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桥 名博

7/5/2024 ～ 7/7/2024

小时候的课本，每次讲到台湾，都会提一提阿里山的风光，日月潭的山水。我们在台北停留五天，去阿里山不太方便，但通往日月潭的国光公交始发站，就在与我们酒店一街之隔的台北转运站。

我提前一天买的票。从酒店走到台北转运站，短短五分钟的路程，我出了一斤汗。看到售票员，我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去往日月潭的公车上有空调吗？”

售票员诧异反问：“怎么可能会没有？”

我也觉得不可能没有，就是想要一个安心。天气热成这样，去往日月潭的长途公车单程近四个小时，没空调肯定活不过去。

至于为什么不坐火车？火车得去台中转车，而且价格比公车贵一倍不止。

我订了七月五日早上8:20的票，当晚5:15分返回。如果不堵车，应该有四个小时能待在日月潭。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花四个小时玩转一个地方，算得上generous了。在美国时，去到国家公园，我们通常也只能贡献出生命中的两三个小时。

出发那天，早上七点我就摇醒了所有人，催他们洗漱。赶长途车，宜早不宜迟，因为这是一趟通往日月潭的末班车。

我们下楼买了一袋鲜肉包，徒步前往台北转运站。

关于在公车上能不能吃东西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查了很久。我了解到的信息是：疫情期间，公车上一度明令禁止——这个可以理解，那时候大家都戴口罩，吃东西的话，还得把口罩摘下来，有可能危害公共健康。现在就没那么严格了，能吃，但不鼓励吃。

相比之下，捷运就严格许多。前几天我们拿只包子进站，一个年轻人特意跑过来说：不要在捷运上吃东西哦，会被罚款。我查了查，果然，搭乘捷运时禁止吃食，违者罚1500～7500新台币。

在人家的地盘，得遵守人家的规矩。网上查了那么多，我还是不放心，临上车时，又问了问司机。司机大哥说：“怎么不能雌？饿了就得雌啊。”

台湾人民很喜欢用反问句，有没有？

去日月潭的一路，中间停靠好几站。这是司机的小幽默。

说好要开四个小时，其实三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日月潭国光客运站。

我查到的三站式游湖门票（或者说，船票）价格是成人300NT，儿童150NT。下了车，我一路寻找卖票窗口，怎么也找不见。我问路旁的一个小哥哥，他朝身后的摊位一指，说：找她就行。

被小哥哥指中的老婆婆站了起来。她大概七八十岁的年纪，皮肤烟灰色，眼珠已经浑浊，头发半灰半白，身上披了件制服一般的黄马甲。她半弓着腰朝我们走来，一见如故地拉住我的手，说：“我这边就卖船票，我给你优惠。”

要不要这么自来熟啊？我轻轻挣脱她的手。听说台湾骗子也挺多，我不会是遇见骗子了吧？我尬笑着，寻思怎样拒绝她会比较不粗鲁。

老婆婆却按住我的胳膊，说：“成人原价300，我给你200，小童150，四个人总共700。”

这原价和我查到的一致，看来她没有骗我。我停住脚步，问：“这里买票，不需要去官方售票点吗？”

老婆婆说：“我们穿黄马甲的，就是官方售票点。”

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后，老婆婆口授说明书：“前面那个入口，你们往左拐，走下台阶就能看到水社码头。你们坐哪条船都行，所有的船航线都是一样的，中途会停靠玄光寺和伊达邵码头，最后返还水社码头。每一站下船后，你们想停多久停多久，只要记得从同一个码头返船就行。”

水社码头也算一站。谢过老婆婆，我们先在码头周边逛了逛，吃了顿中午饭。

然后去搭船。水社码头上湖光山色。

第一站玄光寺。

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京取走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战后将部分灵骨送给了中华民国佛教协会。灵骨于1958年被临时安奉于玄光寺，后被移奉至日月潭的玄奘寺。

玄光寺建在半山腰，供奉玄奘菩萨的金身。游客们需要步行上山。

站在玄光寺前的平台上，可以一览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风景是秀丽的，但我们领略过班芙、瑞士等地山水的神级容颜，日月潭的姿色就显得平庸了。来这里，与其说观景，更多是为了圆小时候的宝岛梦——不看日月潭，会惦记一辈子；来过了，以后就不用来了。

