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魁

　　马震海已经是清原县车辆修配厂的熟练工人了，手艺扎实，干活利索，厂里出了难题，总有人喊他去看看。他不多话，脸上常年挂着一层油污和风霜，只有在提起家里的两个孩子时，眼角才会泛出一点柔光。他和那个在养伤时照顾他的姑娘结了婚，姑娘话不多却有一股子韧劲。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墙上几张大红双喜字，同事们一起凑个热闹，吃点糖果磕点瓜子就算礼成。夫妇俩后来有了一儿一女，都还在咿呀学语的年纪，下班回家四口人也是乐意融融。清原县的生活还是苦了点。他们借了亲戚的钱，在县城边上买了一栋小房，砖墙斑驳屋顶低矮，一家四口挤在这一间屋里。冬天倒是不冷，屋里生着炉子，烟气从窗缝里钻出去，屋顶上结着厚厚的霜。住得太拥挤，好在两个孩子还小，一时也不用顾及隐私。马震海常在夜里坐在院子里抽烟，望着那间小屋，心里盘算着怎么扩建。他不是贪图大房子，只是想让孩子们有个能伸展手脚的地方。清原县有森林，木材不算难找，他又认识铁路货运站的人，能弄些木料回来。难的是砖瓦石块，县里建材紧张，运输也不便，要买没有现钱。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每次路过县物资供应站，他都要停下脚步看看，哪怕只是看看那堆红砖和水泥袋，也像是在摸索着未来的形状。他知道这事急不得，得一点点攒钱，等时机到了就亲手把那小屋扩上一间。

　　一个知青点的同学大部分都回到了沈阳，那是他们曾经离开又始终牵挂的城市。清原县归属抚顺市管辖，有小部分人被招工分配到了抚顺市的工厂、矿区或机关单位。抚顺市比清原县要好些，街道宽些楼房多些，离沈阳也近些；但在知青们心里，还是不如沈阳，沈阳才是他们青春的起点和归宿。那些没能赶上招工机会的知青，在“大返城”高潮中陆续回到了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他们背着行李卷，眼里闪着光，像是终于从一段漫长的流放中归来。最初的日子是开心的，亲人团聚邻居熟悉，连空气都带着家的味道。但很快现实的重压就落了下来，无休止的待业等待分配工作，没有收入成了他们新的苦恼。找工作太难了，国营单位名额有限，街道办事处排队登记的地方挤满了知青。有人靠关系进了工厂，有人靠考试进了机关，还有人在街头摆摊挣零花钱。也有几个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在家里闷得慌，抽烟喝酒一身臭脾气。多亏各级领导重视，市区街道都开始协调安排，最后这些返城的知青大多都落实了工作。生活慢慢安稳下来，他们也都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一大批知青“成家立业”，他们的婚姻对象大多是知青，是一种很实际的结合。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加上国家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人都只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必在柴米油盐中疲于奔命，孩子也能得到更多的关爱。但有时夜深人静，他们也会想起在乡下的那些日子，想起阔野的农田和知青点大灶里的炉火。那是一段痛苦却又似乎值得回味的岁月，那是他们青春的底色，是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

　　马震海这样有两个孩子的知青家庭，都是结婚比较早的。知青回城都要“成家立业”，落户在清原县这种经济发展还落后的地方，婚姻往往是生活稳定的第一步。马震海小家的生活并不宽裕，没有父母家人的帮助，什么都靠小两口自己。房子小收入低孩子还不懂事，马震海在院子里抽着闷烟，心里盘算着未来的出路。马副厂长趁着落实知青政策的风潮，写信提醒他：“你这情况，争取回城吧，现在政策宽松，以后就不容易了。”沈阳是马震海魂牵梦绕的地方，现在父母回城了，城里就又有了家。可他知道，自己一家四口，办起来不容易。好在马家老六毕业后有了份工作，没结婚时间上自由些，就由他在沈阳城里帮着哥哥跑腿，办理那一堆儿杂事，户口、证明、关系、介绍信，哪一样都不轻松。沈阳市找正式工作并不容易，各单位编制紧张，街道办事处门口排队的人从早到晚不散。但对于知青落户，却突然放松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前出台的《……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里写得清清楚楚：从小城镇迁往县城，从县城迁往大城市，必须层层审批，几乎是铁板一块。当年下乡时，学校或居委会一句话，户口就顺利地迁到了各地农村，谁也没想过将来咋回来。马震海属于“拖家带口”的那一类，回城落户最难办，老六在沈阳跑了好几趟街道办和派出所递交“申请报告”，跑清原县要补充材料还有户口证明孩子出生证明等等，还少不了马震海的工作证明和婚姻证明。

