还行，留点菜家里吃。”她不愿让家人担心，她不敢奢望太多，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也没有本钱去租个好摊位、去进一批好货。她只盼着明天会好一点，少剩一点菜，多卖几块钱。她想给儿子买双名牌旅游鞋，想让家里饭桌常有荤菜，想让杨建国少操点心。她的愿望不大，但每一个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她和丈夫一起饭后翻看那个记账本，数字记下她的辛苦，她和他仔细地算账。这个月水电费多少，孩子的花费多少，还能攒下多少钱？不止她们一家这样过，胡同里很多人都这样活着，不怨天不怨人，偶尔会在心里问自己：“什么时候能轻松一点？”

　　有了空闲，她常常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看着墙上贴着她和丈夫在服装厂得到的奖状，眼眶湿湿的。她不再是那个体面讲究穿着的女工，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下岗却还在努力的普通人。她每天早起去批发市场，天明再推着车去沿街叫卖。

　　有同事去了南方，据说那边好找工作，工资也比北方高得多。杨建国想去试一试，宋小蕾阻止了他，人生地不熟的，太让人不放心了。两个人都没出过远门，对从没去过的南方有一种天然的陌生；传言关于南方的种种乱象更让他们心生恐惧，在家时时好出门处处难。

　　居委会把夫妻俩都下岗的居民家庭列为困难户，每个季度都会送来粮油和现钱补助，这真是雪中送炭，杨建国和宋小蕾真心地说着感激的话。过年节时，居委会送来更多的补助，政府并没有忽略下岗工人的困境；生活太困难只要开口求助，总有人会伸手相援，改革开放让社会稍有富足。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困境要一点点突破，下岗的人要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

　　每天晚上，饭桌上方的吊灯不太亮，三口人围着一张旧桌子，吃着简单的饭菜，守护着一份不肯放弃的希望。外面有不测风雨，家里有各种烦恼，生活难挣钱难；但在这间屋里，他们彼此靠近，温暖着彼此。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夫妻一起努力、只要男人和女人有爱，儿子为妈妈搬凳子守候母亲归来，就什么都不用怕。“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