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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老子(旧文,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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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老子(旧文,新后记)

杨道还  4/20/2019

(沈善增先生去年三月(2018年3月27日)仙逝,享年69岁。沈善增晚年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著有《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等书,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解老庄有创见的作品,对我颇有启发。我只读过其书,不识其人,去年夏天才偶然惊悉噩耗,心里难过了很久。这篇文章算是晚来的一个悼念。)(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一)

沈善增在《还吾老子》中指,中国人对德的认识和德概念的形成,先于道。

德的概念和意义在殷商时代已经成形,例如《尚书》中对德字的广泛使用。虽然道一字的发源或者比德早,但流传至今的道,是老子发明(启发以使人明瞭)的。沈善增说, 老子讲道这个名是“强为之名”,表明了道的命名权的归属。这是非常透彻的见解。不管道在老子之前是什么,老子之后,提到道,就是老子所命名和阐述的道。其它的道只能特指,需要加上定语,另外说明。因此,道的确立,以《老子》一书的出现为标志。(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与此类似,君子一词,早已见于《诗》,但自从孔子对君子加以阐述,讲到君子,首先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孔子所讲的君子不同于其它的君子的涵义,自成一概念。其它所谓的君子,此后只能特别说明,其重要性和影响远不能孔子所讲的君子比肩。这就如太阳出来,任何烛火都黯然失色一样。

老子所讲的德,大体上继承了《尚书》中德的含义。德的意义的发展是从物而来,经过综合,得到“物德”(胡适)。用于人,又添有了“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的意义。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德又有“自其所得之谓德”(江袤言)的意义,与物德一脉相承。庄子所讲的德人,犹如讲人作为物的德,即,我行我之素行的,禀之自然的人。因此可以猜测,老子的道,是从物,物德,德与得,德道,道本身这一顺序的存思而来。

简而言之,人作为万物之一,像物一样有自身的特性,一个特性即是一德,如《国语》里“异姓异德,同姓同德”。引申之后,人像物一样的特性,是外在的,如身体出身,属於得;内在的,如性情心灵,则称为德。《庄子·德充符》将残疾,丑陋,和病人外在的得,与内在的德相比较,得出人的德比得更重要。这就使德与得的区别明晰起来,德性,德行一类的概念因而得以建立。(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德性,德行是人格的。人可有德,也可以有得;但物只有得。物的德,如玉有五德等,是人格的投射,不是玉本身有的,而是被人格化之后赋予的,移植的。庄子所讲的德,以下又转入社会道德。身体的残疾,丑陋,和病,是以俗观之的得,贵贱不由己。但德性,德行则是人自己的,贵贱不由人,而在于自己贵德。(“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庄子的这一德,也是儒家所奉行的。孟子的“自反”,即是贵贱在己的德性的价值观:审视自己德性,足贵的就坚持,即便有千万人反对(俗价值的反对);不足贵的就不保留,哪怕面对世俗价值中卑贱的人(的反对)。(注1)道家的道德据此与儒家的社会道德相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人格道德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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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沈善增认为,孔子所见的老子就是《老子》的作者。这个老子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讲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孔子世家》记两人会面有,“(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广大的地域里,老孔竟然大约同时,并能会面,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但小概率不意味着不能发生,如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也相差不远。从黄河和长江的流域的后见之明来看,这是个奇迹;但从源头来看,却很简单,没什么出奇之处。道儒的源流也是如此。

钱穆怀疑老子后出,晚于庄子。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是,认识有先浅后深、先简后广的规律,而《老子》甫一出世,就显示了深远而详备的思虑,犹如凭空而来,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因为郭店战国墓竹简的出土,我们已经知道庄子时,《老子》已经成书,所以钱穆庄先于老的论断是错误的。(注2)

但钱穆提出的问题仍然有效。如,钱穆举《老子》第一章提出名的问题,而名学盛行应在战国名家之后。沈善曾的“德先于道”,为回答钱穆的问题,提供了关键思路。德在先,那么名也可在先。名家的盛行虽然在战国后期,但最早的名家是春秋末年郑国的邓析。邓析与子产大约同时,子产的生平有很多记载,在老孔相会时代之前,是毫无疑义的。邓析作“竹刑”,他的名辩理论,应该是从解说刑律条文中得来的,可以说也是法家的源头。郑国是畿内诸侯,与周王室地域相邻,交往频密,所以邓析的学说,即便影响不广,传到老子那里也没有难度。(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这样至少《老子》中的德、名、和刑都早有出处,不是老子凭空先知先觉的。至于礼,从周公那里开始,更是来源已久。从《礼记·曾子问》中来看,老子对礼的知识和理解尤胜于孔子,这一章中四次谈到老子在礼上对孔子的指教。李宗吾说,孔子见到老子,有如虬髯客见到了李世民,默然心死,遂另起炉灶而讲仁。这个说法很风趣,未必真是如此,但孔子认为老子“其犹龙耶”,认为难以忖度老子的道行,倒很可能是的确的。现代人读《老子》,除了一些狂妄无知之徒,其他人大概都是这个感觉。孔子见到老子时,没有提及仁,是难以想象的。综上,《老子》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德、仁、礼、刑、和名,都是老聃可以接触到的。其余的待考,但应该足以回答钱穆的疑问了。