　　经过千辛万苦，清原县和沈阳两地来回奔波，马震海终于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了沈阳。他们卖掉了清原县那间小房，加上多年积蓄，又向亲戚借了点钱，在沈阳近郊买了一间砖瓦结构的小屋。房子不大没有院子，门前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一家人在大都市有了吃饭睡觉的地方。经济政策调整后，生产慢慢恢复了，国营厂的岗位依然紧俏，马震海知道自己得不到那样的机会。他依仗自己年轻身体好，干起了那些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用倒骑驴给人送货，冬天冷得手指都冻僵了；夏天在工厂抡大铁锤，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再后来烧锅炉，活又重又脏还要起早贪黑。这些活儿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但只要舍得出力气，总能挣份工资养家。他从不挑活也不嫌脏累，只要能挣到钱就觉得踏实。媳妇也不闲着到处打零工，在菜市场卖菜、给食堂搞清洁，有时候一天干两份活。孩子还小花销有限，一家人省吃俭用地在沈阳安家落户了。晚上吃饭时，马震海常常看着桌上的饭菜，心里默默地算着账，这个月工资是否够花。他不说苦也不喊累，只在夜深人静时，坐在院子里抽根烟；他望着城市的灯火，心里想着要让孩子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像每一个回城知青一样，一肩挑起生活的苦和难。

　　韩冬梅没有回城，过年时马家人去三道弯老邻居家拜年，韩家还住在会计大院。韩婶端着热茶笑着说：“我那大闺女啊，在农村搞了对象，不回来了。”语气里有些无奈，也有些认命。韩冬梅的对象原来是个军人，复员后回乡务农，性子沉稳做事利落。两人是在生产队一起劳动时，感情悄悄萌生俩人好上了，他当兵后和韩冬梅确定了关系。结婚那年一同下乡的知青都替韩冬梅惋惜：“嫁了农村人，再回不了城了！”知青大返城时，韩冬梅已经有了孩子，抱在怀里眼神满是柔情。她不愿意把丈夫和孩子抛弃在农村，不想一家人分开在两处，更不想离婚独自回城去过好日子。

　　韩冬梅下乡的地方还不错，她和丈夫都不是那种死守一亩三分地的人，懂得变通敢于尝试。他们在村里养鸡、种蘑菇、外出给人照相，还学着城里人开了个小卖部，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没有城里的生活方便，但有房有地还有电视，孩子长得健康穿得干净，饭桌上也常有肉菜。后来政策放宽，允许知青携带农村家人一起回城落户，她也没动心。村里不少人劝她：“你是城里人就回去吧，孩子也能上好学校。”马震海也来信劝她，说沈阳现在机会多，回来总比在乡下强。可韩冬梅还是摇头说：“我不走了。”她没忘记自己当年要学习《朝阳沟》电影里的银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马震海那天送货去北陵附近一家单位，天刚下过一场小雨，路边的柳树叶还挂着水珠。他骑着倒骑驴，车斗里装着几箱货物，忽然想起吴绵缜在这附近开了家书画社。他记得那家店在北陵那条街上，小店不大坐南朝北，门口挂着一块“绵缜书画社”的木牌。他推着倒骑驴一路走去，顺着记忆找到那家店，看见那块木牌边角已经有些斑驳。他站在门口张望了一下推门进去，屋里一个人正在书架前忙着什么，背影瘦削穿着一件皮夹克外套。马震海静静地看着那人的背影，屋里弥漫着墨香和旧书的味道，像是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小人书店。那人听到有人进门后就没动静了，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脸上带出笑来。“啊呀！怎么是你！”吴绵缜惊喜地叫出声，眼睛一下子亮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拍了拍马震海的肩膀，声音里带着真切的激动。“快坐快坐，我这儿简陋，茶还是有的。”他忙着烧水沏茶，手忙脚乱地张罗着，嘴里还念叨：“你这家伙，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马震海笑着摇头，走到柜台边四处张望，回忆起他俩当年一起看小人书的时光。他忽然故作抱怨地问：“怎么没有小人书啊？我还想着来你这儿找几本《水浒传》或者《三国演义》呢。”吴绵缜一边往茶壶里倒水，一边笑着调侃：“我说这位老同志，童年回不去了，能保住的是童年的友谊！”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眼神里满是快乐，两人哈哈大笑，一起坐下来喝茶。窗外的雨又细细地下起来，屋里很是舒适。他们聊起当年的知青点，聊起那些一起烧饭和上山打猎的日子，也聊起各自的孩子和生活的起伏，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慢了下来。

