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SE

【续前】他是一位极地探险家，却把后半生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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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村的彩陶文化

在北京号轮船失事后的第二年，新生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及中瑞合作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计划组织一次对中国的跨学科全面考察，他们打算以北京为基地，将发掘到的化石标本运回纽约进行分析鉴定，理由是中国没有掌握现代分析研究方法的机构。为避免冲突和重复性工作，丁文江和安特生致信美方，告知地质调查所计划考察的地区，划分了不同的研究领域。二人感到当务之急是以地质调查所的名义创办一份专业期刊，用于发表中瑞科学家的合作科研成果，为此设立了专项出版基金。由于经费短缺，安特生捐献了自己的近一半顾问薪金，1921-1924年间共捐出两万五千元银洋，于1922年正式出版《 中国古生物志》 （Palaeontologica Sinica）期刊。与许多国家只想从中国窃取资源不同，中瑞之间的合作计划创建了崭新的双赢模式。

在安特生的努力下，瑞典中国委员会决定将其从政府获得的经费用于支付中瑞之间的运输、安特生的田野调查，以及地质调查所雇用青年学生采集标本的费用，截止到1924年的资助超过十万元银洋。为了适应即将增加的工作量，例如按时返还在瑞典分析的化石标本、及时撰写科学报告和论文等，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的研究队伍也迅速扩大，招收了新的研究助理和博士生。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和拉格雷利乌斯也参与了资金的募集工作，例如争取到了瑞典火柴大王克鲁格（Ivar Kreuger）对《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赞助，由丁文江出任主编的期刊后来成为世界一流学术刊物。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地质调查所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公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地质矿产陈列馆以及地质图书馆，安特生曾任陈列馆第三任馆长。图为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的合影：最左是安特生、最右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前排左一至三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颢。

1921年春应安特生的要求，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维曼（Carl Wiman）派来了年轻的奥地利籍博士生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作他的助手，以增强对美国的竞争力。师丹斯基的工作由中国委员会资助，他提出的条件是所有根据自己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均以其个人署名。1900年前后，各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人类发源地，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K. A. Haberer）曾在北京的药店收购了大量龙骨，后经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鉴定，其中有一颗很像人类牙齿。1918年，安特生就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一带考察早期人类活动遗迹。三年后得知附近的龙骨山有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安排师丹斯基前往，在著名美国古生物学家谷兰阶（Walter W. Granger）指导下从事发掘工作，收获甚丰，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

1920年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西部寻找哺乳动物化石。年底刘长山带回北京数百件石斧、石刀等各种石器，均购自同一个地点——渑池县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带着五个人第一次来到距离渑池县城15里远的仰韶村，他们每天在村子周围观测、照相、考察，在冲沟断面上发现了彩陶与石器共存的现象。他们在八天时间里收集、购买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以及少量骨器和蚌器，装满四大箱运回北京。安特生回京后做了一年考古学研究，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他的想法得到了丁文江和翁文灏的支持，并且获得北洋政府的批文。1921年10月，安特生和袁复礼、师丹斯基等一起在仰韶村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他们在36天中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物，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仰韶彩陶。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开始着手鉴定这些文物。在C-14定年法尚未问世的年代，唯一的方法就是与同期确定了年代的文物相比较，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物的文物。因此安特生只得将视野扩展到中国境外，查找了大量西方地学者关于7000多年前中亚地区安纳乌文化遗址的文献资料，发现在仰韶村出土的陶器与安纳乌的彩陶有着极其相似的花纹和色彩。安特生以仰韶遗址发掘为基础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首次提出 “仰韶文化” 的概念，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和论证，专家们一致认定安特生的判断，即仰韶遗址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仰韶文化” 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仰韶村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起点。

长期以来，丁文江负担着家庭经济的重担。1921年底，丁文江辞去了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转任名誉所长，而由翁文灏接任所长一职。丁文江卖掉了北京的房产，前往热河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他在学界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经常来往于北京、天津、沈阳，以及北票所在的热河朝阳县。每当丁文江回到北京时就借住在大草厂胡同安特生的家中，他们常常在早餐时一边喝茶一边闲谈。午夜时分，两人暂时忘却忙碌的日常，坐在北京星空下的院子里享受片刻宁静。有时傍晚丁文江得闲，胡适和翁文灏也会造访，这是非常难得的智者间的交流时光。后来安特生回忆道：“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毫不掩饰的怀疑主义，对当时的政坛人物进行辛辣的刻画，而胡适总能巧妙地为这样的描述添加思想上的注解。”

