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魁

　　文革结束时，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一九四九年的4.5平米降到一九七八年的3.6平米。传统福利分房制度下，低租金近乎无偿使用，公房越多维修费用和住房补贴更多。住房投资不能实现资金积累，本应具有活力的房地产业，却让政府和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建筑业不发展，大城市住房短缺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的危机，进而严重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

　　知青和下放农村家庭大返城后，各单位机关厂校就面临极度住房紧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生活物资供应提高，城区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很多单位筹集资金，建设了有上下水的低层住宅楼。新住宅楼一般五层高，四个入口朝北的单元，每单元有二到三个住户。小户一室一厅、中户两室一厅、大户三室一厅，这样一栋楼房可住五十户左右人家。所谓一厅就是一间屋，厨房饭厅厕所都安排在这一间里。那些拖家带口的老职工们从简陋拥挤的平房搬进了宽敞的新楼房，住一楼的人家南面窗前有个小空地，住二楼到五楼的人家都有个小阳台。老职工搬走后空出来的房屋就分给结了婚无房住的年轻夫妻，老旧的居民住房虽然条件不好，青年夫妻能有自己的住房很满意，住房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解。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条件改善，人们对住房功能性的要求升高。一九九七年，沈阳市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建设领导小组，政府要加强对土地市场和开发建设的领导，在全市开始全面启动住房改革。改革包括公积金集中管理和运作、原公房向个人出售、和安居工程建设。

　　三道弯胡同的张松林结婚时，由于住房紧张，夫妻两个暂住在一间临时小屋里。那间小屋紧挨他爸妈那间房，利用房前空地延伸出一个遮风挡雨能睡觉的地方。他爸妈从单位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楼房后，张松林一家三口就搬进他爸妈原来的那一间房。房屋多年失修越发破败了，外面的青砖墙面由于经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凸凹不平，青砖稍有擦蹭就见灰粉脱落。张松林的工作还好，他所在工厂生产军工产品，经历了军工订单减少，部分工人买断工龄，和其它工厂合并重组，张松林现在合并后的工厂上班。他妻子早已下岗，一直做些小生意，时间灵活可以照顾家和上初中的女儿。

　　张松林父母分到楼房一层，分楼方案是让领导很头疼的事，房间位置和楼层有好坏之分；二楼和三楼最受欢迎，楼东头又比楼西头强，好在所有住户都有朝阳的房间。争论和不满总是有的，没分到楼房的人更要找领导闹事，一番折腾分到房的人家都欢天喜地搬进新居。

　　单位新建这两栋五层住宅楼，带给职工们太多的希望和快乐，总算住有上下水的“楼上楼下”了。单位在郊区买的地，离北陵公园很近，小区在新开河南岸北陵大街西边，省政府在新开河北岸北陵大街东边。离北陵公园和省政府近，周围交通上学医院娱乐都方便。搬进新的住房后，住户都热情高涨，粉刷墙壁磨平地面，卧室墙从地面到半人高的地方刷油漆。冬天集中供暖，夏天在河边的柳树下乘凉聊天，看孩子们玩耍，几个退休的老人们一起下象棋打扑克。    

　　新家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火炕，张松林买了铁管请朋友给焊了一个双人大铁床，帮着父母把新家安置好。床上按老人的要求铺了棉花絮的厚褥子，坐着躺着都软乎乎的，盖的被子也是搬家前新做的。可父母就是不满意，尤其是冬天，屋里暖气挺足，可卧室没火炕，床头不是热的。张松林给父母买了电褥子，仔细给老人讲了安全注意事项，老人更不满意了。以前在炕上吃过晚饭，也不用挪地方，半倚在卷起的被褥上，屁股下是热炕头，乏了神仙样眯上一小觉。睡了一辈子的火炕，老胳膊老腿老寒腰晚上躺在热炕烙上一夜，早上起来浑身都舒坦。这电褥子咋能和火炕比，用时要打开等一会才热，不用时还要关上、不能折叠也不能长时间使用，更难受的是费电。平时老两口吃过晚饭看电视，都舍不得让电灯亮着，这电褥子有多费电啊！老人坚决不用电褥子，一直在想办法要在屋里盘个火炕。

　　市面上刚有商品房时，大多数市民都不感兴趣，几近上千元一平米的房价让人观望和犹豫。大家都习惯了住公房，计划经济时期有私房的人家很麻烦，房屋修补买不到材料也找不到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了，市场上商品房不多，房价合理销售却不好。最大原因是人们手里没钱，银行信贷制度不成熟，居民习惯了公房的低租金，人们还不习惯负债过日子。

