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路

说是轶闻（或逸闻），只是说其不见于官史，不广为人知，可绝非飘渺无据的传言。这是笔者从亲历其事者几番讲述听得来并且一直牢记在心的一桩史实。

话说1972年岁末，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电话给若干部委，通知他们派政治部主任（未设政治部的单位派相应负责人）到中南海国务院业务组去听会。为什么不说去“开会”？因为通知原话说的是要他们应召到会“备咨询”。换句话说，下面去的这些人非但不参与议事，连正式列席也不算。

你道那是个什么会议？一去方知，原来是审议各“备咨询”者所在机关（有历史问题的）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历史问题。那些高干本是所谓“中管干部”，其档案俱存于中组部，并不在各单位，那些政治部主任人等平常也看不到，因此对哪个有历史问题并不深知底里，甚至闻所未闻，而国务院业务组当然可以调阅档案并对之审议一番咯。

于是，会议情景是这样的：应召而来的人并不是一来就进入会场，而是坐在外面等待传唤；要议到你单位的人了，你才被叫进去听；进去之后，问到你（比如某副部长现在人在北京还是在干校，身体如何等等）你再回话，不问你，你就旁听，等候指示。

主持会议的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纪登奎，副组长李先念等亦在座，参与议事的也有那位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据我听到的讲述，李先念的口气倾向于“那些还是一般历史问题”，因为它们本来都是1956年大规模审干时有过结论的事情；而吴庆彤敲的边鼓则传出“那可不是小事啊”一类的调调。结果怎么样呢？会议最后提出的结论意见都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看样子，审归审，议归议，那个“结论意见”嘛，其实早就安排定了，横直一律如是。

说“都是”，因为听会者虽然是分头进出，并未兼听，但其中有些人彼此相识，事后（数年之后，文革过后）谈起此事，交换彼此所知，终于了解到比当年更全面的信息。

回过来接着说当时——听会者一律奉命：一、把会议提出的结论意见（注意：并不是结论）立即传达到本人，听取本人意见；二、特别嘱咐（注意：这个才是邪门古怪之处）不准透露这个结论意见是国务院业务组提出的！

文革中那几年全民都得“过革命化的春节/新年”，也就是过节不放假，照常上班。业务组的会开在1972年尾，回去传达时便是1973年元旦当天。传达的结果又是如何？各口各片各机关情况不同，得分开说说。（先说清楚，这各机关说的都是国务院系统，因为业务组审干会上不涉及各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人员，横不涉及军队系统和地方各省。）

一种情况，听了不知哪儿来的“严重历史问题”的结论意见后，当事人个个表示不能接受，有些人态度激烈，有些本人原来就是常年做人事工作的，遂直截质问“那56年审干的结论还算不算数？”传达者回答不了，也不能解释，只是将被审查者的意见报回交差。此后，业务组那边再无下文。被审查者呢，其中原已在1972年中分配了工作的继续工作，丝毫不受影响；当时仍待分配的也在1973年到1975年陆续赴任与其文革前职级相当的岗位，得到“解放”。那个“结论意见”终于黑不提白不提，实际就是以不了了之。但是，当时被审查者对此事多有耿耿不释、到文革后仍提出要大追其责的，这就苦了当时受命传达并受命保密的听会者，他们替原国务院业务组背了黑锅，并且是一直背到底，背到死，始终无由分辩。

另一种情况，有些单位的政工组仍坚持奉行“九大”要肃清“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的整人路线，借得国务院业务组这道“结论意见”金牌，正好变本加厉，给当事人做出诸如“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的严苛结论，并且发文到其子女所在单位，使当事人及亲属背负沉重压力，直到文革后数年方得到湔雪解脱。

看官中也许有人对1972年的政治形势尚有记忆，也有回顾谈论的兴趣，那他们大概就会说：你说的事不对茬儿，因为国务院业务组是周总理的班子，一向务实，不是搞运动整人的；1972年是老干部解放之年，如吴庆彤所写的“周总理关心老干部”那样的回忆文章有很多很多，从来没人提及1972年12月31日发生过那么一次审干事件，由周总理直接管的国务院业务组谅必不至于在那个关口做出那么一个偏向极左的举动。

这话不差，只是偏于浮面。事情还有深层的一面，让咱们且极简要地罗列一番，再试着推测一下表像之下的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过后，毛主席蔫了——今后还怎么跟全党全国发“最高指示”呀？任伟大领袖浑身是嘴，那会儿也全张不开咧。大茄子被霜打，小茄子也鲜亮不起来——“中央文革”尽管私下庆幸死敌林彪一朝熄火，但在百姓眼里他们也不过是几个最该为毛替罪的小人，五年前的威风一时成了明日黄花。

一九七二年时还没有什么“整顿”之类的提法，更甭说“拨乱反正”，但着实有过一段不张旗鼓的“毛退周进”时期。不张旗鼓，是逆政治运动而行的风格。但周恩来要纠（或救）正——可绝不反——毛领导之偏，在宣传上迟早也要形成个说法，自然而然地，反对“极左思潮”成了这一年堂皇流行的报章提法。明眼人自能看出：“极左”之罪，既属于死林彪，也适用于活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这个批极左在1972年全年基本顺风。就老干部复出这件事来看，从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在陈毅追悼会上露面称其“是个好同志”，到12月中又就秦城监狱虐待被拘押审查的老干部一事写下斥责“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足以形成干部问题上经毛认可的反极左局面。

然而，圣心难测！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次日，毛泽东在其住处召见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反极右”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发布旨意：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按指王12月5日给毛写信告状说中央领导层内部有人对批判极左思潮暗中作梗）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如此一来，张江姚又一次得势，在12月19日跟周恩来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包括王若水）的时候，如监军般盯着周言不由衷地说批极左原是针对外交工作中的偏向，至于批林，还是要批他的右云云。当着中央文革的面，周还特地告诫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一点怨气，感觉错了就要改……此事见于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七章《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以及王若水《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整风方针上的分歧》一文。高书是久已发行的，王文也是在网上广为传布的。另有一篇署名“纪东”的网文，作者称自己当时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曾亲眼看到总理在人后恨恨不平，甚至口吐“国骂”：怎么不能说极左？明明就是极左嘛！

这几位的记述，足以证明周恩来既想纠偏但又不敢违逆毛和文革诸子的痛苦境地。但他们几位都没提到国务院业务组在同一时期（未逾两周）召开的那次审干会议。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它曾发生，也许是因为组长周恩来毕竟不曾出面主持故而难说责任谁属。可是，想一想吧，若无周总理同意，国务院业务组在“解放老干部”的热潮中会匆匆来那么一脚蹊跷无名的高难动作么？除了周总理，谁又需要弄这么一出虚晃一枪的戏码呢？……

看官，这个事件既无官史记载，也无亲历者在世，提起它还有什么意义，您自能评断，在下就别再往下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