玄光寺朴实清雅

蒋小诗入寺给外婆“请”了一张玄奘大师的明信片，开心举着它到处合影。

游船停靠的第二站，是伊达邵码头。码头摆着圆润可爱的卡通青蛙雕塑，人称Q版九蛙。

伊达邵本是当地邵族（原住民之一）聚居的地方。这是原住民装扮的雕塑。

现如今，这里已是一个典型的游客小镇，卖山野菜，卖小米酒，卖蛤蜊啵啵锅。

在伊达邵站下轮渡时，船长给大家分发冰激凌优惠券，每张折扣10NT。等我们找到指定摊点，发现每份冰激凌要价120。比起前几天在台北地下街每份20NT的价格，我们扔掉优惠券，转去附近的超市给孩子们买了和路雪。

就这样，下午三点多就游完了日月潭。我们返回国光公车站，发现下一趟公车4:45分开，比我们买到的5:15分要早半个小时。

我问售票员可不可以改票。她说，可以改，但不推荐，因为我们买的班次是豪华车，带厕所，各方面条件都要好一点。而4:45那趟比较便宜，票价才三百多（我们的票价好像468，还是486）。改乘不退差价。售票员又说，其实我们坐晚一班的车挺好，到了台北不会堵车，有时候三个半小时就到了。而4:45那一趟通常挺堵，不会比5:15分那趟早到多少。

4:45的那趟司机也说，他载我们没问题，但如果（下一站）埔里上车的人多，我们会被请下车，改等下一趟。他又说，今天星期五，埔里回台北的人应该会很多。

他们这样通情达理地解释，让我感觉很好——既满足了知情权，自己又掌控了决策权。我们决定，还是乖乖等5:15那一趟吧。

等车的小朋友，一个躺倒，一个蹭看陌生人的手机，全无礼仪。

我看了看车站贴出的日月潭景点，四周的景点密密麻麻，我们只去了其中三个，当真走马观花。

汽车经过台中时，看了一场美丽的落日与晚霞。

到达台北市，是晚上八点半，蒋先生带孩子们去吃Pizza Hut，我独自去了宁夏夜市。

这一次，把上次想吃却没肚子吃的东西都吃了一遍，还买了一只裹满黄瓜的爆浆鱿鱼带回酒店吃。

往回走到台北总站的捷运通道口，我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正数着手里的硬币原地转圈。他看起来满面焦急的样子，大概是凑不够买票回家的硬币。

我兜里的硬币铛铛作响，犹豫着要不要帮他一把。他倒是主动拦住了我，直截了当问：“你有没有540？”

我果断说没有。这就太像骗局啦。如果差钱搭捷运，要个四五十还情有可原。540？我们去趟日月潭才400+新台币，这位先生，你是打算坐着地铁去台南吗？

他听见我的回复，脸一沉，焦虑之色消失得无影无踪，转过头朝别处张望。

看着更是骗局了。

到达台北的第四天，我们陪蒋先生去了趟国光数码新天地。

蒋先生的笔记本电脑是旅行前新买的，这一年跟着我们走南闯北，被摔过几次，又被孩子们踩过几脚，这会儿，电脑翻盖跟主机已经闹起了分手的把戏。他听说台湾电子产品服务业很发达，打算送修一把。

国光数码新天地是一座六层的大楼。一到五层卖各种电子产品，维修服务基本上集中在六层。我们一层一层往上爬，顺带参观了各种新潮的电子用品。

蒋小诗到哪都能与其他小朋友玩成一片。

来到六层，访问的第一家维修站店主说：翻盖需要更换，价格3500。但新的部件要等星期一才能跟厂家预定，因为周末人家不上班。

可我们星期一就离开台湾了。

又问到一家——那人说黑色的翻盖要预定（蒋先生的电脑是黑色的），但白色有现货，当天可取，要价4500。

蒋先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喜滋滋跟我说，这是一个好deal，这样他就不用买新的电脑了。

