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哈佛大学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接受中山大学涂炯、张文义的采访纪要，发表在《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第42卷，第4到第9页。涂张问，凯回答。凯老师的回答都很好，值得读。其中有一段特别认同，摘录如下：
我学习时代的大学已经被改变了。现在你们理所当然认为的大学，已不是我读书时的大学。我年轻时，没人讨论影响因子，我们没有影响因子，没人在意发表的文章是定量还是定性，人们很高兴将自己的书出版。但现在，我们把自己纠缠在一些事情中，比高影响因子刊物。有一件发生在我身上有意思的事，我总鼓励我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发表中文论文，以传递知识和扩大学科发展。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愿意发中文论文，因为他们的大学对发表中文论文给予的承认比英文的少很多。我认为这真的非常不好，真的很糟糕，是一个问题。
我就更好奇了，猜这凯老师太太肯定是个华裔。结果一找，泪都催了出来。她是如假包换的白人，是哈佛的汉学家，带了凯老师去长沙长见识，后来断断续续他们俩在中国有七八年吧。凯太太59岁得了帕金森，而且是先目盲的罕见品种，凯老师就放下工作陪护，身心俱疲。凯太太一病就是12年，凯老师自己是斯坦福医学院毕业的，哈佛医学哲学双博士，这一路照顾下来，写了“日记”（日记怎么常常和病一起来啊？），编成书，出版了，题目是《关爱之灵：给一个丈夫和大夫的道德教育》（The Soul of Ca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凯老师说，这医学院好多没教呢！生活才是教大家关爱的大课堂。凯太太走了之后，凯老师又满世界跑，最有趣的是带了麻省理工发明的机器腿去问上海的老太太想不想穿上来帮助她们走路。老太太告诉他，在上海穿马路，她们自己的腿虽然老了，但是可以应付，穿了机器腿，估计会给车撞死。凯老师就回去告诉工程师要学习当地文化。这阵子疫情，凯老师也没闲着，组织哈佛及其他高校的专家，开网上的研讨会，自己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各种呼吁把人当人看、要重视文化。凯老师开创了西方学术界的“健康人类学”，是一位泰斗，也是热爱中国的一位好老师。没想到他的太太竟然不是华裔，更没想到他们夫妻爱情如此感人。因为我认识的汉学家，大多有个华裔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