　　吴绵缜的哥哥当年下乡因病去世，消息传来时，家里像塌了一角。那是他最亲的兄长，也是家里最倚重的人。因为这桩事吴绵缜被列为“特殊困难”，得以提前返城，比大多数知青都早一步。但他心里并不轻松，哥哥的离世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返城的路也并不平坦。他没有正式工作，只在街道办的小厂里干些杂活，那厂子效益不好，有时连工资都开不出来。吴绵缜靠着一手好字，过年时总是帮人写对联，后来政策放开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他便盘下一间临街的小屋，开了这间书画社。书画社是一间屋子，柜台前一套桌椅柜台后一排书架，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他知道人们生活逐渐改善，开始有精神上的追求，书画虽然是小众的需求，但买字画的人往往舍得花钱。他对书画社的定位把握得很好，不搞高端不卖名家，只专注于那些还没出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他在文艺圈子里混得人熟，常去看书画展，和那些有才气却没门路的艺术家建立关系。他帮他们把作品推向市场，自己只收点介绍费，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比起服装市场上的个体户们，他挣得少可也不用付出那么多的辛苦。他不需要天天吆喝，也不用起早贪黑进货出货。他是一个书画中介，把顾客的审美需求和书画家的艺术特长进行有效沟通。有时顾客说想要一幅“松鹤延年”图，他就去找擅长工笔的画家；有人要一副“难得糊涂”横幅，他先确定顾客是要行书还是楷书字体，然后再去请善写该字体的书法家。他认真读书学习书画理论，弥补自己知识和学识的不足，以期让顾客满意。吴绵缜的小日子也算过得逍遥自在，他每天烧壶茶翻翻画册，有时自己也临摹几幅字，书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赖以维持一家三口小康生活的商品。

　　吴绵缜一边给马震海续茶一边问：“下星期李国华出差到沈阳，大家要聚一聚，你能参加吗？”马震海放下茶杯笑着说：“会去啊，有两年没见他了。在清原时他去县医院检查工作，我们总要在一起吃顿饭。我调回沈阳，国华还帮了忙呢。那会儿办手续哪儿卡着，还是他托人打了招呼才顺利下来。”吴绵缜点点头：“他当了抚顺市卫生局的副书记，咱们这拨人在抚顺工作的，看病住院找大夫都是国华帮忙。他平时就人缘好，现在当干部了也肯帮人。”马震海望着窗外，语气里透着欣慰：“希望他越干越好，咱们这伙人里出个能干的可不容易。” 吴绵缜笑着接话道：“可不是，个人能干是一方面，还得有领导赏识你，‘朝中有人好做官’嘛。”马震海叹了口气：“平民家庭出身，往上走每一步都不容易，比那些有背景的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国华那会儿在知青点就不一样，肯学肯干还会写材料，大家都服他。”两人坐着闲聊，把一起下乡的同学近况都交流了一遍。有些同学还不错，入了党当了干部，或者在国营厂当了工人，日子过得稳当；也有的工作不好，生活比较落魄，靠临时工维持，一家人住房困难。吴绵缜忽然问道：“你还记得王玉华吗？她后来回城嫁给一个下乡在邻村的知青，听说丈夫得病去世了，她在菜市场摆摊卖菜挺辛苦的。”“王玉华那会儿在知青点是文艺骨干，唱歌跳舞样样行。谁能想到呢，命运这东西真说不准。”马震海眼神里透出一丝感慨接着说：“咱们这代人，从山沟里出来走到今天，谁不是一路磕磕绊绊。”两人坐在茶桌旁，用过去的回忆，感叹那段知青岁月。