　　自住公房出售给个人时，公房的买卖过户并不是很顺利，一直实行的低工资制度，家庭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食物和衣物的消费。按市场价出售，居民手里没钱根本买不起，以低于市场价出售，又怕国有资产的流失。上面反复讨论、争论，借鉴新加坡经验，引进住房公积金制度，一九九四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1994】43号）出台。该决定有三点真正影响城镇居民：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提高公房租金水平，稳步出售公有住房。最大影响是出售公有住房，原来担忧公房被低价出售，文件有了详细规定。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房实行成本价，先评估后出售，旧房按售房当年新房标准有折扣，公积金制度建立前的工龄也有折扣，这种方式购买公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职工购房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一次付清购房款有折扣。

　　按照国务院精神，各地结合本地情况，出台相应的公有住房实施细则。沈阳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沈政发【1994】第52号）文件，公有房均可出售，下列住房除外：

（一）有产权纠纷的；

（二）列入近期改造规划的；

（三）具有纪念意义和保留价值的；

（四）政府代管房产；

（五）适于改造为非住房的临街住房；

（六）5成新以下（含5成新）的旧房；

（七）市政府认为其它不宜出售的住房。

整个城市的公房情况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场关乎千家万户居民切身利益的“公房变私产”改革，在争议与期待中磕磕绊绊地拉开了帷幕。政策出台之初，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既有欢欣鼓舞的，也有满腹狐疑的。张松林家就是其中之一，他父母疑虑重重。

　　张松林所住的三道弯胡同老房子不能出售，那间旧房已经建有上百年了，青砖灰瓦木梁斑驳。按政策规定，这类房屋因年代久远，属于动迁改造范围。胡同里那些“老破小”房子不值钱，但地皮却是寸土寸金，是开发商眼中的香饽饽。

　　张松林也不是没有选择，他可以按政策购买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对低廉，户型也更现代；或者继续住在老房子里，按月缴纳租金，等待未来的动迁安排。动迁听起来是个好事儿，但真到执行时却太多麻烦。院子里各家各户为了多点空间，早年间私搭乱建，谁家多盖了几平米，谁家占了公共通道，动迁时怎么算面积？怎么算补偿？为了多占空间，邻里之间争执不断。

　　张松林的父亲面临的是公房卖给个人，他住在一栋老式单元楼里，那套两室一厅最终定价五万元。对一个靠低工资生活的老工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在银行的存款不多，平日里精打细算，哪有余钱买房？张松林看着父亲为这笔钱发愁，心里不是滋味。住房改革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理顺产权关系，但对底层百姓来说，却是一本房产证与一大笔现钱的权衡。

　　他可以去银行借钱，这是最直接的办法。可银行钱不是白借的，利息算下来那可是不少。张松林父亲心里不踏实，借这么一大笔钱要付多少利息？他从小耳濡目染，旧社会的人最怕的就是“借高利贷”，那是驴打滚的债，越滚越大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银行不是旧社会的放债人，可他心里还是有阴影，怕一不小心就掉进债务的坑里爬不上来。

　　他又太想买这套房了，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多年住出了感情。他在这栋楼里住了几年，白灰墙水泥地有厨房和厕所，房子不旧上下水都通畅。这套房子定价五万元，但这个地块按市场价来看，翻一倍都买不上。他的住房价享受成新折扣和工龄折扣，算下来远远不止五万元的价值。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在心里盘算着上哪儿去筹集这一大笔钱？以后房价涨了或者政策变了，自己再想拥有这套房，恐怕就难了。可真要去银行贷款，他得考虑借多少？利息怎么算？

　　张松林父亲挺为难，每次站在银行门口，望着玻璃门里忙碌的工作人员，自己下不了决心。这不仅是一次借贷，更是一次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咬咬牙贷款买下，背上债务但拥有属于自己的家。从银行借钱还是从亲朋筹钱，他在借与不借之间犹豫不决。

　　自己要掏钱买下来，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接受自己住的公房突然变成商品房。对许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次产权的转变，更是一次观念的震荡。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那本房产证背后所承载的商品价值，它不只是一个拥有房产的凭证，更是一种可以流通也可以传承的资产。

　　大家习惯了“住房靠国家，分房按资历”的制度逻辑，分房按职务高低或工龄长短或贡献大小。住房是福利，是领导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市场交易的商品。“住房是商品，买房上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剧烈转型，让许多人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这句口号频频出现，对那些刚经历过买断工龄、下岗再就业的老职工来说，听着却有些刺耳。他们曾在国企干了一辈子，工资不高但稳定，生活不富裕但踏实。很多人丢了铁饭碗，靠临时工、摆摊、打零工维持生计。他们当然渴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真要掏出几万元去买自己住的公房，心里却舍不得或者拿不出那笔钱。