甘肃考古与北京人

1922和1923年之交，安特生与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一起在山东蒙阴发掘出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经师丹斯基鉴别为一种从未发现过的蜥脚类长颈恐龙，后来被命名为 “师氏盘足龙” （Euhelopus Zdansky）。为了寻找中原与中亚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安特生又于1923年6月率队沿着黄河前往大西北，他深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都依赖于大河流域的馈赠和孕育。考察队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寻访探考，发现并系统发掘了包括齐家坪、朱家寨、马厂沿、半山等大约50个遗址，涵盖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各个阶段的史前文明。特别是在黄河支流的洮河流域，安特生找到了中国彩陶类型最为丰饶、存量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1924年10月29日，考察队带着225箱文物满载而归，回到北京。

在西北地区为期16个月的考察和发掘工作，使得安特生完全放弃了专业的地质调查，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1925年初，安特生在位于丰盛胡同的地质矿产陈列馆展出了西北之行的考古发现，引起巨大反响。同年春天，他在北京各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并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考察报告。人们惊讶地得知，在西部边陲之地竟然有如此之多类似于仰韶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安特生的成果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纷纷来华进行考古发掘。激烈的国际竞争引起了安特生的不安，已经进行了八年之久的中瑞合作面临巨大挑战。在安特生、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努力推动下，1925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了协议，首先将安特生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然后将其中一半分七次归还中国。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收藏的甘肃考古文物。

此时安特生面临两种选择：一方面，斯德哥尔摩高专的地质学教授职位等待他上任；另一方面，他得到北洋政府矿务顾问的两年续聘合同。由于有了中瑞政府的协议，安特生的当务之急是回到斯德哥尔摩建立一个博物馆，用于收藏属于瑞典的那一半文物。为此他申请并获批从北京的顾问位置离职一年，将斯德哥尔摩的教授工作推迟到1927年开始，建立博物馆的计划也得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的全力支持。1925年5月20日，安特生完成了关于自1918年以来瑞中科学家的合作以及已发出和返还的考古发掘品的完整报告。他在中国连续工作了11年之后于7月1日踏上归途，很多人前来为他和第二任太太兼助理艾尔莎（Elsa）送行。7月17日，安特生夫妇抵达斯德哥尔摩，全新的工作即将展开。

在回到瑞典后的一年里，安特生撰写了《龙与洋鬼子》一书，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26年，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新成立的“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的东亚考古学教授和馆长，并且租用了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新建大楼三层作为博物馆馆址。东方博物馆兼具研究和展览双重功能，为此安特生招募和培训了对考古发掘品进行制备和拍照的专业人员。1926-1927年间，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携王储妃环球旅行，同时进行考古与艺术历史方面的研究，中国是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站。1926年8月11日，安特生与新常富、拉格雷利乌斯一同回到北京，他们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为10月份来华的王储夫妇进行各种准备。在王储伉俪访问期间，安特生和翁文灏等人计划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展示中瑞两国多年来的合作成果。

在这次离开瑞典之前，安特生曾给乌普萨拉的维曼教授写信，了解其领导的古动物专业近来在化石测定方面的进展。到京后不久安特生就收到维曼的回信，其中最令他震撼的两个字是：“人属”（Homo Sp）！自从八年前安特生到周口店考察，始终没有忘记那里可能隐藏着人类起源秘密的山洞，他早有预感并且最渴望的结论终于得到证实。其实师丹斯基回到乌普萨拉后，很快就在周口店的化石中找到了原始人类的牙齿，然而性格内向谨慎的师丹斯基却没有及时向安特生报告这一发现。1926年10月22日，中外学者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为王储夫妇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梁启超、翁文灏等人做了报告，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及中瑞合作进行总结。在欢迎会结束前，安特生宣布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消息，将会议推向高潮。古斯塔夫·王储夫妇（前排左一和左三）访问太原，前排右一为新常富，二排左二为拉格雷利乌斯、右一为安特生。

11月14日，瑞典《每日新闻》报纸头版刊登了题为 “在乌普萨拉发现了50万年老的北京人”的消息。这一重要发现当时虽未得到学术界一致公认，但为促成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大规模发掘周口店人类遗址发掘奠定了良好基础。最终于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中瑞两国在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合作硕果累累，斯德哥尔摩高专、乌普萨拉大学及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与中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些工作延续至今。1922-1929年间，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中国古生物志》期刊上，超过半数的论文是由瑞典科学家或中瑞两国科学家合作发表的。1926年的秋天是安特生和丁文江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两人在瑞典和中国成为超级明星。