(三)

沈善曾又指出,老子的书,是为侯王或者周天子所写,这一点从行文中,老子从不自居臣位,而总是从天下视角发言可知。因此他有个推论,这本书是天子或侯王宝藏之书,是秘籍,不容他人轻易读到。这解释了为什么《老子》的话,很少被当时人引用,这里的原因至为简单:他们没读到。(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称《老子》为秘籍,只是不流传的意思。这样的一本书不需深宫紧锁,只要将其归类为“臣庶勿用”一类的用品,在当时的等级制度里,已经足以让平民以至于贵族学者无从一见了。《老子》是深刻抽象的理论,一旦写成,以老子的“绝圣弃智”,或简本里的“绝知弃辩”的观点推断,老子自己大概也会认为没有必要流传。

郭店战国墓的墓主,有人据出土的杯底铭文“东宫之师”,推测是楚太子的师傅。作为教师,教材总是要有的。这样的身份,能读到并保留《老子》的节选本,与沈善曾的假说是相符的。

与简本《老子》同时出土的文献,有显然是老子的学生或道家后学的文章,以及子思的文章。如果老聃不是《老子》的作者,《老子》又作于孔子之后,墓主应该能够确切知道作者是谁。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人,无名,无踪迹,无引用,书却能在贵族中流传,似乎不大可能。“东宫之师”为何要去读这样的书?如何能找到?《老子》若作于老聃之前,那真的是无名了。(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老聃与孔子的会面,在多种古籍中被提及,并有对话细节,但这些细节与《老子》中的话语,重复度很低。从《论语》的编纂看,孔子与学生的对谈,多是有记录的,或者当时有专人记录。像孔子早年在陈绝粮时与子路的对话,如果不是慌乱中,还有人专门记载的话,不是遗失,就是凭记忆保存,或者伪造。众门人对孔子崇敬至极,有地位的人不少,编辑《论语》时,凭记忆无凭据的东西只怕难过关,有凭据的尚有很多没有入选,伪造的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老聃与孔子的会面的交谈,可能有现场的记录。但除此之外,老聃这样一个博学,可以为师之师的人,却没留下任何私人记录或著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沈善曾这一假说,也可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老聃写了,但不能给孔子抄一部;对话只能随话题来,没提到与《老子》有关话题,不能照自己的书本宣科。

《老子》书,很难懂,很难用,又很难得到。韩非是宗室公子,比太子地位差,但图书一类的待遇或者差别不大。从常情推断,在韩国的公子中,韩非的才智显然鹤立鸡群,不传给他,又传给谁?所以到了韩非,能懂,能用,能得到,三者齐备,才有了《解老》《喻老》。(注3)从这里开始,《老子》这本秘籍才算是部分解密。

(四)

总而言之,沈善曾关于《老子》作者和成书的推测,可以将很多细节穿起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沈善曾的推测,是我所见最合理的一个。如果上述猜测是对的话,那么庄子必定是绝代天才:他无从读到《老子》,却自成一家,思虑精深与老聃冥然天合。当然,说庄子天才,不能仅凭这一点:据说是闻一多所讲,中国哲学,必提老庄;文学,必提屈庄。这个大概够了。