　　三道湾胡同的谷润田回城后一直没个满意的工作，后来就在故宫旁边租个门面开个小饭馆，一直不温不火地卖些家常饭菜。沈阳市有很多国营大厂，为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开始改革奖金发放方案。原先那种依靠行政命令和思想教育已经行不通，新的奖金制度一下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各个工厂有了自主权，职工们普遍都提高了收入。房地产市场还没发展，城市居民主要消费就是吃喝玩乐，谷家的小饭店逐渐就火了起来。来故宫游玩的人们不再自己带点心或者面包充饥，逛完故宫都要找家饭店吃饭，谷润田原来自己做大厨；顾客有钱了吃饭开始挑剔，他看到商机雇了专业的厨师，小饭店每天中午到晚上顾客盈门。他挣到钱后扩大门面，现在他已经是真正的老板了，饭店上午十一时开门营业，晚上八时打烊。营业期间他只是前堂后厨走走看看，有时门口站着招揽顾客，吃得好生活顺心，他已经是一副身宽体胖脸冒油光的样子了。

　　谷润田开饭馆刚有起色的那些年，从上到下人们议论着“雇工算不算剥削”。他雇了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不是怕他们不好好干活，而是怕以后再有啥运动，说他“剥削”人。改革初期政策还不明确，人民日报组织专题讨论这个问题；胡乔木写信给中央领导：“此事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制止和纠正，……”。中央讨论时有人搬出马克思原话：“……雇工超过八人就是剥削……”。几经争辩后有观点认为马克思说的八人数字是随意假设，改革不必拘泥于概念，这个问题最后定为避而不谈。到了九十年代，“党建”文件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准雇工”，谷润田不是党员，他一心想要发家致富。很多党员干部也下海经商，这个党员不准雇工的文件，直到私企雇工占全部就业人口超过百分之八十也没有被废除。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该思想写入党章并进一步延伸，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姓“资”还是姓“社”已经不是问题，企业家（资本家）也是贡献大的劳动者。一大批私人企业蓬蓬勃勃发展壮大，为解决就业发展经济提高工业化水平做出巨大贡献，私人企业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量。谷润田不懂也不关心这些，只知道那些年他饭馆门口挂了红灯笼，生意太好他雇了更多的人。城市和乡村一批批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解决了就业拉动了消费，很多谷润田这样的人都有了“老板”的身份。马克思“雇工……隐藏着剥削的秘密”这些话已没人再提，私企老板们创造了工作机会，也给了自己和家人一个好生活。

　　一家地方国营啤酒厂的真事儿，计划经济下啤酒供不应求逢年过节要凭票购买，厂子效益好奖金多，工人们喝啤酒像喝凉白开水。那时候的厂区是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围墙高耸门卫守门，大家都是工厂的主人。原料处理车间、糖化与煮沸车间、发酵与储酒车间，工人们边干活边聊天，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家媳妇又怀了二胎，消息像啤酒泡沫一样四处飘散。有工人在厂里喝高了，下班在公交车上睡着了，车绕了一圈又回到厂门口，工人迷迷糊糊地下车，又回车间上班去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类似的笑话不少，厂里管理松散，工人抱着铁饭碗不急不慌。

　　九十年代后期，外来啤酒品牌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包装亮眼口味新奇。地方国营啤酒厂的老设备和老观念改起来笨重又迟缓，最后啤酒厂依市场经济被收购。新组成的管理层宣布：“所有工人必须接受培训，考试合格才能上岗。”大家皱着眉头嘴里嘟囔：“干了这么多年，还要考试上岗？”工人们去参加培训，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讲啤酒酿造新工艺。考不过的也没丢掉工作，都被分配去做搬运或者清洁这些辅助工作，工资和奖金都打了折扣。大家有了明确的岗位责任，市场经济下的啤酒厂安装了自动化设备，啤酒口味更新了，销量也上去了。工人学会了扫码入库，做电子报表，产品质量保证和产品质量控制。马家老六已经是老员工了，工人们偶尔提起那个喝醉下班坐公交车转一圈又回车间上班的人，大家依然笑得前仰后合。笑过之后不由得感叹：“还是当年好啊，有人在厂里喝醉成那个样子，也不算个啥事儿。”啤酒厂在改革大潮中没有倒闭，产品还远销省内外，工人们保住了饭碗。有人还是怀念工人是工厂主人翁的年代，那时干好干坏都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