中国古纳未竟的事业

1926年冬，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来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协商，计划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柏林至中国的航线，组织一次以西方科学家为主的对中国西北地区全面的科学考察。经安特生的建议和帮助，赫定拜访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次年二月签订了协议。当协议内容传出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不满。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古物陈列所等学术团体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成立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了《反对外国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安特生身不由已地卷入这场争端，在双方之间斡旋和沟通。经过反复谈判与磋商，赫定终于在4月26日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1927年5月9日，由中瑞两国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历时八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左：安特生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的《甘肃考古记》，右：安特生在为初建的东方博物馆布展。

在西北科考团启程的同一天，安特生也在哈尔滨登上泛西伯利亚列车，告别了自己先后生活了12年之久的第二故乡。最后两年的繁忙奔波，特别是关于赫定西北科考团的各种纷争起落，使得安特生身心疲惫。在斯德哥尔摩家中的海边别墅和意大利里维埃拉休养了三个月之后，他才逐渐恢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特生开始分类整理从中国挖掘和收购的文物，与各国同行切磋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和展览，忙碌而富有成效。1929年安特生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在创刊号上简短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他的两部著作《中国人和企鹅》与《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相继问世。1931-1933年间，由于瑞典克朗升值及资金短缺，《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遇到困难，乌普萨拉大学的中国考古藏品无法按期归还，安特生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很多努力。

安特生离开中国之后，丁文江重返学术界，两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这期间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成了“北平”，中华民国的学术最高殿堂——中央研究院成立。1933年，丁文江前往西欧和苏联旅行，了解不同社会制度下科学院的运作方式。他在八月份回程途中路过斯德哥尔摩，故地重游，拜访了安特生和赫勒等人，参观了新建的东方博物馆。在安特生的家中，两位老友手持一杯清茶促膝长谈，他们谈论过去的旧时光、科学与政治、东方与西方……似乎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大草厂胡同，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丁文江回国后不久，即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1936年初，49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勘探煤矿时，因煤气中毒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段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佳话。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带着最后一批拟返还的文物，第三次来华工作。他在已迁到南京的地质调查所新建大楼门前走下出租车，迎接他的第一位中国留瑞学者周赞衡用瑞典语说： “欢迎回到中国”，又与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共进晚餐。来华期间，安特生先后在南京和北平作了系列演讲，与同行们进行了学术交流。1937年6月，他在成都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签订了简要的考察协议，与史语所、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的同行组成 “西康考察团”，前往成都周边和西康地区寻找史前遗址。然而七七事变爆发迫使考察团提前结束工作，安特生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计划也因此落空。在地质调查所还举办了这些归还文物的展览，包括数百件史前彩绘陶器在内的许多物品在战乱年代不知所终。左上图是1916年落成的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大楼，其余三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在1926-1946、1946-1962、1963至今不同年代的建筑（笔者摄）。

1937年10-11月间，安特生目睹了淞沪抗战和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上海国际饭店11层的房间拍下了日军轰炸闸北的照片。在北平安特生入住北京饭店304房间，对面就是11年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储夫妇下榻的豪华套房，此时已被日本人占据。面目全非的古都令他非常痛心，几天后就告别了这座城市。1938年5月底转道越南回到瑞典后，安特生撰写了21章272页的《中国为世界而战》，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在前半部中，安特生从北伐战争、南京政府，到新生活运动、两广事变等，讲述了自从他上次离开后中国的变化。后半部中包括日本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活动、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安特生对东亚未来走向的分析，该书可能是最早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当年正在发生的战事以及阐述中国抗战世界意义的英文著作。

安特生初来中国时遇到一战爆发，而当他最后一次离开之际，恰逢二战前夜。安特生自认为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一是极地考察、二是在中国的工作，在瑞典他被称为“中国古纳”（Kina-Gunnar）。1939年，65岁的安特生退休，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1960年10月29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安特生始终认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冀。今年秋天，几位中国研究人员来到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从事合作研究。他们借助现代 3D 扫描技术，将一百多年前从中国运来的哺乳动物化石原始标本数字化，从而以高分辨率可视化的形式研究和共享化石数据。在中瑞建交75周年前夕，愿两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合作为安特生开创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