　　买房还是存钱？挣钱不容易，一个工人家庭以前哪就敢想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人老了退休金万一不够用，存的钱要用来养老、看病，或许还有没结婚的孩子等钱用呢，没想过用钱去买房。很多人还担心，买了房子之后，有了啥大问题都要自己承担，这和过去“单位管一切”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找亲戚朋友借钱吧，这可是一笔大钱，借熟人的钱不用给利息，省下一大笔开支，多好啊！张松林父亲也这么想过。毕竟买房不是小事，一出手就是几万元，甚至十几万。这年头，谁家不是精打细算？可真要开口借钱，他心里就打起了鼓。熟人之间见面打招呼，先问“吃了吗？”再多说几句，就绕不开“买房了吗？”这个话题。熟人的钱也不是那么好借的，借钱容易还钱难。那么一大笔钱，放在银行里能生利息，自己家也要买房，要准备孩子的婚嫁花费，哪有闲钱借给别人？即便是亲戚，也得掂量掂量，借出去的钱万一收不回来呢！开口借钱，是一次人情或者说人性的考验。

　　形势比人强，住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谁也挡不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都在推进房改，公房变私产，福利变商品，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商品房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房子不再只是一个住处，而是资产是投资。单位不再管分房了，那套“分房靠资历、住房靠单位”的制度早已成为过去。张松林他父亲终于想清楚了，很多被买断工龄的人，单位都没了更别提分房了。今后的住房问题，谁也指望不上了，得靠自己。过去是“等房”等“分配”，现在要“购买”商品房。

　　房子贵钱不够，他盘算着自己的积蓄，银行“上赶着”借钱给买房的人；广告铺天盖地，“首付低、利率优、审批快”，仿佛只要你点头，房子就能到手。生活方式变了，以前是单位分房，现在去银行贷款买房。贷款意味着负债，意味着未来几十年都要为这套房子还钱。可不买房就意味着没有产权、没有保障、没有未来，看着别人拿到房产证，他心里既羡慕又焦虑。

　　好在公房卖得价钱还算合理，好在房地产市场还没热到让人买不起，房子虽贵但还在多数工薪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内。更好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里，日子确实比以前好多了，人们手里还是攒下了一些钱。张松林父亲翻出家里的存折，孩子们也都懂事，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一点。

　　他咬咬牙交上了那一大笔钱，有心疼有激动也有不舍，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几星期后，他拿到了那本红色封皮的房产证，购房人的姓名和房子的位置都印得清清楚楚。他捧着房产证，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熟悉的街区，心里泛起一阵激动。他想起了当年在老房子里度过的岁月，想起了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的日子，现在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马震海一家回沈阳时，买了一间小房，位置不算好，面积也不大，但那是私有房产，是他和妻子孩子在城里扎根的起点。他刚搬进去没多久，街道上就贴出了改造动迁的通知。那片区域被列入城市更新计划，旧房要拆，新楼要建，动迁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沈阳的住房还很紧张，安置房远远不够，动迁户一多，安置方案就捉襟见肘。政府只好在工地旁边临时搭建了一些简易窝棚，给那些无处可去的居民暂时栖身。那些窝棚用油毡纸和旧木板搭成，和国外贫民窟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这些窝棚是临时的，政府承诺一年后动迁户就能住进新楼房。

　　马震海一家也被安排进了窝棚，他每天从窝棚里出来，望着不远处拔地而起的塔吊和钢筋水泥房架子，心里既焦急又期待。新楼房是商品房，外观现代结构合理，每户面积远远大于他原来那一小间私人房。政策规定，原房面积以内的部分由政府补偿，超出部分则需自费购买。这让动迁户们既高兴又犯愁，房子变大了，环境变好了，可要自己多掏钱。

　　新楼房其实是“简易商品房”，五层的砖混结构没有电梯。住户多是两室一厅，“一厅”那间不大，除了厕所和厨房，还有一个摆饭桌的地方。马震海一家从窝棚搬进新楼的那天，他和妻子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旧城区，他们心里真高兴，没想过住房会有这么大的改善。

　　搬进新房是件喜事，可对许多工人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新的经济考验。哪怕是简易装修，也得花一笔钱；墙面刷白地板磨平，水电管线重新接好；再添置家具和床褥，样样都得花钱。这些支出对一个靠再就业工资维持生活的普通工人来说，简直是压在肩上的重担。挣得都是辛苦钱，干的是体力活，拿的是计时工资，哪有多余的钱去交多出来的居住面积？

　　不能怪有人变得“刁”，变得“难缠”，银行里那点钱是为了应急。万一哪天又失业了，手里有点钱就不用太慌张，真舍不得把这点“救命钱”交给开发商。逢年过节，多亏社区上门发救济，有肉有大米白面。开发商再能，有政策支持也不行，搬迁户欠的钱最后都是一笔糊涂帐。

　　那么多人在一生中头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房，这不仅是一个产权的变更，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是一种生活的保障，正如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