注1.《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随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我曾从孔子那里听到关于大勇的说法: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不在我这一边,那么,即使对方是一个卑贱的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以此来显示我的勇气)。如果反躬自省,觉得正义的确在我这一边,那么,对方纵然有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注2. 此前在博文回复中我提到,“据李学勤《孔孟之间与老庄之间》,楚墓简本证明,老先于庄。简本《老子》覆盖范围,已经及于道经和德经,见wiki郭店楚墓条。也就是说,那时,大概孟庄时代,《老子》已经有了个版本,根据通行本能认出来若干章。如果说《老子》写于孔子与孟子之间,那么墓主应该能够得知作者是谁。竹简中,子思的思想被辨认了出来。而《老子》的作者或多个作者,在孔到孟间的历史没有像子思那样留下任何后人可用以辨认的痕迹。或者其原因是没有痕迹:作者就是孔子亲见的那个老子,只有一人。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所有传说中,与孔相见的老子是最可能的作者。孔孟期间,对《老子》小改抄错或者有,但积累而成,很难讲,看轻了其中的难度。另外,《庄子》中所讲古人对话,内容可能是杜撰(应说庄想当然),但人物时代似乎从未搞错,让关公碰上秦琼,《庄子》中也有老孔对谈。(杨道还原创,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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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 日前与万维仁爱兄交流,仁爱兄讲:“比如韩非子《解老》,尚与今本《老子》有所不同 一一一 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一字之差,咫尺千里,……。”我回到,“韩非所讲,可能自出心裁,但也解得。孔子也是“志于道,据于德”,然后才有“依于仁”。心有体,无志无据,仁无所立,也就不可依。韩非贵公子,得亲见《老子》书,未必就是他的臆想。”

 

后记 7/19/2023

 

近日读到樊波成《老子指归校笺》(2013年8月,注1)一书的简介,忽然又想起沈善增。此书间接佐证了沈善增关于《老子》的观点,不知沈善增生前有没看到此书。《还吾老子》多年前读过,有没有提及这一节,漫无记忆,遂有此后记备忘。

 

沈善增解《老子》,认为德篇(38-81章)在先,先有了对德的论述,然后才是用道的理论去解释德何以如此。因此沈解,先解德的脉络,然后将道篇(1-37章)与之对应。显然,沈不认同《老子》是无系统,是散文诗集这类的观点。

 

现在很多国人认为中国经典文献无系统。这种误解大部分是出于人与亦云,道听途说。讲的人,没有仔细读过这些经典;而极少数读思过的,又学力不够。批评经典无系统的人,往往据西学而讲,但西学的系统又是什么?西学分科而治学,正如盲人摸象,有人研究象耳,有人研究象牙,各得其妙,号称有系统。但此系统非彼系统。那大象,才是真正的系统。现代西方有人认为学科的前途多见于交叉学科,也即是打破小系统,才见大系统。国学经典正如那头大象,广大到“道出天地有形外”,其细微达“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两者是一体的、系统的。

 

经典的系统,须有其人,才有其解。举例来说,《易经》的数字系统是完备的,传入欧洲,数学家为之赞叹。卦象间又有《系卦》贯穿,传说是孔子所作。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序》中缕述《德经》的连贯性。至为难懂的《中庸》篇,也有民国袁焕仙将其融汇贯穿,袁焕仙此解就是为反对无系统说而作的。《老子》提出之道德仁义礼,见于百家十数种典籍中,次序与解说大同小异,此一系统结构,至民国李宗吾始能重新提出并更进一步发展。笔者所见有限,当还有他人达此境界。上述数人,不仅学力为他人难及,更需思维广大深微。这里所用的思维,或可称象思维。象,如韩非所讲,“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数人,都是巨眼见象者。

 

回到樊波成,樊波成认为:严遵《老子指归》(注2)不是伪书。今道藏本《老子指归》不仅有《指归》,也附有《老子》经文和注文。该注文通篇押韵,参其用韵特征和用字特征,可知作于西汉蜀楚之地,亦为严遵亲撰,也就是过去认为已经亡于六朝隋唐的“严遵《老子注》”。

 

樊波成的阐发,就笔者所知,有个旁证。《老子指归》中有《德经》40章,与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君平说二经目》现存本中所讲的“故上经四十而更始,……,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在“上经”的数目上吻合。现在流行本的《老子·德经》所分章节与严遵所分略有不同,如《道德真经指归》上,将流行本《老子·40》“反者道之动”,与《老子·39》“昔之得一者”,归为一章。这样归并,属于不同的章节划分,导致章节数目不同,本无大意义。但却因此可以推知,至少,《老子指归》与严遵所见的《老子》,章节划分是一致的,又如,合《老子·39》与《40》为一章等也是一致的。樊波成的书,想必对此有更为详尽而可靠的分析。

 

这样一来,《德经》就是“上经”,在《道经》之前。这与马王堆帛书甲本《老子》里,《德经》在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严遵所见的《老子》也是《德经》在先。《德经》在先,不再是孤例。这就为沈善增的观点,增添了一个佐证。


 

注1. 汉代《老子》学著作的重新定位——《老子指归校笺》读后


注2.《老子指归》一书可参阅“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老子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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