想起之前在老东家上班，一个搞工程的老同事说，但凡有新建项目，预算之上还要再加30%的contingency，这是经验法则。我感觉，这次出行，各项花费本可以落实在预算之内，现在一再追加款项，全是蒋先生搞出来的事儿。他生病也就算了，可走到哪里都要买——欧洲买，泰国买，到了台湾，买双贵贵的鞋也就算了——那是刚需，这会儿修电脑，还觉得自己赚到了。。。只能说，钱都是他赚的，忍吧。不然，我辛辛苦苦省下来，他挥挥手指头加倍花出去，得是多么深刻的阶级矛盾。

我打开手机，想从加币账户转更多的钱去小绿卡，填补contingency的窟窿。这才发现，有段时间没转钱，小绿卡收取的转账费用水涨船高了。Interac以前几毛钱的事，现在要收六七块。好在，我们的行程（需要用到小绿卡的部分）已近尾声，要不，还得费劲寻觅新的银行卡。

从数码城出来，蒋小诗说要吃“东北大饼”。

前天陪蒋先生去“马拉松世界”买球鞋时，我们从“中山纪念馆”地铁站下车，路过一家“吴师傅东北大饼”店，买了两张大饼。蒋小诗咬过一口后，就要把饼塞进我的背包。我以为她不爱吃。她说不是，是这饼太好吃了，她不舍得吃掉，要留着以后慢慢吃。

这会儿，她又惦记上大饼了。难得她有如此爱吃的东西，我们决定陪她去买。

我以为“国父纪念堂”和“中山纪念馆”是同一个地方。国父不就是中山，中山不就是国父吗？

一家人坐蓝线到达“国父纪念堂”站，在捷运站四周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大饼店。我翻开谷歌地图，发现大饼店远着呢，在好多站地开外的“中山纪念馆”。

不得已，叫了辆Uber，去找中山纪念馆，啊不，大饼店。

顺便在中山纪念馆转了转。

总结一下：我们的旅游方式，叫“买椟还珠”式。逛中山纪念馆，是因为买大饼路过。

在附近吃了顿饭，蒋先生折返国光数码城取他的电脑，我们娘仨回酒店。我在房间整理行李，孩子们躲在卫生间不出来，叽叽嘎嘎很热闹。

我走进去，看见两个小孩正蹲在地上，脑袋凑在一起吃吃笑。

我问：“什么这么好笑？”

大核指着地面一块瓷砖上的花纹说：“Mr Simpson。“

我一看，可不是嘛。赶紧拍照留存。

在台北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野柳地质公园。

没料倒，这个海滨地质公园，热出了台北那几天的新高度。

从长途公车下来，去往公园还要走600米。我们一路走，一路躲避太阳。

终究没能撑到公园，大家就热趴下了，在路边找了家生意看着不错的餐厅，吃饭避暑。

餐厅名叫福满楼，是一家海鲜楼。我点了一份四人套餐，结果浪费一大半。孩子们除了米饭和鸡肉，啥也不吃。我一个人对付四五盘海鲜，蒋先生就吃了几口刺身。

野柳公园不大，但这里号称是“地表最接近火星的地貌”。

这对蒋大核来说很有吸引力。听说火星表面平均温度零下四五十度，他一路上作呆滞冰冻状，哪怕我们已经热到浑身汗湿。

野柳公园的蘑菇状风化石，很有特色。

最著名的要数“野柳女王”。那是一尊顶着非洲发型的脖子长长的女性侧脸。大家排着长队跟她合影。

蒋小诗有轻微的湿疹，天一热就浑身痒，她就使劲挠，尤其两条腿，挠到恨不得换层皮。

她说她快死了，果真就躺倒在了地上。结果地面太热，刚躺下就一骨碌爬起来——被烫还魂了。

蒋大核因为有“漫步火星地表”这一信念支撑，竟然顽强陪我们走完了全程。

晚上回到酒店，大核说妹妹的腿不舒服，给她搞起了腿部按摩。

这一套，应该是从泰国的足部按摩店学来的。再次体会到，孟母三迁有多必要。孩子们的模仿能力实在强大，家长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把他们投放到配得起他们未来的环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